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龙应台   ◆只是昨天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北医院待产,从病床望  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深蓝。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  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  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政治制度、  社会结构、国风民俗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对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  只有龙应台这类××××,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  )。。。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  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  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那封闭、压制、  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  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五十年代有“自由中国”,六十年代“文星”,七十年代有“  大学杂志”,而八十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  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  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  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年月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  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国家?差不多就  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  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  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国家  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80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  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  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  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  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  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  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  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  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  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  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  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  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  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  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  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  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  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  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锲而  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  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  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  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  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  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  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  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  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  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  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炜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  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  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  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  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  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  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  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  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  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  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  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  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  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  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  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  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  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  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  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  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  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  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  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  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  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  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  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  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  “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  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  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  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  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  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  代的想象力。    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处  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  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  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  光火。    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听他们年轻的激越的声音。6月。。。。。。    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  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  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  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  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  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  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  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  “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现在怎  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  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  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  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八十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  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任特务横行  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十年代那饱受压迫  的政治异端,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八十年代我们  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  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  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  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  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  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  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  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  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  服里头又揉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  款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  纷攘攘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  括,或者说,尤其包括,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13年后,  她仍这么看吗?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  争取权利?八十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大卫仰  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九十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  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政治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  体的西服。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  说眩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表  新兴大众,不管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铜像,代表要打倒的国民党旧秩序,不管  他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权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  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政  策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  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透过报纸,草率形成。    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  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  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气、  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  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  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八十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弥  尔,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一八五九年。    在一八五九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  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  一八五九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  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识见短浅,阅历有限。八十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  想到小米尔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  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  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  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  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  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  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 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  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依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  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  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八十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  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九十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  无所不在。九十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  护少数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没有止境。    比较起来,八十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  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九十年代看起  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八十年代,贪  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九十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  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  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  体转到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    ◆来自黑暗    发现个人体质虚弱,当然不只是戒严后的台湾人。经过纳粹统治和共党政权  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国家权力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个人,到今天还在  讨论自由的危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眼看旧政权崩溃而新秩序无从建立,  丛林的掠夺原则得以盛行。个人体制相对结实的,全世界也不过英法美少数国家,  而他们已经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培养个人体制。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  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  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质:  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1987年的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个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动,  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是晴天霹雳第一回,不能不使人  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能承  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道,在1935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斩  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之  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在衡量台湾  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  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  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呢?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开始抨  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  权好,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你根  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充满自信。    胡适在20年代说过,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司机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  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唯  一的真理吧。       ◆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  个人最深邃的黑暗。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