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摘自张远山《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 ISBN 7542612824 本书是“叩门者文丛”之一种。作者认为人们天生迷醉风花雪月，喜欢附庸风雅， 正如人类天生追求幸福生活。有了风花雪月，人类的生活才真正美好起来，有了 附庸风雅，人类的情操才真正升华起来。本书分两编，上编《永远的风花雪月》收 入鲁迅、顾准、王小波、董桥论等文章，下编《永远的附庸风雅》收入谈论当代影 视、民俗、宗教观等方面的篇什。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作者授权新语丝在网络刊出） 寓言论：有尾巴和没尾巴的寓言 张远山 胡风吹朔雪，（鲍 照） 淡月隐芦花。（许有壬） 　　读惯先秦寓言的中国人，初次读到伊索寓言是要惊讶的，因为那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思维方式。先秦寓言冷峻而酷刻，伊索寓言热烈而宽厚；先秦寓言是老于世故的， 伊索寓言是极富童趣的。伊索寓言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欧洲童话及其表现形式 ，而先秦寓言却没有催生反而抑制了中国童话的萌芽──中国没有童话。 一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先秦寓言是理胜于事。它追求最大限度地浓缩叙事成分，一 旦有限的叙事足够负载作者的寓意，叙事立刻戛然而止。它只有梗概，没有细节，也 没有说教的尾巴，一如中国人对叙事文学的天然轻视或缺乏创造的天才──同一历史 时期各民族都有的史诗，汉族没有。先秦寓言严格说来只是一种放大的比喻，而不是 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因此所有的先秦寓言都不是独立创作的，而是被包容在思想家 的著述之中。比如庄子的“邯郸学步”：“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欤？未 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整个寓言的情节是在简陋至极的评价性语 言“失其故行，直匍匐而归”中，让读者知道的。庄子根本无意于讲一个故事！又如 孟子的“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而鼓，兵刃既接， 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何如？”这是一 个明显的放大了的比喻，孟子不仅无意于讲故事，自己也称之为比喻。又如韩非的“ 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 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另外还有东施效颦、滥竽充数、自相矛盾、 杞人忧天、惊弓之鸟、狐假虎威、鹬蚌相争、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塞翁失马、螳臂 挡车、叶公好龙、螳螂捕蝉、夜郎自大等等，正如以上引述极其方便，无须再复述故 事一样，四字成语已足以把寓言的故事与寓意两项内容全部概括，而且这些成语已完 全进入了日常语言，它的故事性几乎完全被剥离。按照“得意忘言”（庄子）和“得 意忘象”（易传）原则，到岸便舍筏，过河须拆桥，再有趣的叙事都是为说理服务的 。这就是中国寓言的基本特点：理彰则事废，意达则喻亡。即便后世的文体独立的寓 言，比如刘伯温的《郁离子》，其寓言形式也完全受制于作为先秦说理文附庸的寓言 范型，从未超越其各种成分的潜在限定。 　　而伊索寓言则是事胜于理的，它在一个短小的叙事中，尽可能地丰富叙事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由于每个丰满的故事都具有多角度理解的可能性，这使伊索在讲完故事 之后，不得不把寓意直接点出来，拖一条说教的尾巴。