重提一段公案　

·杨淼·

　　有暇整理旧书，不意从书架上坠落尘封已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一册，
捡拾之时，发现打开的地方恰好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自序》。这篇长达几
万字的自序可以说前无古人。鲁迅先生当年曾讥刺，司马迁偌大之《史记》而
自序甚短，而该自序竟达『一百多版』，『浩浩洋洋至此。禹而尚在，也只能
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对于顾先生『禹是一条虫』的考证，鲁迅
先生曾在多处作了嘲讽，虽然后来顾先生也放弃了这一说法，然而以现在的眼
光看，这场争论仍有其不可轻忽的价值。
　　说到《古史辨》，不能不说到顾先生『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
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假说。他以尧舜的事迹为例，认为《诗经》和
《尚书》中全然没有说到尧舜；《论语》中有他们了，但事迹还不清楚；到《
尧典》（顾先生认为『靠不住』），他们的德行故事才灿然大备起来。因而，
越是后起的东西，就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更晚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
晚辈。总而言之，他断言尧舜这些名词乃是『由神变人』，即先有神话传说，
以后才逐渐坐实了成为『历史人物』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史所包含的
真实性。
　　发生在『五四』时期的这股『疑古』之风实际上是渊源有自的。从近处看
，则是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实证』主义的余绪。譬如乾隆时以《考信录》著
称的崔述便是一个『疑古』派。说得远一点，汉的王充，唐的刘知几，宋的郑
樵等，都是开了『疑古』先河的人。就连孟子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但是纵
观以往的疑古派，都持严谨求索的态度，推论较有节制。应该说，『疑古派』
是有它的功劳的，他们打破了盲目崇古、信古的旧习，在古史的探索上留下了
自己的足迹。《古史辨》派踵继前人，步子也迈得更大，不仅怀疑战国秦汉魏
晋，而且矛头直指正经，终于对古史来了个一古脑儿的大扫荡。鲁迅曾谓，『
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
史「辨」成没有。』这确是一语中的的话。
　　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显然是存在偏颇的。以大禹为例，顾先生
认为『是否实有其人，已无从知道』，至于后世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看待，
乃是后人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了『一番历史安排』的结果。其实这正是颠倒了
因果。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先生说得最为中肯：『顾先生疑大禹之果否有其人
。我以为此等人诚已变为一事物的象征，但未可因此即谓其人之不存在。近来
中山先生亦渐成中国革命之象征，但中山之人之存在固吾人之所知也。』远古
人物的半人半神化，这并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现象，不能因为泼洗澡水连孩子
也一并泼掉。随着近年来史学研究和考古事业的演进，我们在对古史的了解方
面实际上正在超越一切古人。王国维对甲骨文所见殷人世系的确认，证明《史
记·殷本记》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大体是确凿可信的。原来被认为是『伪书』的
《文子》、《尉缭子》、《　冠子》等书也因地下发掘而变『伪』为『真』，
甚至有人对『铁案如山』的《伪古文尚书》是否孔安国所造也表示了怀疑。看
来，我们确实是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时候了。
　　最近国务院已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将其列为『九五』计划的
重点，这是我国学术界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对于弘扬中华文明、振奋炎黄子
孙的民族精神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既云『断代』，其前提必须是承认其
『实有』。如果连『禹是一条虫』的问题都不能先行解决，又遑论其余？『古
史辨』派消极方面的影响，使我们对三代史以及更早的古史研究战战兢兢，临
深履薄，迄无发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然而在关键的五帝三代这一段落却是恍兮惚兮、茫
昧无征的一片混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具备
了明确解决三代断代问题的诸多条件，作为一个历史学的业余爱好者，我热切
地期盼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早日到来。

《文汇报》　　（１９９６１２２４№１２）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