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 许纪霖 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知识的革命。不仅恢 复或新建了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而 且在传统的人文学科，无论是研究的对象、方法，还是观念和分析框 架，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不过，在这场知识的革命之中，历史学恐怕 是最保守的一门学科。八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忧心仲仲地谈论史学危机， 假如今天再有人这样认为，一定会被同行讥笑。史学界洋溢着一股实 证的、自信的和乐观的气氛，以为只要以一种朴学的精神扎实治学， 认真地收集史科，再加以考证疏理，史学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谁想要再去尝试史学观念或史学方法的更新、突破，就不免有投机取 巧的嫌疑。 在这种保守的氛围之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推出的《儒学 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就格外地引人 注目。作者杨念群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者，从九十年代初合作 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那时候起，我就发现，这位一代名士杨度先生 的后裔，在史学研究上秉承其曾祖的性格，也有一种大气象和大格局 的追求。当时他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即本书的雏形。后来我有 幸通读了初稿，虽然不无稚嫩，但看得出来，他在方法论上有一种相 当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使得他数年之间，几易其稿；每次修改， 都有明显的进步；如今公之于读者的，不能说完全纯熟，但至少已经 是自成一说。本来，杨著内容所论及的清代思想与知识群体的地域性 比较，以我的专业知识是不便置喙的。但当我读完这本著作，依然有 一种评论的冲动，撇开具体的学术枝节，我更感兴趣的，是其在方法 论上的突破性尝试以及在当下史学语境中的意义。 一般而言，像近代儒学、即使是地域化儒学这样一个题目，通常 是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来处理的。思想史的对象是历史上思想家们遗 留下来的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这种从文本到文本的讨论，是一种 内在理路(“内史”)的研究方式，尤其为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普遍 采用。余英时先生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曾经着力过这样的从思想自 身的发展脉络来探求历史演变逻辑的“内史”研究方法，并且作出了 令人信服的分析范例。然而，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研 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历史学界包括中国史的研究，传统的政治 史、外交史和思想史开始衰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社会史热也感 染了思想史领域，思想史研究开始社会科学化，不再是从文本到文本， 而是在社会学方法论的导引下，重新注重文本与语境的互动，重新回 到“外史”，回到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的交叉叙事。艾尔曼的清代思 想史研究，无论是八十年代出版的《从理学到朴学》，还是九十年代 的新著《朴学、政治与家族》，都是试图凿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在文 本与语境的交叉分析中重释历史，建构思想史研究的新框架。 艾尔曼对杨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杨念群在研究近代儒学对 社会变革反应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并非是过去人们 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器物(第一波) 到制度(第二波)再到文化(第 三波) 这样一种时间线性的整体性反应模式，而是以分化的空间对峙 方式，不同地区(湖湘的、岭南的和江浙的)的儒学有其不同的反应模 式。它们在知识类型和话语方式上的区别，形成了迥然有异的变革取 向：“湖湘士人以经世致用和‘帝王之学’话语为深层作用背景所形 成的洋务引进浪潮，与物质器技层面的第一波变革交相叠合；岭南儒 生以神秘主义和再造‘政治神话’为手段游说皇帝变法，则与制度变 革的第二波涌动轨迹颇为合辙；新文化运动与科学观念的变革作为第 三波高峰，则几乎为擅长‘技术传统’的江浙启蒙知识群体所垄断。” 不同地域的儒学及知识群体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区别，仅仅借助传 统的文本分析方法是无法予以圆满回答的。为此，杨念群借鉴了知识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学科壁垒，不仅比较不同 地域儒学的文本意义，且进一步分析文本所赖以产生的不同区域的知 识群体，即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体制和功能，从而建构了一个具 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近代“儒学地域化”中层理论的假设。 自杨著出版之后，我在史学界听到了不少议论。有意思的是，不 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看法截然相反。这是那些风格上有 创新、但尚不成熟的学术著作常常遭遇的情形。在我看来，对于杨著 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了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史学界更深层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曾经包裹了 一层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政治宣传的附庸和工 具。八十年代以来，史学逐步挣脱意识形态的硬壳，还原为史学本身， 但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史学危机。不管意识形态史学原来在 方法上是多么地机械、简陋，总是提供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宏大叙事。 一旦这套模式解体，将如何阐释历史? 整个八十年代都为此而焦虑， 希望重构一个替代性的宏大叙事。先是金观涛、刘青峰将自然科学的 方法论引入中国史研究，接着是各种现代化理论横扫学界，费正清的 冲击／反应模式、 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都对我们产生过巨大的 影响。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所建构的，与其说是历史学， 倒不如说是历史哲学，各种宏大叙事的范式引进来了，但中国学者自 己做出来的成功范例却很少见。没有范例就不足以服人，史学的危机 仍然没有解除。 到九十年代，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因而为传统 史学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天赐良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史学传统的国家， 老祖宗留下来两种悠久的史学传统，一个是《春秋》、《资治通鉴》 为典范的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另一个是乾嘉学派求真求是的考证传 统。前者姑且不论，后一个传统到九十年代大大复兴。实际上，即使 在意识形态化史学时期，乾嘉的考证传统作为一种功夫论也不曾中断 过。意识形态化史学欲一统天下的，是形而上的唯物史观，它并没有 自己的功夫论。