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百花齐放与思想言论自由 王毅 在很多人心目中，“百花齐放”总被视为是对春色满眼、 自由舒畅、祥和开明政治局面的恰切形容，因此也就被人们 普遍地尊崇为与强权下“舆论一律”相对立的理想境界。然 而这种一厢情愿毕竟与国人都经历过的真实历史是两回 事，一位国外的朋友在听过对1956年以后20年间中国局 面的介绍之后，就感叹那时事情的难以捉摸：“‘百花齐放’， 一个多么妩媚动听的词语!谁想得到它竟是这样一系列浩 劫的开端呢?”这样的疑问提醒我们认真想一想“百花齐放” 与“舆论一律”之间究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当代史中“百花齐放”的过程大家都还记得，其大 致的情况是：1956年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时，陈伯达等人提出 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上，应该实施把政治问题与学术、技 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陈伯达在28日的发言中说：在 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两个口号，就是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在总结 发言中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 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 家争鸣。”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正式公开宣布了 这个方针，他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 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5月26 日，中共中央召开由在京的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 加的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争家 鸣》的报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 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 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 由。”他还说：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的前提下，“在人民内 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 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 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他又强调：“对人民内部的唯心主 义的落后思想，应该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也是尖锐的，但这 个斗争是从团结出发的……”(详见洪子诚著：《百花时代》 3—5页)然而不过一年之后，随着“反右”的疾风暴雨，“百花 齐放”的“开明政治”也就虽然而止，仅仅成了后来一些过来 人的回味和憧憬，比如陆定一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 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 亏。”(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 人们把“百花齐放”的天折归咎于“反右”带来的突变， 这当然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从更根本之处来看，那样的结局 恐怕早已蕴涵在“百花齐放”政策的诞生伊始——执政者依 藉自己的威权而向子民格外施与某种宽惠的言论限度，这 种恩赐本身，就是与施恩者随时可以收回、乃至更彻底地剥 夺子民们一切言论自由的威权一体并生的。即以“百花齐 放”这个动听语词的来源说，大家都知道它出典于《镜花缘》 中故事：上界群仙集会庆祝王母圣诞，嫦娥欲百花一齐开 放，作为盛典之装点，而掌管群芳的仙子说：“惟有上帝教旨， 才能群花齐放。”后来承天膺命的武则天隆冬赏雪时兴致大 发，下令百花立时立刻一同开放，以见自己爱花之癖。百花 不敢违令，只得违拗春兰秋菊互不同时的天性而“各处群花 大放”。百花的这胆战股栗、遵旨齐放，当然衬出个别胆敢违 令者极端孤立，于是等待它的命运就是： 武后细细看去，只见群花惟牡丹尚未开放。……不觉大 怒道：“朕自进宫以来，所有上林苑、群芳圃各花，每于早 晚，俱令官人加意浇灌，百般培养，自号‘督花天王’。 因素喜牡丹，尤加爱护，冬日则围布幔以避严霜，夏日则 遮凉篷以避烈日。三十余年习以为常。朕待此花，可谓深仁 厚泽。不意今日群芳大放，彼独无花。负思昧良，莫此为甚！” 吩咐太监：“……以辰时为限。尔等即烧炭火千余盆，先把千 余(牡丹)株枝梗灸枯，不可伤根。灸后如放叶开花，即将炭火 撤去。……如再不开，立将各处牡丹，一总掘起，用刀斧捶为 齐粉。那时朕再降旨，今天下尽绝其种：”(《镜花缘》第四回) 可见，圣君对百花的“百般培养”、“尤加爱护”，必然是 与其“督花天王”的神圣身份，以及随时都能够对百花施以 炮烙、“捶为面粉”、甚至“尽绝其种”的无限威势和权柄相辅 相成的。 小说中的这个故事当然有文学的色彩，但是它对权力 意志专横本质的描述却是相当真切的，所以我们在正史关 于武则天的记述中看到的情况同样是：只有最高的权势者 才能够决定究竟什么是应该普天齐放的“香花”，什么是必 须彻底剿灭的“毒草”。例如武则天不断让手下给自己加上 “神圣皇帝”、“圣母神皇”、“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等等越 来越光荣伟大的名号，她还让人炮制出无数的神迹和“祥 瑞”(或是当时普天之下感恩戴德的人们自觉自愿地“敬献”， 也未可知)，以证明她应天承命后的到处莺歌燕舞。当时魏 王武承嗣伪造了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让手 下人诡称获之于洛水，并献给朝廷。按理说，天纵圣明的“圣 母”应当一眼看破这套不值钱的把戏，然而事实刚好相反： “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随后又升格称之为“天授圣 图”。同时，不仅对献石者加官进爵，而且更册封表忠心有功 的洛水神为“显圣”、赐之以“特进”这样极高的官位，为他建 庙设坛、立碑旌表，并且命令举国同庆，直闹得天翻地覆。因 为有了这样的榜样，所以当时人人争着献红心，以致于热衷 得过了头，还弄出过不小的笑话：有人献上带红色纹理的石 头，称这是天神让武则天当皇帝的象征，别人问何以见得， 献者回答：“因为石头中的红色是忠心的标志。”问者怒道： “如果此石中有红色就象征对皇帝的忠诚，那么普天下无数 别样颜色的石头是不是都天生象征着要造反?”