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原载《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为一九八九年版《辞海》送行 王彬彬   《辞海》是今日中国人最常用的工具书,具有非常的权威性。对于人们的质疑问难,所 起作用可谓大矣。   《辞海》始编于民国初年,历二十一年(1936年)方出初版。一九五七年,毛泽东采纳旧 《辞海》主编舒新城的建议,指示重新修订旧版《辞海》。一九六二年,出版了《辞海·试 行本》十六分册;再作修订后,又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文革”开始 后,修订工作陷于停顿。“文革”结束后,修订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并于一九七九年由上海 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辞海》三卷本,在全国各地公开发行,一九八○年又印行了该版的缩印 本,一九八三年出版了《辞海·增订本》。一九八四年,编委会开始对《辞海》进行了又一 次修订,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新修订的《辞海》三卷本。   《辞海》是工具书,顾名思义,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在政治上是中性的。镰刀,斧头, 铁锤,匕首,木棍,长矛,本身没有阶级性,在哪一种人手里,都可起工具的作用。作为工 具书的辞书,也应该做到客观、公允,在评介人物事件时,尽可能地让事实本身来说话。 《辞海》对“工具书”的解释是:“专供读者检索查考有关知识、资料或事实,按一定编排 次序加以汇编的书籍。”“知识、资料或事实”,都具有客观性。工具书只有让读者检索查 考到准确可信的“知识、资料或事实”时,才算真正尽到了“工具”的职责,才是对民族文 化素质的提高,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工具书与宣传品应有严格的区 别。它是以知识权威的身份在发言,而倘若提供的“知识、资料或事实”多有不准确不可信 之处,那就对读者是很严重的误导,其不良影响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   不过,编纂辞书,毕竟与制造镰刀、匕首等工具不是一回事。它很难完全不受意识形态 的影响,很难摆脱编纂之时的主流政治观念的左右。《辞海》一九七九版前言中说到: “1971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把继续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1972年起, 再次着手修订,并按学科分类先出分册,以供急需。然后在各分册的基础上整理加工,出版 合订本,公开发行。但在修订过程中,‘四人帮’横加干扰和破坏,妄图使《辞海》为他们 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四人帮”采用了哪些具体的手段以影响《辞海》的修订,不得而 知。不过,可以想见,他们无非是要把自己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贯彻到修订过程中。例 如,在评介中国历史人物时,按照儒法两家来分类。对所谓儒家人物,在介绍得简略的同 时,大加贬损;对所谓法家人物,在介绍得详细的同时,则大加赞颂。目的,无非是影射现 实的政治斗争。辞书的编纂,基本问题也就是词目的取舍、释文的详略和怎样评价等几个方 面。“四人帮”要在《辞海》上做文章,也只能从这几个方面打主意。他们之所以对《辞 海》感兴趣,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辞海》作为工具书所具有的权威性。他们要 让《辞海》的工具性能发生变异,也即变成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权威工具”,就像把 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变成杀人的凶器一样。可见,对辞书的工具性,“四人帮”这类怀有 政治野心的人,有着另一种理解。   我手头有一本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辞海》缩印本,版权页上说明“系《辞海》 (1989年版)大16开新缩印本,对第一版在少量文字上作了修订”。在查阅这部《辞海》,或 者说,使用这件工具的过程中,我不时有所感慨,也弄清了一些本该在“凡例”中予以说明 但却未做说明的编纂原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在一九八四年开始的对一九七九年版《辞 海》的修订过程中,当时的主流政治观念、是非标准起着很大的作用,不少地方,已明显与 今天人们达成的共识不相吻合。作为读者,我感到,一九八九年版《辞海》已明显落后于时 代了。按照国际惯例,大型辞书每十年应修订一次。