比如《断了尾巴的狐狸》： 　　一只狐狸被捕兽器夹断了尾巴，觉得很不体面。他希望其他狐狸也断了尾巴，这 样自己就不会显得太丑了。他郑重其事地把狐狸们召集起来，反复说明尾巴是一件不 雅观的东西，是身体多余的负担：“我不愿看着你们受苦，虽然这本来与我无关…… ”一只狐狸打断了他的发言：“我的朋友，如果此事与你无关，你就不会煞费苦心来 劝我们弄掉尾巴了。”──掉进河里的人总喜欢拖人落水。 　　伊索的断尾故事照例不肯斩断那条点题的尾巴，因为作者担心这个故事被复述者 移做他用，甚至反其意而用之（没有尾巴的中国寓言常遭此厄）。如果不点出寓意， 伊索就认为没有完成任务，就像只说了歇后语的前半句，而他的重点正是在后半句。 因此，就寓言的情节没有与寓意直接相等而言，伊索寓言的讲述者似乎是失败的，但 从长远的传播角度来看，正因为事胜于理，随着时代的变迁，寓言作者当时所寓之理 或许已失去教育意义，但故事本身的生动，就使这一寓言在脱离原来的寓意后，继续 拥有艺术生命。这是一切说教永远无法代替艺术的根本原因。也是小说家即便没有哲 学家深刻，但哲学家永远无法取代小说家的原因。 　　由于先秦寓言说理大于叙事，它的极为有限的叙事不大可能被引伸到作者的寓意 之外，因而先秦寓言乃至所有的中国寓言，几乎都不必点出寓意，即无须拖一条说教 的尾巴。这被人误打误撞地用传统解说法称之为符合中国思维的基本特色：含蓄隽永 。同样，由于伊索寓言叙事大于说理，它的相对充分的叙事有可能被联想到寓言作者 主观设定的寓意之外，因而伊索寓言以及其后的大部分欧洲寓言，几乎都要直接点出 寓意。这种最后直接点出寓意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说教的尾巴”。除了中国先秦 寓言，似乎其他民族的寓言都是有尾巴的寓言。在佛教《百喻经》中，每个故事讲完 ，也要直接说明这个故事所比附的佛学奥义。《百喻经》其实也是寓言，但传统译法 说明中国人对寓言的理解与对比喻的理解相近。《百喻经》与伊索寓言一样，故事具 有某种独立性，这是鲁迅能够抽去其附属的佛学说教而单独印行分赠亲友（作为给他 母亲的寿礼）的内在依据。让我们看一看《百喻经》中的《诈言马死喻》： 　　昔有一人骑一黑马入阵击贼，以其怖故，不能战斗，便以血污涂其面目，诈现死 相，卧死人中，其所乘马为人所夺。军众既去，便欲还家，即截他人白马尾归。既到 舍已，有人问言：“汝所乘马今在何处？何以不乘？”答言：“我马已死，遂持尾来 。”旁人语言：“汝马本黑，尾何以白？”默然无对，为人所笑。──世间之人，亦 复如是。自言善好，修行慈心，不食酒肉，然杀害众生，加诸楚毒，妄自称善，无恶 不作。如彼愚人诈言马死。 　　不难发现，故事情节与佛学说教之不妥贴，牵强到了可笑的地步。它的说教不仅 是一条累赘的尾巴，简直就是画蛇添足，或至少是为马脚添上了一个蛇的身体。 　　从以上例子来看，理胜于事的诸子寓言，故事是扁的；事胜于理的伊索寓言，故 事是圆的。但诸子寓言的事与理几乎完全合一，道理也极为深刻；伊索寓言的事与理 只有部分合一，也有部分乖离，道理则相对浅显。──而佛教寓言，故事丰满接近于 伊索寓言，道理深刻接近于先秦寓言，可惜两者不能协调，因主题先行而常常理悖于 事。诸子寓言没有白马的故事，也没有白马的说教尾巴，因此弄得白马非马，不像寓 言；伊索寓言和印度寓言有黑马的故事，却添上了白马的说教尾巴，弄得非驴非马， 前后脱节。可见鲁迅的“买椟还珠”（这也是一个诸子寓言）是对的：取其故事，而 弃其说教，因为他们的故事，确实比中国的高明。而他们的道理，却是老生常谈。 二 　　先秦寓言的作者都是见解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家，有些寓言常常没有通常的寓言形 态，比如韩非的扁鹊见蔡桓公（文长不引，长期入选中学教科书，可谓尽人皆知）， 但除非读者知道扁鹊和蔡桓公这两个历史人物其实在历史上不同时，否则读者就不易 明白这是寓言而非历史事实。又比如庄子说的许多关于孔子师徒的对话，除非读者了 解庄子的“寓言十九”即寓言占全书的十分之九，否则读者不易明白它们是寓言而非 历史事实。还有先秦诸子笔下众多的羲黄尧舜轶事，除非读者明白那是思想家为了推 行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托古改制，否则读者仍然不易明白它们是寓言而非有根有据的历 史。