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按：这是写于数年前的一篇旧文，所以文中提到的多为几年前时人的一些文章， 当时曾投于一家素以自由而著称的文学评论刊物，编辑很客气地回了一封信，道 是经编辑部研究，还是不予采用。今天上到新语丝这里，无意间读到肖夏林先生 的大文，读到其中对李国文所谓学术杂文的评论，心有戚戚，于是想到了这篇旧 文，想到数年前随笔中诸多弊端今日不但未见消减，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故而 不揣浅陋，呈拙文于此，以就教于高明。 2001.11.11） 扯淡与胡说：随得太过的名家随笔 孙勇进 【随笔】sui bi一种散文体裁，篇幅短小，表现形式灵活自由，可以抒情、 叙事或评论。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近几年来，教书、伏案之余，有时也会翻翻报刊上的随笔，但是恕我直言， 时常翻得我困惑不已：到底什么叫随笔？随笔的“随”真的是指随随便便、想怎 么来甚至可以忘乎所以地胡说吗？好象不是，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找到 了上面的定义，也就明白了个大概，“随”也许就是指“表现灵活自由”和“可 以抒情、叙事或议论”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些随笔，尤其是所谓的名家 随笔，往往在这一点上没数，而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随”得实在有些过了分。 且看： 第一种是行文的随，如： “读书明理，最高的要求是能够如释重负。重负是什么？五花八门，千 头万绪，但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来于传统和时风的一些信念而已。传统、时风， 内容都很复杂，其中有些，或大部分，不应该释，也就不当称为负。何者应该释， 何者不应该释，来于分辨；分辨来于评价；能评价，甚至退一步，‘知’还可以 或应该评价，就是释，至少是趋向释……”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是出于不得已；所谓不得已，主要是求雅，如果用 大白话，就要说‘坐牛车和骑驴’。不得已之外，还有缠夹，因为想说的情意很 杂，甚至很怪，无以名之，碰巧其中牵涉到驴，于是找不到和尚就拉个秃子充数。 且由杂和怪说起，是不很久以前，不只一次，一个比我年轻的好心的友人，有悲 天悯人之怀，看我的生活太单调，劝我分出一些时间，说旅游，也许要求太高， 就算是换换环境也好，总之，应该出去一下。出去，可以近，比如人间天上的苏 杭；也可以远，比如港九，那就可以开开眼，看高楼，吃大菜，见识见识现代化 的繁华……“ 前一段选自一篇谈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随笔，叫《难矣哉如释重负》，但以 上一段150余字，读者诸君又能从中读到什么？后一段选自《犊车驴背》，开篇 250余字过去了，读者诸君又读到了什么？也不必讳言，说的是张中行先生，这 样的段落，在张先生近年来写的随笔中多的是，张中行先生的随笔，往往交代写 作缘起就用了几百字，还进入不了正文，难道名人的随笔便当随到这种地步？记 得当初张先生的《负暄琐话》，那是何等行云流水之章，情深绵邈之文，我也许 永远不会忘记初读《琐话》时那种深深的感动，可是后来的随笔却每每令人失望， 时常可以见到如上引段落那样随意的行文。看到这样的行文，有时不禁会想到 《好兵帅克》中的克劳斯上校，其时常以这样的方式来发表见解：“一条夹在两 道沟之间的路，叫做公路。对了，诸位，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沟吗？沟就是一批 工人所挖的一种凹而长的坑，是一种深渠，对，那就叫沟。沟是用铁锹挖成的， 你们知道铁锹是什么吗？