只要不触动唯物史观的形而上核心，乾嘉传统在功夫 论层面还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可以为意识形态服务。因而，在 这一层面上，乾嘉传统还是通过一代代学人继承了下来。 八十年代以后，当史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阴影，而新的解释框架 暂时又无法提供操作的范例时，乾嘉传统便开始重新发扬光大。此刻， 它不仅是一种功夫论，也上升为一种史学观，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 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 在。到九十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在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 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 限度，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成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当哲学 家、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探索多元的学术话语的时候，历史学家 们却是那样地自信，相信只要手握独家资料，就占有了历史真相本身。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陈寅恪的误解了。作为一代宗师，陈 寅格的史学成就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在史学界，却有不少人仅仅在 诸如精通多少国外语啦、史料如何熟悉啦、考证本领如何了得啦这类 功夫论上祟拜陈寅恪，独独忽略了大师之所以为大，不仅在于上述这 些工匠之技，更重要的乃是对历史有大识见。何兆武先生曾深有洞见 地指出：‘陈寅恪先生继之以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 陈先生曾留学德国多年，惜乎其受兰克学派的熏陶和影响，至今仍未 能受到当代治史学者的重视。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兰克学派决不 仅以考籍为尽史学研究之能事。在他们考订史学的背后，是有着他们 深厚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所谓‘客观如实’的那 个‘如实’，乃是指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的体系。” 何兆武先生的意思很明白：陈寅恪那些精彩的观点，是无法仅仅 从所谓“客观的”史料中必然地推演出来，其问渗透着多少这位文化 遗民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大识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郭沫 若曾号召历史系学生也来个大跃进，在史料掌握上超过陈寅恪。似乎 陈寅恪的史学观已经陈旧不堪，只要在史料占有量上超过他，就大获 全胜了。假使陈寅恪仅仅意味着史料占有的丰富，那么，到电子时代 的今天，按理说陈寅恪完全可以批量生产了。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 知道，电脑可以替代人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尤其是那 些原创性的大突破。“深蓝”可以打败国际象棋顶级大师，但它能够 下出一步举座皆惊的大妙着吗?就掌握的对局“史料”而言，“深蓝” 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对手，但它依然不能成为常胜将军，人类总是拥 有新的智慧去对付它。奕棋尚且如此，况乎史学!史料本身不是历史， 即使拥有再多，也是死去的沉默者。惟有史家的个人解读、主观阐释， 才能激活它们，让它们说话，构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诗。“什么(事实)” 本身无法直接推演出“为什么(因果联系)”，对后者的回答还需要事 实之外的东西，比如大的历史观、价值信念、研究方法，以及更开阔 的知识背景。 陈寅格能成为大师，乃因为其除了拥有“事实”之外，还拥有大 历史观。尽管他做的都是微观的，但背后的关怀是宏观的。俞大维回 忆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 ……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 之所以至死都不曾一了宿愿，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一九四九年以后 的新意识形态只容忍陈寅恪的功夫论，而拒绝他的历史观。今天的我 们不能将陈寅恪当年的不自愿当做自觉的选择，将终身的遗憾误解为 大师的圆满。 历史学要进步，除了要有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发现之外，还需要史 学之外的跨学科知识滋养。这一问题，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为被严 耕望誉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所觉察。这位与陈寅恪、 陈垣、钱穆齐名的史学大师虽然熟读二十四史，却清醒地看到史学的 根基不在史料，而是社会科学。他说：“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 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 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 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然而，如今我们 的史学界主流体制，与其是在鼓励多元的史学风格，还不如说在提倡 单一的乾嘉传统。这样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 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史学 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史的关 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 己那个狭而又窄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知识的其他领域 (包括史学的非 专业领域)，显现出的是惊人的无知。 随着这二十年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大，上述现象不仅没有改变，而 且还受到了洋学者有意无意的鼓励。在英语为话语霸权的国际学术圈 中，西方人从来不承认汉语学者有值得自己重视的一流成果。如果后 者还有存在的必要，那仅仅是因为可以为洋人提供未经理解和整合的 初加工产品，或为西方的理论提供又一个东方例证。于是，在西方眼 光上受到西方社会学的重大影响，但在功夫论上依然是历史的、经验 的和中国传统的。这种不彻底并非缺陷，倒是预示着某种可能性：西 方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史学功夫论完全有可能通过融合，创 造出史学研究的若干新范式。 中国的两种史学传统，无论是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还是求真求 是的实证传统，本身无所谓过时，在中国新史学的探索过程中，仍然 是珍贵的本土资源。然而，仅仅凭藉老传统抱残守阙，是无法走向二 十一世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史学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 杨念群这本著作所引起的争议，倒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危机的深 度，同时也预示着走出危机的可能性。 一九九八年酷量于上海西南隅居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六月版，29.90元)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