然而大部分中国寓言，由于大多采用了信史的叙述法，更多的人没有把他们当做 寓言，因此，说这种寓言是“造谣诽谤”，或许更确切一些。 　　而伊索寓言的作者和转述者恰恰是极为民间的，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普泛性，因而 像希腊神话一样“具有永恒的魅力”。其实像代达罗斯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出自《奥 德修纪》），不仅与伊索寓言在形态上极为相似，具有一个事胜于理的完整优美的小 型叙事，而且在后世已经被文化人当成寓言在广泛引用，而它最初的寓意是什么已经 不再重要──它的故事原型激发起人们的无穷联想，比如法国现代作家加缪就以西绪 福斯为题，写了一本小册子，从中引伸发挥了他的荒诞哲学。 　　先秦寓言的主角常常让拟人化的抽象观念直接出场，由于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侧重 点不仅不同，而且可能针锋相对，因此他们的寓言主角是不可通用的。即便所有的人 都在编造尧舜禹汤或孔子师徒的寓言，但不同的思想家笔下的尧舜禹汤以及孔子师徒 实在是太不相同了。伊索寓言的绝大多数主角是动物、诸神，偶尔有少量人物，也是 类型化的农夫、渔夫等，决不可能混同于历史，他们没有先秦诸子把神话传说加以历 史化的癖好，因此不同的寓言作者所使用的是公用的同一套主角。在欧洲寓言的系统 中，逐渐出现一些类型化的动物，比如狡猾的狐狸、愚蠢的驴子；每一个欧洲寓言家 ，无论是法国的拉封丹、俄国的克雷洛夫、德国的莱辛，在创作寓言时都遵守这一传 统。这使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不同寓言家的不同作品，具有相当一致的特点，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们不仅成为欧洲各民族的共同财富，现在也已经成为各非欧民 族的共同财富。这是极为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莱辛笔下的驴子完全没有必要与伊索 笔下的驴子一致，因为伊索的驴子与莱辛的驴子并不是同一头驴子。而孟子笔下的孔 子完全有必要与庄子笔下的孔子不太矛盾，因为这个孔子与那个孔子毕竟是同一个孔 子。然而世事的变化常常出人意料，应然决非必然，不同的文化理念打破了我们的想 当然。更为反讽的是，各国寓言家笔下的驴子虽然没什么个性，但欧洲人却非常有个 性；而先秦寓言家笔下的孔子虽然各有特点，但中国人却较少个人特点──他们都被 要求以孔子为师，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 　　正是过度的历史癖（不仅儒家对神话加以历史化，诸子百家大都具有浓厚的历史 化倾向），反而使中国的历史不可信了；因为并非历史的想象，也被中国人当成历史 的事实来写了。实际上，先秦诸子的寓言主角基本上是伪托的历史人物（甚至一本自 著的书都要伪托一个或真或假的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在这方面庄子是唯一的例外 ，庄子寓言中有大量的动物，但庄子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例外，这是庄子在现当代 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后能不断得到重新开发和重新阐释（诸如异化问题、存在主义 倾向、后现代思想等等）的基本原因。这同样是庄子的寓言成就在先秦乃至后世的中 国始终无人超越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大部分诸子寓言的主角不采用动物和类型人物， 这样不仅中国读者容易把寓言当历史看，因而减弱了诸子寓言的教育功能，并且由于 这些寓言的主角没有普泛化和抽象化，即没有世界化，因而进一步影响了先秦诸子寓 言的走向世界，阻碍了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因为文学是没有国界的，而历 史乃至伪历史是有国界的──正如中国人熟悉伊索寓言而不熟悉希腊历史一样，外国 人没有理由把中国“历史”（尽管实际上是寓言）整天挂在嘴边，当成故事来消遣。