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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人权（余杰与作协）

紫弦

曾几何时，一切个人的命运都与“人权”挂钩（见余杰先生文：“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其实都不是孤立的，而与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息息相关。…今天又轮到我为自己的命运而呼
吁了”）。“人权”高于“主权”，“主权”管“用人权”（或管辖权和行政权）,“用人
权”则指向我的“理想”职业（或信仰—与余先生无关）。本来这职位与我无关，但因我志
在必得而成为个人权益。无奈，任何在联合国人权宪章签字国，对于如此深明“人权”的“
主人”，必定要层层下达，履章行事—奉我的“理想”为你的责任。如此，权力的结构就颠
倒过来，显得“人权”（“理想”雇主列出的职位，等）至上，主权服务于“人权”。

一个商业/个人契约的履行本来最多是财产纠纷和补偿问题，但通过生花妙笔就演变为与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人权问题。想不到在“文渊阁”行走引伸出此等普遍意义：通过把个人
命运与别人的不幸（对于在“皇城”者，近在昌平县，远到贵州六盘水）联系上，我个人的
问题就等同整体的问题，其迫切性就可以突显，其严重性远涉六盘水。如此迫切、严重的
问题，想要得以解决还要从小事做起：解决了我的问题，就是解决整体问题的开始。从我做
起，从改变个人的“悲剧”做起就成为指导整体政策的具体取向。从而人权问题就因此有例
可循，悲剧成为喜剧。至于别人的，包括集体的权益，当然是在本人人权之下。而本人的人
权范围（假如有范围），则由我个人界定。

所谓“悲剧”，本来是指你按照预期目的做对了每一件事—不但是按正规的规定，而且是符
合常理的行动，但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古希腊悲剧作家Sophocles 在Oedipus Rex 和Antigone
里描写的国王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按照标准的道德规范行事，结果是陷于违背道德的乱
伦，最后是死于异乡Colonus (属雅典)。雨果写的“Les Misérables”里的Javert, 和Eponine
也是悲剧。前者忠于法律，但最后无法抗拒超越法律的道德约束；后者生于Thenardiers
冷酷的家里，刚认识到爱情时亡于巴黎街头的混战，而她本人并不是起义者。Sophocles 
的悲剧类似中国人说的“阴差阳错”，是命运和人的无知做成的；雨果的道德悲剧是个人对
两种不同的行为标准作出艰难的选择（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甚至是宗教的道德冲突），表
明要作出一个两全的选择有时是不可能的（Javert 最后以自杀了结，Eponine还没来得及表
明她的爱就逝去）。这是悲剧的可悲之处。在就业与自由创作之间，余先生显然是有所选择
。若有人因为觉得命运不公，熊掌与鱼不可兼的又志在必得，不得而“悲从中来”。进而自
贴上“悲剧”的标签，甚至是以“帝国迫害”论之，实有以个人感受代表整体意志的嫌疑。
这只是一种victimization，而不是悲剧。（是否有Rousseau所说的整体意志，和如何体现
，是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在此以有论之。)

悲剧好像都是命运所为。但据说人类是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命运了。起码，在“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余荫下，还是有个人存在的地方。不然，“人权”何用？近十年出现的“民
间社团”就是说明社会独立于国家的存在。也就是，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多了一重控制的手段
，基本生存不必依赖国家，言论（只要不涉及政制）也任期自生自灭。甚至连伪科学也被列
入宽容之列，屡见于“大”报等刊物。可是，毕竟“皇城”思想渊源深厚。从号称徒众上亿
的，到想要“文渊阁”行走的，无不诉求于“皇城”之内。这对于另外一面大旗—“人权”
倒是一个不小的讽刺：这人权原来不是与生俱有，而是靠“皇城”恩赐。达到我的要求，就
是人权榜样；否则，什么“全球民主化进程”，宽容等就免谈了。听说有的地方实行“厅、
局考试上任”了，我们就等着听更多的“冤枉呀，各位看官。本来公平竞争，厅长我当。但
是… … 呜呜呜，还我为人民服务（管人—还有财哪）的人权。”

最后，我支持余杰任何通过民事形式解决劳务纠纷的努力。“文渊阁”的行为（假如已签订
的是exclusive contract)事实上导致余先生其他的机会损失和生活上的不便，甚至精神上
的压力。但这一切是一个集体与一个个人之间的问题，不是“人权”而是如何对待意向书/
合同的问题—至于原来的协议是否合理也应成为纷争的内容。这不是悲剧—悲剧没有可补救
的措施，也非人权—除非你把单位履约定为人权，但那是你的定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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