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林语堂与诺贝尔奖 赵毅衡 　　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任 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 尔文学奖。 　　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可拿，该拿，未拿到即身死，将有可能拿到这个文学圣殿座券的 中国作家，还真不少。这个题目谈不尽，此地只谈一下林语堂。林语 堂是作为英语作家被推荐的。候选作品《京华烟云》，没有一本作者 认可的中文译本，林语堂的其他七本长篇，当时也没有中译本。台湾 德华版《林语堂经典名著》二十一卷，是在他去世后，1980年译出： 当年林语堂是作为英文作家被推荐的。 　　我一直遇到一个难题：什么是中国文学。所谓“中国人”，即在 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人，只要用汉语写作，无疑问是中国文学，只不 过是“海外的”中国文学。那么中国人用英文写作，是否仍为中国文 学？ 　　在印度，在尼日利亚，在南非，甚至在新加坡，这个问题好回答： 英语是那些国家的法定语言之一，也是文化语言之一。而且，由于不 同种族之间交流的需要，这个“之一”不可避免成为主要文化语言。 所以索因卡是尼日利亚的英语作家，拉什迪是印度的英语作家，奈保 尔是特里尼达英语作家。没有人说他们是英国或美国作家。 　　但是，英语不是中国的法定语言，或文化语言之一。因此，“中 国的英语作家”这名称自我矛盾。这些作家写的是美加英澳等国的少 数民族文学。 　　“中国人”是否用英文写作，条件当然是他的英文是否与中文一 样好，像林语堂；或是英文比中文更好，像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但 这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他意图中的读者对象是谁。这个意图性极 端重要，无可掩饰，会从作品的各种特征表现出来。 　　第一个特征在文风：哪怕像林语堂这样，中文是典雅的中文，英 文是漂亮的英文，也无法做到写中文“一如”写英文。林语堂的英文 之作，都是别人翻译成中文，也有一些林语堂自己捉刀。请看林的英 文名著，至今英美人还读得津津有味的《生活的艺术》，如此开场：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的观点。我只想表现一种 中国最优越最聪明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 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实在异于现代的闲适生活中 所产生。 　　再看一眼林语堂用中文写的“小品文”，例如《脸与法治》：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 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为之，也 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的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 对方留一点脸面。 　　二者相去，何以道里计！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 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两者都已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 性”，是文之至美。林语堂的中文散文，绝对不会写成英文延绵环连； 他的英文传记，小说，也绝对不可能用中国人赞叹的简约并置。 　　而且，林语堂从来不用中文写小说，也极少用英文写幽默小品。 难道中国人不喜欢读小说？难道英美人不欣赏幽默？当然不是。我认 为，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写小说的能力。 　　这话听来太有辱先贤。且慢，我说的是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小说竞 争诺贝尔奖的能力。 　　奠定林语堂英语小说家地位的《A Moment in Peking》，起先林语 堂请流落在新加坡的老友郁达夫“翻译”，寄给了他五千美元的预付 金，郁达夫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践约。1940年林语堂经过香港，还与 郁达夫通了电话，敦请郁回到重庆翻译。郁在电话里只答应做下去， 却依然没有动笔，虽然也没有还钱。 　　看来林语堂不太懂人情世故，不知道从郁达夫角度想想这里的 “脸面”——二人年龄虽一样，郁达夫在小说上“成名”，却远远早 于林语堂。1939年林语堂大名满英语文坛，郁达夫却潦倒外乡。 　　此文不讨论文人面子问题。我问的是，为什么林语堂要请郁达夫 翻译？如果要“京味”，浙江人郁达夫，福建人林语堂，彼此彼此。 1941年郑陀应元杰译本《瞬息京华》，吾师卞之琳曾经称赞其标题， 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文字，与后来的译本《京华烟云》相比，没 有差到太离谱的地步。当时林语堂却很不高兴，特地在国内报纸广告 声明，“劝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林的英文，会那么精湛难译，比 英美作家还难？ 　　看一下此小说的英文本，或任何中文译本，就可以明白此中奥妙。 这本小说为英美读者所写：从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复杂 的事情简化，简化后还要仔细解释。