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一觉开封梦 许纪霖 《海瑞罢官》是与吴晗的名字分不开的。一个人与一出戏，竟然成 为一场历史浩动的导火线，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 的。 吴晗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六个春秋了，他被历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悲剧 性的人物。不过，时下的一些研究，将吴晗的悲剧仅仅解释为一场政 治阴谋的牺牲品，就文革的整体而言，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但就吴晗 个人来说，似乎应有更深的蕴味，与“三家村”中其他两位文人邓拓、廖 沫沙不同，吴晗并非左翼出身，原先不过是一个远离政治的象牙塔中 人。一个一度为胡适所器重的明史专家，为何以后会弃学从政，以至 于自觉地迎合政治的需要，去写最后招来杀身之祸的《海瑞罢官》—— 这里，或许蕴藏着吴晗人生悲剧中更深沉的一面。 三十年代初，当吴暗还是清华历史系学生的时候，他已经被史学 界视作明史研究中年轻的希望之星了。这一来得颇早的学术名声，除 了吴晗个人的史学天赋之外，不能不感谢当年中国公学时期的校长、恩 师胡适先生的慧眼青睐。一篇考证扎实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以及 《胡应麟年谱》，使胡适相信这个来自于浙江义乌乡村的穷学生，是大 有潜力的可造就之才，他亲自作函给清华校长，请求给予吴晗以特殊 的关照，以后又拨冗回吴晗一长信，建议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 代史料的专家”，并授之以治学的秘方。 那个时候的吴晗，也对得起适之先生的一片苦心。清华求学三年， 吴晗在学界风头甚健，又是发表《胡惟庸党案考》等学术力作，又是担 任《清华周刊》丈史栏主任，又是筹办史学研究会，又是出任郑振铎主 编的《文学季刊》编委。吴晗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众所公认。到一九 三四年毕业，傅斯年和蒋廷徽都抢着要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界新秀，清 华破例将这个没有留洋经历的本科学生留校任教。吴晗在中国最高的 学府取得了一席之地。 不难想象，假如沿着学者的道路走下去，吴晗在史学上的成就也 许不在胡适的其他几个高足，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之下。除了 胡适，当年影响吴晗学术风格的，还有清华诸师长蒋廷励、雷海宗、陈 寅恪、张萌麟等大家，胡适教会吴晗的，是考据学，蒋、雷二人，教 导他治史还必须运用综合研究方法；而介乎于师友之间的年轻才子、 史学家张萌麟则启发吴晗，史学作品要文彩斐然。另外，陈寅恪的考 据方法对他的影响也非同一般。因为博采众长，而且一开始就有方法 上的自觉追求，吴晗本来是大有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提供一种新的 范型的。 可惜的很，吴晗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能够让学者们坐在书斋 里安心治学的时代。几乎就在他考取清华的同时，“九一八”的隆隆炮 声就从东北方向隐隐传来，令人揪心，令人不安。在吴晗的性格中，有 沉得下心的内向一面，但也有骚动不安的外向一面。就在人们以为吴 晗潜心学问的时候，他那充溢着良知和热血的心灵深处，却隐蔽着难 以言状的苦闷。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大批来往书信中，保留着一封颇有 价值的吴晗来信。在信中，吴晗以令人惊讶的激烈语调抨击了在国难 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悲愤地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 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 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这是一个热血青年发自内心的痛苦。这痛苦几乎贯穿了吴晗的半 个人生，以后他的种种变化都可以从中找到端倪。“五四”以后的中国 知识分子，通常同时具有两种关怀，一种是与自己的专业志向相联系 的知识关怀，另一种则是与知识分子普遍良知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 怀。比较起来说，前一种关怀比较“现代”一些，那是要等到“五四”以 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群体出现以后才产生的，而后一种 关怀则源远流长，是中国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遗产和历史传统。如果处 于太平盛世，像吴晗这样具有学术天赋的学者，本来仅凭明史这门专 业就足以安身立命。但他偏偏身处乱世，知识分子内心那普遍的良知 不可能不折磨他，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中国，一个学者欲潜心问学，是 要付出一点代价的。