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作者授权新语丝在网络发表） 我看王朔 萧为 “我看××”是好的类型题目，就象几何学讲的“两点间最近的是直线距离” 一样，能轻而易举地把“我”和绝不相干的对象联系起来。况且以“我”为主，任 意挥洒，占尽先手。延伸到哲学上，说不定会闹出“主客体”的玄奥题目。记住不 要听成“主客踢”，那是中国足球迷的伤心地，足球又是当今中国的“四大俗（或 恶？毒？）”，不谈也罢。 这题目用于本文倒不牵强。回想起来，在读金庸之先，我就向人推荐过王朔。 要不是偶尔提及，自己也不相信居然会是这样。 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因去悉尼麦夸里大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会后顺访了 澳洲几所大学。因为算是社科院头一个访问澳洲的学人，所以在堪培拉国立大学时， 东亚语文系还郑重其事安排了一个座谈会。国外大学文学和语言学没有明显的殄域， 于是有语言学教师询问有无适合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小说范本。我知道口语的流动和 变异性极强，时与势移，一会儿一变。拼音文字字随音转，变化越发明显。唯独汉 字是象形文字，文从字顺，语言也相对稳定。但以北京话而论，从《红楼梦》到 《儿女英雄传》，再到老舍小说，然后是林斤澜、邓友梅、苏叔阳等的发扬，两百 年间，遣词造句和习惯用语发生的变化已相当之大。那么最新的代表是谁呢？我想 了一下，说是王朔。那位教师还仔细地问清楚姓名、作品的写法，记到她的小本本 上。说来有趣，从澳洲去到新西兰，我才开始看金庸的。 我搞古代小说。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大翻当代作家的书了。这倒不是头脑冬 烘得“非秦汉以上书不读”，而是失望，实在提不起兴趣。何况批评界的评价和自 己的观感相去太远，也不能信任。但王朔的几种小说却在偶然情况下翻阅过，人物 故事留的印象都不算佳，但记住了语言。 文革中我从北京到北戴河一所中学教了八年书，学生就是和王朔同龄的这茬， 没有升学指标的催逼，和学生的关系相当不错。王朔毕业，我也离开了教职。这茬 学生是失学的一代：文革开始后才上小学，没认俩字儿就批刘批邓，斗私批修，批 林批孔，然后批回潮，批周公，批邓，批四人帮。总之上学就是批斗，一批就是十 年。既无稳定教材，又看不到课外书，写出的作文全是一个模子，最擅长的就是现 成套话的“革命大批判”。“大批判”一经调转枪口，后来被叫做“解构”了，这 是后话。他们的父母也同样忙于批斗，无暇顾及教养，所以终日游荡无依，个性容 易畸形发展。和志满意得而后又苦大仇深的“知青”相比，他们已亘隔代沟，完全 两码事儿。玩儿不在一起，尿不到一壶。 正因为此，读王朔小说时，我有一种重新理解这批学生的潜意识。印象之一， 是文革前后中学生骂人的词儿，都淋漓尽致地写进去了。当然不光是骂街，还有些 自个攒的词儿，语法虽不通，却有股“哏”劲儿，象“过把瘾就死”啊，“玩儿的 就是心跳”啊，“爱你没商量”啊，“我是流氓我怕谁”啊，倒也朗朗上口。（“ 顽主”是趸的清末明初老词儿，就象“大腕儿”，即金庸小说中“扬名立万”的 “万”。“砍”来自东北兵团知青，亦与王朔辈无关。）但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这 股傻小子浑不吝的劲儿（有人赞为“个性的张扬”），和崔健的“摇滚”一样，刚 好与80年代中期以来的都市青年和大中学生的情绪合辙，因为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 冲击，以及多元价值选择，引起了他们的迷茫、彷徨、空虚、失落和紧张。