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我写《北京法源寺》 □李敖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 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 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 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 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大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 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 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 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 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 自如。至于狗首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 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 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 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 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 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 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 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 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 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 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 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l’ 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 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 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 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 林渥（EvelynWaugt）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 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 的，只在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 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 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 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 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 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 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忠义、男性的悲壮。但 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 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 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严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 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 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 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 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 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 中，我另做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潭复生先生嗣 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 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 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 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 窗”，事实上，是我根据一九OO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 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 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 访的……）。清朝史学家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 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代 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产党献身 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钊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 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 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 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 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 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 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 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 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 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已 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 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 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 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原 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 “踔属敢死”（章太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 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 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 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 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