不仅要有“隔离的智慧”，而且还要有点“学者的自 私”。但年轻的史学家吴晗纵然有“隔离的智慧”，却不能强迫自己，心如 枯井，漠然世事，良知使他痛苦，又不知何去何从，这等于承担了双 份的痛苦。无奈之中，只能向自己所信任的恩师求助，希望胡适能够 指点迷津。 胡适究竟有何回复，如今已无从查考。但几个月以后，胡适在《赠 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章中，教导学生在国家蒙辱的关头，更要有科 学救国的信心这一番话，不妨视作对吴晗的间接回应。看来吴晗是受 了一点胡适影响的，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就嘲笑了 学生进城搞爱国运动是“一窝蜂”和“赶时髦”。不过，不介人政治运动， 并不意味着吴晗内心风暴的平息，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在书斋内部， 通过读书和治史，缓缓发泄而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吴晗所选 的一些明史题材，多少与内心未实现的那一层社会关怀相关，比如《胡 惟庸党案考》考证的是明朝初年来朱元璋为独揽国权，为迫害宰相胡惟庸 而制造的特大冤案。作为一个明史专家，他最敬佩的是明末那些有骨 气、有气节的东林党人。一九三三年春，吴晗在书摊上觅得一册描写 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事迹的《碧血录》，激动地在书后写道：“读完此书， 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 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 告别，岂不快哉！” 尽管是一介书生，吴晗的内心还是有一长壮烈情怀的，东林党人， 这大概是他心目中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充满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虽 不能至，仍然心向往之。吴晗从学者到斗士的转变，自然是后来四十 年代的事，但在三十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经可以找到若干潜 因了。傅斯年曾经对胡适说过：“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在思想 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仍是传统的中国 人。”胡适认为“此论甚中肯”。连胡、傅这些留学西洋、受过欧风美雨 浸润的大学者，安身立命之处都不免“传统”，何况吴晗这样从未留过 洋的本士知识分子呢。 不过，在北平学界浓郁的学术气氛笼罩之下了，整个三十年代吴晗 基本上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专业岗位，连“一二九”运动和七七事变都没 有动摇他的知识关怀，让他离开安静的书斋，直到四十年代初，事情 才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浏览西南联大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它的前期，尽管战争是那 样地残酷，物质条件也大不如前，但因为坚信抗战必胜，相信政府的 领导能力，联大的教授们内心仍然充满了定力，学术气氛也一如三十 年代那般浓郁。从四十年代初开始，由于通货膨胀，教授们的生活水 准一落千丈，整天为温饱犯愁。社会地位下降了，政治态度也会发生 微妙的变化。吴晗因为夫人多病，而且要同时赡养两个家庭，无疑在 诸教授中首当其冲，第一个陷入贫困。书斋是呆不住了，心情又是那 样的压抑，再加上国民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也日益明显，这些外部因素 使得吴晗内心那潜伏良久的社会关怀，再也无法抑制下去。一九四零 年以后，三十岁出头的年轻教授吴晗终于走出了象牙塔，开始过问政 治。一般的联大教授（包括闻一多），通常要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以后， 才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吴晗显然先行了一步。在这其中，夫人袁震起 着某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袁震原是董必武的学生，她很早就参加革命， 思想左倾，她对吴晗的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后来吴晗与中共发生紧 密的联系，都是袁震牵的线。这样，吴晗的介入政治，从一开始就不 是自由主义的姿态，而是激进的左翼立场。 吴晗的挚友罗尔纲，曾以八个字评价亡友的性格：“豪放不羁，忠 厚诚笃。”豪放不羁，意味着吴晗具有东林党人嫉恶如仇、敢说敢为的 仕烈情怀。在那个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年代里，吴晗表现出惊 人的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由于他在民主运动中太活跃、太激进，传说 清华将不给他发聘书。好心的人劝他少讲点话，吴晗顿时瞪大了眼睛， 情绪激奋地说：“什么？