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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声辩

何晓明

　　近年来，围绕“钱学”，学界的争论十分热烈。2000年1月，百花
文艺出版社推出李洪岩、范旭仑著《为钱钟书声辩》，笔者读后有些
想法，愿意贡献出来，向作者和读者诸君讨教。

　　读罢李、范所著，首先产生的感觉是，作者的主旨并非如书名所
示，为钱先生声辩（虽然书中也有此类篇章、但分量并不占大头），
而是针对争论对象，为自己声辩。例如，关于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钟
书》和《钱钟书与围城》的几篇文章，就是对着杨绛和王泉根、沙子，
声辩自己批评《吴宓先生与钱钟书》和《钱钟书与围城》如何如何有
理，而对方又是如何如何无理。又例加，关于《记钱钟书先生》著作
权纠纷经过，就是声辩在此问题上，杨绛的所作所为是如何的不近情
理，“凭丈夫的势力”，“恶意欺负卑贱软弱者”，而自己又是如何
“强自隐忍”，委屈求全而不可得。再例如，关于《钱钟书散文》，
就是指责董桥、张中行“两位大名人”不该为之“张目搭桥”，声辩
自己对《钱钟书散文》的批评是如何有根有据。再再例如，针对陵久、
章明、邵燕祥、纪红、赵光贤的一组文章，就更没有多少为钱先生说
话的意思，通篇都是反驳对方的批评，声辩自己的正确。

　　说到这里，笔者得赶紧声明，但凡是争论，争论的一方为自己声
辩，绝对无可厚非，而且应该提倡，否则，大不利于百家争鸣气氛的
形成，大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就此而论，李、范两位在“为钱钟书声
辩”的旗号之下为自己声辩，也就算不得什么错误，不应该受到批评。
但是，为自己声辩，也有一个怎样声辩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笔者
以为，李、范二位的某些作法，不太合适。

　　例如，为了证明钱钟书为杨绛《钱钟书与围城》写的“附识”靠
不住，就引钱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自传不可信”等等“从小
到老”的“一大思想”作依据；为了批评杨绛“实事尽可抛开，而且
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就引《七缀集》183页如何说，《管
锥编》1296页如何说作依据；为了证明杨绛所记“时间舛乱，缓急颠
倒”，就引《管锥编》第5册17页“夫人既察察为明，每亦昏昏如梦”
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讲，李、范二位对钱钟书的著作确实下过一番功
夫，各种资料的掌握也较熟悉。但是，像这样不作边际的“举一反三”
法，乍一看似乎十分有力，但仔细一琢磨，这种以比附作推断的战法，
其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为钱钟书声辩》中，这种作法处处都有，
如此而论，李、范二位就不是在“为钱钟书声辩”，而是拉钱钟书为
自己声辩了。

　　又例如，为了增加声辩的力度，书中每每出现尖酸刻薄、甚至是
人身攻击的语言。要纪红“撒泡尿好生照照自家”，说王泉根“心褊
狭于三毒，目迷离乎五色”，称章明“心术文风不好”，趁痛悼钱先
生之机，“泄私愤，放野箭”。这些都还不算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
说邵燕祥看起来“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其实“土埋到大半截了，学
术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
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

　　李、范二位作为年轻一代学术工作者，思想敏锐，文笔犀利，在
钱钟书研究方面也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思
想敏锐，文笔犀利不要用来挖苦人，研究的成绩也不好作为“抖狠”
的资本。二位十分反感人家称自己“钱学专家”，更拒绝别人指责自
己“自封”为“钱学专家”，都是谦逊的表现。但是，接下来又说
“‘自封’又怎么了？你何不也给自己‘自封’一下？你敢吗？”这
就有失学者的胸怀和风度了。

　　
中华读书报2000年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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