在当时 “新时期文学”清一色“反思文学”和“知青文学”的暗淡的底色中，这种情绪和 语言显得极为“跳色抢眼”，于是一下子流行开来。 在一篇《续论“他妈的”》的文章中，我曾写到： “看过《动物凶猛》和据此改编的获奖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想必记 得在文革‘造反’的大中学生屁股后头，还跟着一帮拖着鼻涕的幼儿园和小学生娃 娃。这些娃娃长大后成了北京的作家和电影人，记忆最深的就是那时‘张口就骂， 举手就打’的快活时光。和三十年代上海‘普罗文艺’不同的是，他们自觉圆熟地 驾驭着‘骂’的语言，驶向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港湾。当代小说电影中类似语言的运 用，已经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其中也有出神入化，特能表现情绪和生存状态的， 也有点缀人物性格处境的，但更多的就是快乐快乐嘴。好在演艺圈人士本来擅长此 道，连真正的‘大老粗’们都为之赧颜而瞠目结舌，绝对不需要再‘深入生活’了。” “说来这背后还真有一套玄妙高深的‘后现代理论’，其核心只是四个字－－ ‘消解神圣’。据说美国的‘黑色幽默’，就是打把污言秽语写进小说开始的，比 如《二十二条军规》，比如《麦田守望者》，照说都是与‘文革之骂’差不多同时 产生的。看不惯了？懒得跟谁谁说理，‘骂’就意味着批判，‘骂’就代表着消解， ‘骂’就是‘后现代’。越是过去以为‘神圣’的东西，越是要痛快淋漓地‘骂’。 在这种气势如虹的鞭擗下，还有什么不望风披靡的存在呢？” 一开始，王朔曾受到正统派评论家的着意漠视。但随着他小说的流行，以及随 之而来影视编剧及改编的风行，风向开始变了。记得有次我为找人闯入会议室，里 面正在进行热烈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的辩论，好几个文学所和北大的博士争着拿 王朔说事儿，什么“消解”啊，“解构”啊，引经据典，真的似的。举办者把我摁 在座上，被迫听了一阵儿。一位外文所的老者曾提出反驳，自称写了“两本后现代 专著”的一个博士反唇相讥，说老者根本不懂，他是专门写信请教了某位欧洲权威 后，才有此卓见的。不料老者莞尔，说那位权威和他多年至交，经常往来，所述决 非此意。有了这次经验，我对国内学人的“后现代”理论平添了疑心，宁愿相信自 己的判断了。 王朔在影视界红火，起源于宾馆“砍出来”的新都市言情剧《渴望》。但更重 要的是得益于文化市场开放的难得机缘。盖因90年代初电视普及率和覆盖面直线上 升，而节目源却捉襟见肘，濒临枯竭。中央台搞的第一部连续剧是《敌营十八年》， 接着是以“普及古典名著”的设想，拍出来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好也是 这口，不好也是这口，攥够钱买彩电的观众正在兴头上，远不满足。于是“北京电 视艺术中心”的人精们，抓住这个与中央台叫板的机缘，独辟蹊径开始了策划。一 帮子文艺界的圈内子弟也自组班子，搭上了这班车。电影电视猛一通招呼，把全国 人民唬弄得一楞一楞的。难怪被王朔视为“兴趣点”和“支柱”。 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比如卢卡斯，比如斯皮尔伯格， 比如……成龙、金庸，就一直变着方“领导潮流”。可这几位爷，不是拿当爹当妈 的“老革命”开涮，就是指“小脚侦缉队”和小保姆说事儿，依然是“大批判”的 套路腔调，不过改叫“解构”了。从人格成长过程讲，未尝不是对失去孩童时代的 心理补偿和报复，在小圈子里倒也过足了瘾。偶尔有点都市纯情，可比日本青春偶 像剧显得太油滑世故，比美国青春歌舞片又太单调乏味。