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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死

祝勇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
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
本文作者注）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
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
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
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
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
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王国维的沉湖，不免令人联想到屈原的投江。应该说，作为一介文人，
屈原的死是悲壮的，颇具古希腊的悲剧美。他以死成全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种以死来展示个人政治人格的高尚，同时对混浊的俗世表示抗拒的传统，
一直延续到谭嗣同和陈天华。与王国维比起来，屈原的死，意图是相对明
确的，境界是悲怆的，他试图以这种悲怆，起到警世作用，也就是说，他
并不甘于自己的死，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借此来触动沉寂的世界，并
引为纪念。倘有实现抱负之途，他们断然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王国维则不
同，至今还没见一种关于其死因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而王的自沉，又绝
对是出于深思熟虑。这种无法解释，正好证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深刻性：他
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
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阙如的拒绝。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
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
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
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
恐怕只有陈寅恪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屈原投江与王国维沉湖，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
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从屈原投
江的沉雄慷慨，到王国维沉湖的宁静恬然（这种从容赴死者当代也有），
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

中国青年报199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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