路人皆知的社会情况，一挑即明 风俗人情，是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小说就得一一说来。因此，全书 像是把《吾国吾民》拆散，分头仔细讲解。 　　林语堂完全明白应当如何对付西方读者——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就 懂。1936年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三个中国名人 （陶行知，胡秋原，林语堂）对公众演讲此事。其他人侃侃而谈，林 语堂发言，却大讲Chang与Chiang并非一家子：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 蒋。一句话，首先弄准听众并非中国问题专家。结果，听众对林语堂 的反应最热烈。的确，西方人要把中国人名字读得出，分得清，记得 住，就得出一身汗。日本小说在此就占了便宜。 　　郁达夫作为中国小说大家，了解中国读者的“期待域”，林语堂 作为用英文写中国题材的名家，知道西方读者想要什么。他希望郁达 夫做的——我猜想——是弄出一本中国读者能欣赏的小说。 　　“以西方读者为对象”，有时反而给作者出乎意料的自由度。林 语堂的八部长篇中，就有《奇岛》这样的未来小说，1955年，在任何 中国文化集群中，都不需要这种“未来乌托邦”。另一本写晚清一个 女性追求爱情的长篇小说《红牡丹》，性描写之大胆，林生前表示， “译成中文，应删除”。其实书中还有不少场面，在晚清中国社会， 完全不可能，只是西方读者无法判断，给了林语堂方便。 　　无怪乎林语堂的八部小说，尤其是《林语堂三部曲》，在西方赢 得林的生前身后名，两星期前我还到BBC国内电台回答林语堂崇拜者的 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读到甚至听说过。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在西方走红的一系列“中国人”写的“中国 书”，例如近年的《鸿》，《叶落归根》等，中国人看了，不知好处 何在，碰了西方读者哪根神经。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事件来龙去脉， 完全没有时间切换的平铺直叙，似乎有点“小儿科”。其实这是林语 堂谈“Chang抓Chiang”的老路子。 　　而且，不仅是中国人写的英文书，西方人写中国而得大名者，中 国人读起来都不懂其妙处。赛珍珠的《大地》，韩素音的《目的地重 庆》，谭恩美的《喜福会》读来都让人觉得太简单化。要不，就是太 离谱；马尔罗的《人的境遇》写得有气派，但是有关上海工人起义的 史实，有关中国社会历史，错得无以复加。中国人读时，只能睁一眼 闭一眼。无怪乎40年代的英文散文名家“哑行者”蒋彝，写了十二本 英文游记，从来不让译成中文：他是个知己知彼的明白人。 　　反过来，我相信西方读者读《白鹿原》，《古船》，《马桥词典》， 不管翻译文字多好，都很难读得下去。英国报纸有书评家劝告说：读 者感到虹影《饥饿的女儿》时间穿插太难读，并不奇怪。办法是先读 《鸿》，明白事件前后，再读就可以读懂虹影的倒叙说的是什么。 　　这么一说，似乎我在呼应刘索拉的感叹“文化不可交流”？不， 中国读者读西方小说，绝非如此无能：《战争与和平》能读，《布登 勃洛克一家》能读，《玫瑰的名字》也能读。译文质量如何，也似乎 不是太大问题。中国读者硬着头皮也要读懂的决心，再复杂——例如 七颠八倒的俄国人名字——也难不倒的毅力，应当让西方读书界汗颜。 　　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现代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了解之透彻，远非光顾一下中国文学 的西方任何学术机构能比拟。如果让中国文学界专家（假定没有官员 坐镇）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会比瑞典人弄出的现在这张单子更准， 更精彩。 　　不少人认为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奖，是因为西文译本不够多， 不够好。这真是冤乎枉哉。以译笔流畅著称的葛浩文教授（ HowardGoldblatt）就抱怨过，他翻译的几十本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 本影响超出圈子之外。反过来《哈姆莱特》四种中译本，差别实在太 大，最早的朱生豪译本，粗糙了一点，却一样被中国读者读得津津有 味——文化能交流，在交流，可惜是单行道式的的交流。 　　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无法摆脱俯就的姿态：如果看不出妙处， 必是中国作家写得不好。不过，责怪中国作家水平差，西方优越感太 露，是犯大忌。于是指桑骂槐，怪翻译不够好，怪汉学家无能。 　　用这种态度读东方文学，相比之下文化史政治史不太复杂的民族， 如印度，如日本，如埃及，如尼日利亚，自然就比中国人占先。而写 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必须是知道如何为西方读者写作 的赛珍珠或林语堂。可惜，林语堂提名而未能获胜，从此“诺贝尔” 歌赋长恨，也成了使中国批评界（包括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 越弄不清的谜团。为此，已经费了太多笔墨，而且剑桥大学现在有人 写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作家为什么与诺贝尔无缘。 　　我觉得，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颁发诺贝尔的皇家学院看不懂中 国文学。再研究一下，为一雪这“世纪之耻”，中国作家有没有必要 学学林语堂，把精妙的中文，构筑复杂叙述的能力，都先搁一边，照 顾一下咱们的洋读者和洋裁判？ 中华读书报2000年03月01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