也真巧,文章写到这里时,在《光明日 报》(1998年12月22日)上读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人员朱志凌纪念该社建社四十周年的 《在〈辞海〉的旗帜下……》一文,其中说:“1999年版全彩印的《辞海》,将是我们对 新世纪的献礼。……让《辞海》始终代表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使上海辞书出版社,成为世界 工具书出版的专业大社,将是我们精诚所至。”即将出版的一九九九年版《辞海》,应该对 一九八九年版有所修订。在新《辞海》即将问世之际,我写出对“代表国家科学文化水平” 十年之久的一九八九年版《辞海》的一点“用后感”。正如朱志凌文中说的:“一部《辞 海》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历史的缩影。”将来的人们,或许仅就《辞 海》出版史,便可写成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大书。而我这篇小文,也可算作是对一个曾影响中 国的科学文化十年之久的版本的一点意见。但愿这篇文章,对新修订的《辞海》,没有针对 性。   先说插图。不知按国际惯例,辞书的插图有哪些功能。《辞海》对“插图”功能的解释 是:“对正文内容起补充说明或艺术欣赏的作用。”“艺术欣赏的作用”主要指文艺书刊的 插图,工具书中的插图,就是为了对释文起补充说明的作用,以便读者在通过阅读释文了解 某人某事之外,再通过图画对某人某事有感性的把握。插图有时是很重要的,例如在解释某 种国旗时,千言万语不如一幅图画更能让人明白这国旗是什么模样。辞书中的插图不应具有 政治意义和评价功能。同时,是否配插图,也与某人某事本身的重要性并无必然的联系。有 些词目,也许本身并不很重要,但必须有图才能让读者明白时,也应该配图。但一九八九年 版《辞海》中的插图,在涉及到社会人文方面的词目时,却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评价功 能,哪些词目该配图,配何种规格(大小)的图,都颇有政治上的讲究,都意味着一种评价, 与词目本身是否需要配图,也并无必然联系。   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令我对《辞海》中的插图发生兴趣的。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到一 九八九年版新缩印本(以下均指这种版本)的第七十八页,发现整整一页都是一幅“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图”,不免愣了一下。《辞海》包罗万象,涵盖古今中外。那么,究竟有多少事件 享有这种以一整页的插图来“补充说明”的资格呢?我遍查全书,发现整页的插图,也就独 此一幅。这也就意味着,这部辞海向读者传授这样的“知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 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如果把《辞海》中的插图按所占篇幅概略地分为特大型、大型、 较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几种规格,那占整页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便是惟一的特 大型。属于大型插图的,则有“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要图”和辽沈、平 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要图”等不多的几幅,约占一页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在为数也不 多的几幅较大型的插图中,则有“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图”(也属长征图),鄂豫皖苏区第 三次反“围剿”中的“苏家埠战役示意图”,约占一页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而“丝绸之 路主要路线图”只能算中型图,约占一页的十几分之一。至于“长城图”、“横贯欧亚地震 带”示意图,属小型图,约占一页的几十分之一。“禹贡九州图”,说明“板块构造说”的 “世界板块分布图”,则属微型图,还占不到一页的五十分之一。   在研究了《辞海》社会人文方面插图(包括人物头像)后,我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 是否配图,是按照政治上的“是”与“非”,“好”与“坏”来决定的。社会人文方面所有 配图的词目,都是编纂时的主流政治标准所认定的“好人好事”,而按其时的主流政治标准 属不那么“好”或属“坏人坏事”的,则无论如何著名,如何重要,在历史上如何有影响, 都不配图。这样,马恩列斯、毛刘周朱,自然配有头像,而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 蒋介石、汪精卫、林彪等则不配头像;洪秀全配有头像,曾国藩则不配头像。