满朝文武听 了这一问一答，都不禁哄堂大笑(见《资治通鉴》卷二百0 五)。而与这“大树特树”的造神运动联袂并举的，则是武则天 用尽一切酷虐方法，誓将自己眼中的毒草“批倒批臭”。比如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她亲自下令，将自己敌人的名 字改为“尽灭”、“万斩”；又记她在杀戮众多李唐皇室成员之 后，总是念念不忘要把他们逐一“改姓虺氏”，也就是说，要让 这些政敌统统改姓“毒蛇”。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百花齐放”这个 命题的预设前提，都是有意无意地承认和强调“百花”听从 圣命和装点圣业的天职；都是承认和强调只有圣人才具备 甄拔香花、诛除毒草的无限天聪和赫赫威权，承认和强调这 凭借威权的“大放”、“大立”与“大破”、“狠批”之间必然的共 生关系。这就像前引毛泽东所说“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 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但究竟谁才有权力“让 说”、谁又有权力“干涉”，以及“正确的”、“错误的”其最终裁 判权在何人手里，人人都不言而喻；“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 发表”，但究竟谁是“反革命”的决定权在何人手里，也人人不 言而喻——比如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的讨 伐：“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共产党，你的书 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毛泽东选集》 第5卷109页)看了梁漱溟的书、听了他的话，即是铁定的 “反动分子”，可见其书、其话在读者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辨别 以前，就早已是万劫不复的毒草。这样的逻辑在1953年就 明示给了世人，既然如此，“百花齐放”的结果其实早就是题 中已有之意；而后来常说的“百家争鸣其实只有两家，即无 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种威严的二元划分，当然也 是要由唯一的圣人确立香花、毒草标准之必然。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类似1956年的“百花齐放”这样在 言论尺度上翻云覆雨的例子真是太多了，比如洪武九年，朱 元璋因天文出现星变而“诏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为真，上 疏指出由于朱元障的暴虐，遂使“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 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而朱元璋一闻此言，竟然完全置自 己言犹在耳的《求直言诏》于不顾，立刻命令将上疏者押至 面前，要亲自将其射死以泄怒气(《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 巨传》)。 与臣民社会中的“百花齐放”这种内在规定和内在逻 辑相反，现代民主制度强调的是每个公民思想和言论的权 利是与生俱来，而决不是后天才被什么人、为了什么“开 明”的目的而颁赐、附加的；这种自由也不是可以被什么 人限定在“把政治问题与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 禁忌之中。在这个根本的前提下，一切建设性的法律、法 规、政策等等所能够做的，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和捍 卫公民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唯有以这种重申和捍卫， 来体现公民国家的基本职责。因此在健全的民主社会中， 执政者的某些德政会给整个公民群体的思想带来“春 天”，就是一种天大的笑话。 1998年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是纪念联合国大会发布《世 界人权宣言》整整50周年，这让我们想起《人权宣言》开宗 明义第一条申明的原则：“人人生来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 一律平等”；其第18条申明：“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的权利”；第19条又申明：“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 由。”而同是在1998年，中国也举办了许多纪念活动，其中 包括隆重纪念刘少奇和彭德怀诞辰100周年。这让我们想 起：刘少奇直到“文革”中自己被囚禁的时刻，才悲叹“好在历 史是人民写的”，才拿出《宪法》对揪斗他的造反派说：宪法保 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而过去十几年间，他作为首要职责即是 捍卫宪法的国家主席，在“反胡风”、“反右”、庐山会议等等那 样众多的关键时刻，并没有一次哪怕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站 出来，提醒发号施令者中国还有宪法。同样让我们喟叹的 是：彭德怀在“上书”而遭到批判之后急急去做的，只是苦苦 求见而希望“消除误解”，他也没有想起中国还有保障言论 自由的宪法，或者说他知道中国似有宪法，但更明白那只是 一纸空文。所以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这样文化环境中的国 民，其最大悲哀之一，就是只能把自己思想和言论的希望， 寄托在恩赐给我们的“百花齐放”等等开明的政策上。 当年，哈耶克针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威严统治而强调： 只有在社会成员享有人身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普遍的法 治才能作为社会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被有意识地 加以发展”；反过来，正如伏尔泰和康德早就指出的：“一个人 不需要服从任何人但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通向奴役的道路》80页)在1998年举行如此众多纪念活 动的时候，在我国姗姗来迟地做为全世界排名第140多个 国家、当然更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大国而终于加入了《公民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但愿我们还记得古往今来“百花” 奉旨“齐放”的悲剧结局，但愿我们从此告别对这种天恩浩 荡下“齐放”的企盼。 《方法》1999.01/有删节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