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周扬，谁给你忏悔的权力了？ 熊平等 　　作为文革后出生和长大的一群，没有亲历十年浩劫的风风雨雨，就很想知道一些 有关文革的真相。然而在纵多有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社会变迁的论述和专著中，除了 那些在文革中饱受折磨的老先生老太太零星记忆的几篇文章，很难看到有关文革十年 的系统完全的论著。即使有，也大都以粗大的线条作个象征性的描抹。至于微观领域 的研究，至今仍是零。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事实上，我们正在企图把“过去”忘记，尽管 它“过去”仅仅不过四十年。现在有好些社会学专著或回忆文章，都有意略过文革， 即使偶有几句，也是语蔫不详。是业已愈合的伤口不愿意再碰，还是故意隐瞒？或者 二者都有？季羡林在《牛棚杂记》的序言中说，他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 就是期待那些在文革中充当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人，能良心发现，把他们当时斗人整人 的“心理状态”和“事件过程”描绘出来，这样的期待不是要反倒清算，要求他们 “检讨和忏悔”，而是希望他们能“秉笔直书”，为子孙作点贡献。季老说，这部分 人是“不少的”，现在大多“官居要津”，四五十多岁，“如果还有良心”，在“灯 红酒绿之余”，不妨“扪心自问”，“晚上能睡得安稳么？”。我看了不禁哑然失 笑：这老头，年纪这么大还童心未泯！ 　　其实还有一个人与季老一样童心未泯，与作为被整人来诉苦的季老不同的是，他 是作为一个整人者和被整者的双重身分来真心忏悔的，这个人就是周扬。可惜，他的 忏悔才刚开始，就因为“他有什么权力来忏悔”的责问而失语，终于在1989年7月31 日遗憾地死去。“所有的人都原谅了他。”书上说。这是事实。从他逝世36天之后举 行的遗体告别仪式的规格就可以看出来，上至邓小平，下至根本就不认识他的可以进 来的学者，“……全都来了。”报纸上说有500多人，而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 说，人数远不止这些。陆定一说，“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并且在给周扬唯一 的女儿周密的信中说“他是被气死的”；巴金说，“他活在我心里。”冰心说：“我 为他‘解脱’而感到放心。”死可能是周扬“解脱”的最好方式。不论他是“被气死 的”，还是“病死的”，总之，他“解脱”了；与此同时，一批早晚担心他忏悔的 人，也“解脱”了，因为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一个“有什么资格来检讨”的文艺黑线人 物来当众揭他们的老底了。我在看了胡风和丁玲案之后，对周扬恨得牙痒痒的；后来 读到周扬反被当作黑线人物纠斗，对吐血而死的吴晗一句“高兴不起来”大惑不解， 再后来读到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之后对被他整过的人的道歉和反省，才开始明白。前 段时间又读到马立诚的《周扬之死》和于光远《周扬和我》的文章，了解了1983年周 扬公案的前前后后之后，与“所有人”一样，作为旁观者的我，也原谅了他。周扬死 后，遗体存放36天之后才得以为安，仆文简单；以后关于周扬的文章，也只能散见于 他人的零星记忆，袁鹰和王蒙把它编辑成《忆周扬》一书；但关于周扬的传记，却始 终没有。于光远在《周扬和我》中说周扬没有写自传，似乎是说他打算写而没有写。 我想，如果周扬写自传，以他个人的品性，将是一部忏悔录。然而写忏悔录，势必要 提及当时的一些人和事，和一些事情的真相。所以，周扬每每在公开场合情真意切、 声泪俱下地向那些因他遭受委屈的文人道歉忏悔时，总有人跳起来指责他“有什么资 格来忏悔”。事实上这些跳起来指责他的人大都跟他一样，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 但他们决不能让周扬忏悔。周扬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 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上，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然而，承认自己的 错误等于承认他人也有错，周扬的忏悔终于在1983年3月16日之后终结。 　　于光远和马立诚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描述了1983年的这场公案。于光远说，周扬报 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前三部分并没有引起喧然大波，问题就在 第四部分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上。在报告中周扬说，“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 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异化”的 概念。他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干的蠢事不少，到头来自食其果，这是经济领域 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成 为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作权力的异化。“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 欢迎的报告。”好多当事人多年之后还这样说。当时王震激动地走过去说，“讲得很 好，我还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异化’，这两个字怎么写？”然而“这次大 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却成了周扬政治生涯的终结。周扬报告在3月16日的《人民日 报》上发表之后，一份旨在批判周扬、王若水（执笔者之一）、秦川（《人民日报》 总编）的报告上呈中南海，指出周扬“发表了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 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要求秦川、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据 当事人秦川回忆：他（周扬）把那本报告扔在胡乔木面前，大声斥责：“这样做不正 派，不正派，这样做不正派。”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更加大声地反问：“你说什 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你这是反中央！” “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你这是反中央政治 局！”…… 　　很显然，周扬的悲剧在于他的忏悔情结。因为他是“没有资格”忏悔的，他却忏 悔了，终于失语而死。季羡林在说到他的期待时，很有自知之明地用了“十分不切实 际”几个字，但他还是“期待”着，期待着“那些在文革中害人整人的人”能“秉笔 直书”。事实上，狼和狐狸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从来都不会忏悔的，用余秋雨的话来 说，就是“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有好多，恰恰在文革中可忏悔的事最少”。这句话对余 秋雨先生或许是合适的，但对另外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合适。我读好些在文革中饱 受折磨的老先生写的文章，好几次见到“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人性地整人，现在却摇身 一变成了社会精英，手握大权，坐在××长的位置上轻车肥马大放撅词，一点羞耻感 都没有”之类的字句。很显然，他们不光没有羞耻感，还同时泯灭了良心；他们不单 要犯错误，还要把错误带进坟墓，而且还要在坟墓上照上光环。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