尽管依赖政策对国内文化 市场的保护，及不容置疑的电视媒体霸权，那么着坚持了好几年，可随着观众兴趣 转移，文化圈明白人增多，老戏法很快就不开糊了。到观众腻烦，媒体念三音儿时， 不光是王朔写不出来干着急，依仗爹妈就在圈内的那帮哥们儿，混得也“有点烦” 了。 王朔在口语化语言上吃到甜头，也以此自命不凡，藐视他人。其实不必。历史 证明，依赖口语的创作有三大局限或弊病：一是“鲜活”同时意味着果子市的“鲜 货”，时过境迁，易生霉变，道理即是前述“社会语言学”的课题。譬如书家视为 拱璧的王氏《大热》、《鸭头丸》、《地黄汤》诸“法帖”和虞世南之《左脚》， 皆当时口语写就的日常小简、手札、便条，用钱锺书的话说，“家庭琐事，戚友碎 语，随手信笔，约略潦草，而受者了然”，今人则非专家注释不能明白。又唐宋时 佛家唱经，艺人说话，更注重口语以为法宝，但却端赖文字稳定的说话“底本”流 传下来。二是口语用得恰当，对于刻划人物，提调情绪有益，个别的也出彩。但正 如味精出鲜提味，却决没有光吃味精的。王朔小说所以形象单调，人物扁平，部分 原由是他们都操着同一话语。三是光靠几句口水话挑着，不能擅称“京味儿文学”。 此中道理无他，盖蹬三轮、卖冰棍、练地摊的也会。有阵子满大街瞎饶的“文化衫” 上，都写着“烦着呢，别理我”，“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冷不丁碰上个把外地 商贩，也卷着舌头在说“爱谁谁谁”。前些年偶尔在摊上见到本《我是一只毒蜘 蛛》，里面收的文章差不多都是用王朔语言练王朔的，把京城没见过大世面小油子 的刻薄、阴损、傻狂、蛮霸摹仿得惟妙惟肖。我想这也是“社会语言学”的范本， 立马买了一册。 王朔的困惑和两难，就在于他纯粹是被机遇“催肥”的。自己个还没来得及好 好长开，花骨朵似的，就被一窝风撮进市场卖了个大价钱。无论个人成长的学养经 历，还是从艺以后的遭际运气，都谈不上“经风雨，见世面”－－但别又哭着喊着 往四人帮哪儿赖，很多他的同龄人又回到学校，或重新学习，补足了人生学养的成 长体验。当时的批评界应当负有责任，利用过他的出版、影视界更是难辞其咎。王 朔自承，小时候“我属于净挨打的那种”。从他的人格形成看，自傲和自负是一个 硬币的两面。大的文艺圈里，他自觉着是被排斥被轻视的，所以特别愿意强调不屑 为伍，时常以嘲笑讥讽与之对抗；小圈子又一度以他为中心，学力格调嗜好追求襟 怀气度过分趋同，以玩世不恭，调侃互骂为游戏，但闹崩就翻。王朔其实孤独，他 从来都没有可称为“朋友”的人生阅历，也没有易卜生《人民公敌》主人公的那种 成熟、坚持和主见。如果有心理学家对王朔作品进行分析，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篇 文章。 如果一个人惶惑愈深，自卑愈显。蓄积既久，难免想以突然宣泄，来寻求强烈 快感。这次他以“正统文学”自居，突然发动对金庸的“革命大批判”，符合他的 个性和路数，未必是自我“炒作”。炒作的好事者，恐怕是何记者和他的中青报哥 们儿们，老想煽出个由头，闹出点影响，也能理解，只是“编者按”写得驴唇马嘴 的，就像传统三口相声中“腻缝儿”蹩脚，一张嘴托不住两家话，打开始就散了黄， 只得自个踅到前台来当“托儿”。“戏法”没有玩溜，现眼了。 说起来，我还真的“看”过一次王朔，那是很偶然的情况，谈不上是缘分。好 几年前，电视台的朋友请饭。在石景山一家饭店里，忽然旁桌有人向我们这桌一位 先生叫老师，于是大家都回头去看。打招呼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导演赵宝刚，王 朔的座位正好和我“背靠背”，够紧密的，于是彼此瞄了一眼。那桌多是当红角儿， 这厢却无“追星族”，所以相视一笑，各吃各饭。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