在涉及到现当 代人物事件时,凡属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则多配图。例如,从早期开始的共产党人,稍稍知 名些的,只要不曾被认为“变节”、“叛变”,都配有头像;而共产党的创始人,无论在中 共党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有极重要地位的陈独秀,却不配头像。按我一个外行人 的理解,作为工具书,以是否配图来显示政治上的褒贬,实无必要。工具书是介绍“知识、 资料或事实”的。如果说读者有必要通过头像来认识斯大林、毛泽东,那也同样有必要通过 头像来认识希特勒、蒋介石。由于是否配图是坚持政治标准,有时就显得很滑稽。例如, “陕甘宁边币”、“中华苏维埃银行兑换券”,都不但立有一个词目,而且配有插图,而 “袁头”(俗称“袁大头”)则不配图,尽管“袁头”词目中也有“流通很广”的介绍。就在 历史上的影响来说,前两种与“袁头”不可同日而语。但“袁头”在政治上显然黯然失色, 因此也不配让读者知道是何种面目。   在词目的取舍和详略上,《辞海》遵循的也是政治标准。近代以来,在国际方面,重 “无产阶级”而轻“资产阶级”,属“无产阶级”方面的人和事,不但稍稍重要一点的都立 有词目,也介绍得较为详细;属于“资产阶级”方面的,则有些十分著名的人和事,也不立 词目。例如,在“国际歌”词目下,配有连歌词带乐谱的插图(配有连词带谱插图的歌曲,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就 只有这四首歌曲享此殊荣),而我在“马部”却没有查到“马赛曲”。“马赛曲”的知名度 不可谓不高,如果连词目都不立,实在难以思议。   近代以来,在国内方面,《辞海》则对共产党方面的人和事,词目标准放得很宽,一些 并不著名和不很重要的人和事都立有词目,并且介绍得很详细。而属国民党方面的,则有些 十分著名和极为重要的人事都不立词目,即使立有词目者,也介绍得较简略。例如,抗日战 争期间,共产党方面所进行的“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当然立有词目并且有较详的说 明,就是有些不很起眼的“战斗”,也有词目介绍。在查“大部”时,我偶然注意到“大龙 华战斗”这个词目,一看,原来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在河北易县大龙华地区袭击日伪军的一次 “战斗”,战果是“共歼日伪军四百多人”。但国民党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战役,要么介绍得 很简略,要么根本就不立词目。例如,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长沙进行过第一、第 二、第三次会战,规模都很大,双方每次共投入兵力都多达数十万,战役持续时间也都很 长,中国军队每次战绩都颇可观。第一次歼灭日军三千六百多人;第二次中方战报说毙伤日 军四万余人,日军则承认伤亡七千人;第三次中方战报说毙伤日军五万六千余人,日军则承 认伤亡五千五百人。对这三次战役,《辞海》只在“长沙会战”的词目下,做了极为笼统和 简略的介绍,没有各次战役经过,也没有具体战果,总共只用了一百七十来字,所占篇幅, 也就与八路军进行的一次“大龙华战斗”差不多。要想对三次“长沙会战”的“知识、资料 或事实”有基本的了解,查《辞海》根本没用。再如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鄂北战役”(持 续十多天、歼灭日军二千七百余人),“湘西战役”(持续一个半月,中日共投入兵力五十余 万),在《辞海》上根本就查不到。   在涉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人物时,《辞海》对政治人物词目标准放得宽,较著名的政治 人物都立有词目,通常也配有头像。对文化人物,词目标准控制得严,介绍得也较简略,一 般也不配头像。这方面的情形,可举同属“陈部”的“陈赓”与“陈寅恪”为例。“陈赓” 词目有四百多字,并且配有头像;“陈寅恪”词目则只有一百七十来字,没有头像。陈赓乃 一代名将,对其生平行状介绍得详细些,并且配上头像,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他,当然有 道理。但陈寅恪乃一代学术大师,对其生平业绩做较详的说明,并且配上头像,也十分应 该。《辞海》如此厚彼“陈”而薄此“陈”,会让今日和以后的读者感到遗憾。仅此一点, 也可见一九八九年版《辞海》确实过时了。   说一九八九年版《辞海》已过时,并不意味着否定它曾起过的作用。自出版以来,这部 作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出版物”的工具书,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不 足,它对读者的某些方面的误导,也是受时代制约的。正因为大型辞书难免受时代制约,才 有每十年修订一次的国际惯例。在一九九九年版《辞海》即将问世时,我愿以严肃的姿态为 一九八九年版《辞海》送行。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南京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