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平心而论，先秦寓言的思想深刻性远远超过了欧洲寓 言和印度寓言。如果我在这篇小文里对先秦诸子寓言的缺憾作出了某种苛评，正是因 为“爱之深而责之切”。 　　与欧洲寓言的系统化相对具有某种可比性的，是中国的民间笑话系统，这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特性体现得最充分的一种民间思维样式，正如伊索式寓言是欧洲文化特性 体现得最充分的一种民间思维样式。不妨举一个中国民间笑话中的例子，为了好玩， 我选取了一个与上述伊索和《百喻经》的断尾故事相关的寓言《有尾者斩》（选自《 艾子杂说》，传为苏轼作，似不可信）： 　　艾子浮于海，夜泊岛寺中。夜闻水下有人哭声，复若人言，遂听之。其言曰：“ 昨日龙王有令：‘应水族有尾者斩。’吾鼍（音驼，扬子鳄）也，故惧诛而哭；汝蛤 蟆无尾，何哭？”复闻有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蝌蚪时事也。” 　　虽然这个寓言已比大部分先秦寓言的简陋情节完整得多，故事性强得多，但它与 先秦寓言意寓于言、旨寓于事的传统还是一脉相承。作者同样不点题，而寓意却一目 了然，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但民间笑话多为无聊的扯淡，且多为荤腥杂陈的低级趣味。读一读《启颜录》、 《广笑府》、《笑林广记》，就知道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多么“健康”和“现代”。 但性笑话是成人的，像先秦寓言一样缺乏伊索寓言的童趣。把中国的民间笑话系统与 印欧的寓言和童话系统加以比较，无疑是饶有兴味的事，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三 　　中西寓言的差别，导致了在传播上截然不同的遭遇：先秦寓言完全不能充当长辈 对儿孙的故事材料，而伊索寓言却让孩子们百听不厌。中国长辈在黄昏时对儿孙们讲 的是民间笑话。如果对小孩讲一个揠苗助长或削足适履的寓言，刚刚开了个头，故事 就已经讲完，睁大眼睛的孩子们是不会满足的。只有伊索寓言那种相对完整的微型故 事，孩子们才会百听不厌并获得相当程度的满足。伊索寓言正是两千多年来欧洲父母 们哄小孩睡觉的故事宝库──现在也成为非欧民族包括中国父母哄小孩睡觉的最佳故 事。现在的中国小孩也许没听过“叶公好龙”、“守株待兔”的寓言，却一定知道“ 狼来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在本文的最后，我再转述一个精彩的伊索寓言： 　　一个老汉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菜农，小女儿嫁给了陶匠。老汉去看望大女 儿，问她过得可好。大女儿说：“我们什么也不缺，只求老天爷多多下雨，种菜能有 个好收成。”老汉又去看望小女儿，问她过得可好。小女儿说：“我们什么也不缺， 只求老天爷多出太阳，好让陶器早晾干。”老汉抬头望天，不知求他什么才好──你 没法讨好所有的人。 　　如果撇开伊索原来的寓意，用上述分析来歪解这个寓言：大多数发愁都是庸人自 扰，其实不可能天天下雨，也不可能天天出太阳；正如不可能要求诸子讲出伊索那样 的优美故事，也不可能要求伊索讲出诸子那样的深刻道理。幸而两大寓言系统都给后 人带来了美妙的享受，生逢“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代，能够同时拜读诸子和伊索的 现代人有福了。而这个让老汉发愁的美妙故事，会让世世代代的小孩开怀大笑。 1996年9月22日－10月11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