要我少讲话？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 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灭亡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 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当 年联大的教授们，虽然因为各自的信仰差别，有唱高调的，也有唱低 调的，但他们的人格与信念往往是一致的。像吴晗和闻一多，不会因 为抗议专制政治有人身危险，或者要掉饭碗，就转而玩聪明的把戏，不 打主人专打走狗，在同道身上发泄仇恨，施行道德的拷问，以满足一 己之崇高快感。他们不会这样卑劣，他们总是以血肉之躯直面最黑暗 的势力，最腐朽的体制。那些温和的甚至保守的同事尽管对他们的激 进不一定赞同，甚至颇有微词，但无不佩服他们的人格，佩服他们的 言行如一。 由于知识来自传统的古籍，较少西方个人主义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 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 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多的现代色彩，仍然以“忠诚”为核心， 只不过后来以阶级分析的眼光，强调忠诚的对象，是上层统治阶级呢， 还是底层的贫民大众。对于他而言，知识阶层永远是一张皮，自身无 法独立地生存，最后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所以，在吴晗的心理 深层，对群体有着强烈的依赖感，他不习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为 了实现与黑暗的抗争，吴晗必须寻找正义的化身，寻找自己的群体归 宿。一旦自认为找到真理，找到了奋斗的正确方向，他就愿意将自 己全部支出去，交给这个代表着光明和真理的事业。吴晗的政治头脑 是单纯而又率真的。那种对组织的忠厚诚笃，使得吴晗渐渐丧失了自 我的判断能力，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一切都取决于组织。可以说，从 吴晗过问政治的起初，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就 埋下了往后人生悲剧的种子。 作为一介书生，吴晗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武器是那么地有限，首先 想到的自然是“以笔作枪”。一九四三年以后，吴晗的学术论文骤然减 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充满批判性的时文，吴晗写时文有他的专业特 点，不像闻一多那样直拧胸臆，而是通过历史影射现实，所谓“古为今 用”。本来，为了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古为今用”式的影射策略在时 文中用用，自然也无妨。但久而久之，竟然不知不觉地变为吴晗的思 维习惯，带进了学术研究之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的三改《朱元 璋传》了。 这本吴晗的代表作（一九四四年初版的书名叫《明太祖》），原初的 写作动机就有“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的意思。一九四八 年作第一次修改时影射的色彩更浓了，朱元璋几乎成为蒋介石的化身。 这本书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多次与吴晗当面讨论书中的细节，指 示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 那么坏（指朱的晚年）”。还专函希望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 的方法论，加力用一番功夫”。根据最高领袖的旨意，吴晗在解放之 后又两次修改书稿，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再塑朱元璋之形象。应该 说接受过严格史学训练的吴晗在史料考据上比之以前是严谨了，但 修改后的整体质量却大不如前。如果说，解放前的稿子还带有吴晗强 烈的学术个性和流动生辉般文采的话，那么，那修改后的两槁，显得 是那样的平庸、呆板，一如同时代的大部分史学著作，焉焉然无生气 也。 吴晗所丧失的，岂止是一部有声望的史学传记，更重要的是，他 失去了作为一个学者，其职业道德所要求的独立品格。一个知识分子， 既可以扮演社会批评者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学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 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各自不同的角色逻辑和操作道德。如 果一个学者想尽点良知的责任，尽可以通过议政的方式，而不必连学 术也搭进去，将之沦为政治的附庸，按照韦伯的说法，学者在从事学 术工作时是应该“价值中立”的，求知是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目的，这 是一个学者对自身职业尊严和专业价值最好的维护，也是最起码的职 业道德，然而，三十年代以后的左翼史学界，却有一种流弊深远的“影 射史学”传统，一种“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吴晗是深得其害的，将 学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短期效果也许十分过瘾，但对学术的戕害 却不言而喻。当学术被学者们自觉地绑在政治战车上面的时候，其 个人命运也注定由不得自己了，是座上客还是阶下囚，统统取决于领袖 的一己意志和整体布局。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解放之后那从荣贵 到受辱的大喜大悲人生，岂非正是如此了。 尽管吴晗将自己整个身心包括学术事业都献给了革命，而且还担 任了民盟北平支部的负责人，但从骨子里说，他依然是一名学者，渴 望早日回到自己的书斋，回到久违的学术岗位，他曾经与闻一多相约， “等到民主政治的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然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尚未征求吴晗本人的意见，新政府便 任命他为北京市副市长，时在苏联访问的吴晗连忙向周总理辞职，表 示实在不愿从政当官，还是愿意留在清华，“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 工作”但此时此地，早已是由不得他了。后来为了这件事，吴晗还狠 狠自我检讨一番自己“知识分子的洁癖”。 一个本来有可能自为成为学术大师的书生，就是这样弃学从政，开始 了不无惊险的仕途生涯。应该说，在那个岗位上，吴晗为发展新中国 的史学是做了许多力所能及工作的，换任何一个别的人上去，都不会 比他做得更好，但作为吴晗本人，也就此牺牲自己的学术事业。他 整天陷于没完没了的会海之中，有一个时期一共开了六十四个会，平 均每天九个会，一九五七年以后吴晗开始挤出时间写一些史学札记 和政治杂文，当夜阑人静，吴晗埋头于灯下时，我们可以想象，以他 的史学家的本能，间或也许还会冒出若干真知灼见，但这些灵感不是被 自我扼杀，就是被禁锢在阶级分析话语的硬壳之中。在那个时代，一 统的政治立场规定了一统的治学方法，而一统的治学方法又限制了学 术观点的原创性，再加上行政职务带来的政治敏感，吴晗的史学生命 逐渐凋谢。 由于四十年以来形成的在那种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思愈来 愈自觉，吴晗也就愈来愈习惯于写遵命文字。他所擅长的不再是明史 研究，而是借助历史宣传和演绎时政的最新精神。最后葬送了吴晗生 命的海瑞研究，正是这样一种遵命的产物，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突 然对海瑞发生了兴趣，胡乔木向吴晗透露了这一信息，并要求他写文 章宣传海瑞。吴晗奉命而行。等到《论海瑞》写完，庐山会议风云突变， 毛泽东又有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高论。吴晗又连忙在末尾加 了一段话，以示与“假海瑞”彭德怀划清界限。以至后来应马连良之邀，创 作历史剧《海瑞罢官》，也与这段背景直接有关。不过，吴晗虽然在政 界服务了十几年，但以他热情而不无单纯的书生本性，又如何洞察 得咎，死得是那样的不明不白。 在四十年代，吴晗曾经写过一篇《说“士”》，他将忠诚理解为一个 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品格，认为中国的精神就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忠 诚之上。有意思的是，一九六二年，当吴晗在为“封建道德可以抽象继 承”的观点作辩护时，首先想到的例子也是“忠”，吴晗对于他所信仰的 事业的确是忠心耿耿，然而，一个知识分子的忠诚感，一旦失去了清 明的个人理性和独立思考作为学理的资源，就有可能是一种海瑞式的 愚忠，甚至比海瑞都不如。海瑞在儒家义理和封建秩序的框架之中，还 能表现出“道”对“势”的抗争，而后期的吴晗，连这样的抗争都失去了， 仅仅剩下了忠诚。这样的忠诚，使吴晗在一九五七年积极参与了反右 斗争（当时他刚刚入党不久），也使他不经意间卷入了一场导致了民族 大灾难的文字狱中。哀哉吴晗，他当年是研究明代大冤案起家的，按 说精通明史的他对中国政治的复杂、对从政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理应 有更深切的洞察。然而那“忠诚”二字，却全然消解了一个学者的清明 理性，最后竟不折不扣重复了自己笔下胡惟庸、海瑞这些历史人物的 冤屈故事！ 三家村中唯一劫后余生的廖沫沙，在一九八零年写了一首追悼亡 友吴晗的七绝，诗曰： 鬼域为灾祸已荫，天真忧自笑盈盈。 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廖公在诗后有一注：“开封古称汴梁，为北宋首都，宋仁宗时，开 封府尹包拯不良权势，为民除害，这里是借用包公来比喻吴晗为北京 市副市长。”倘若吴晗有幸度过劫难，活到今日，不知会否从那“一觉开 封梦”中醒来？我想，只要他再操旧业，以史家的关怀重读明史，纵然 再本性天真想必也会独有所悟？ 一九九六年中秋天沪七西南隅居 （《读书》1997.1.） ---- From:Casper 〖新语丝电子文库(http://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