………”可是这种克劳斯上校的文风，偏偏有人要对其 大加喝彩： “结合张中行先生与鲁迅先生两位文章高手的意见，大致就可以得出怎 样写得长些的办法了。那就是要写可有可无的话，要会唠唠叨叨地叙述。文学作 品，说穿了，就是闲话的艺术。你要能将那些看似无用的闲话，说得有滋有味， 这才算是学会了写作。” 出自韩石山先生《得心应手--作家的训练》一书，也不知是说一个人要想成 为作家便当如是训练，还是说一个人成了作家以后可以进一步如此训练，反正无 论怎样，以区区在下的这种欣赏水平，是难以领会“文学作品，说穿了，就是闲 话的艺术”“就是要写可有可无的话，要会唠唠叨叨地叙述”这类文学真谛的， 看样子是离作家差了十万八千里了。余本也愚，不能领会韩先生的指点“学会了 写作”也就罢了,只是不明白，韩石山先生这里兜售作家训练秘诀时何苦要拉鲁 迅先生来陪绑，莫非在韩石山先生的眼中，鲁迅匕首、投枪似的杂文就是“写可 有可无的话”“唠唠叨叨地叙述”“将那些看似无用的闲话，说得有滋有味”的 炮制长文章的光辉典范？ 第二种是评价人或事的随，且看： “与南明那一批毫无骨气的无行文人相比（诸如侯方域、钱谦益、龚定 山、吴梅村、朱国弼这些卖身投靠的苟活者），卖身求荣恐怕是架骜不驯，为真 理而置性命于不顾的金圣叹们所不齿的。” “没有悲歌，这却是一曲耿介狷狂、刚直不阿士大夫的千古浩歌；没有 呐喊，这却是一首呵护真理、守卫灵魂真夫子的万世挽诗。我们从中看到了文天 祥、史可法那不屈的面影。” 出自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录》，见《随笔》97年第2期，是写金圣叹的。 文采飞扬，但对金的评价却全都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胡扯。丁帆先生既然在这里 大谈金圣叹，那么想必知道这样一桩历史事实：顺治十七年，金圣叹的文友邵点 从北京带回一条消息，说顺治帝读了他评点的才子书，十分叹赏，誉其为古文高 手，金闻听，立即“感而泪下”，“叩首敬赋”《春感八首》，写下“忽承帝里 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何人窗下无佳句，几个曾经御笔评”等句，并且 做官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就已飘飘然、一厢情愿地设想起自己的官职，挑肥拣瘦， “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簿书繁”，大做起文学侍从之梦。顺治驾崩，金又 写下“正怨灵修能浩荡，忽传虞舜撤萧韶”等句，深致悼惜眷恋之情，感戴之诚， 可谓至死不渝。即使丁帆先生在文中大唱赞歌的哭庙案一事，金圣叹的表现也并 非始终光彩照人，金被捕受刑，即大呼“先帝”，希望问官看在先帝知遇（即上 述誉金为古文高手一事）的份上稍加宽松，不过问官并不买帐，又加责掌嘴二十， 此中种种，《哭庙纪略》、《辛丑纪闻》等文记之甚详。现在要请教丁帆先生的 是，我们又当如何才能从金圣叹的上述言行中，“看到文天祥、史可法那不屈的 面影”呢？如果侯方域、吴梅村可以被措辞极为严厉地骂为“卖身投靠的苟活 者”、“毫无骨气的无行文人”（且不说这种斥骂是否公允），金圣叹就没有 “卖身求荣”的嫌疑？金圣叹作为一个小说评点家固然才华横溢，但以上几事却 也足见其传统文人的种种可笑与可悲，而经丁帆一番激扬文字，居然一变而为 “刚直不阿的士大夫”，甚至成了文天祥、史可法式的民族英雄。 同样是这位丁帆先生，在《书屋》1997年第1期发表《文人无行：秦淮风月 鉴人心》一文，在颂扬了柳如是集中表现为民族气节的“伟大壮丽的精神人格” 后，感慨道： “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清以后的文人，包括郁达夫、陈寅恪等 著名的文人骚客只赞叹柳的艺术才华，称其‘清词丽句’，‘艳过六朝，才深班 蔡’，却闪烁其词，只字不提其更为伟大壮丽的精神人格呢？其中之奥妙不言自 喻了。” 其中有什么奥妙不言自喻？！任何读过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的人，都 不会如此轻率地立论且将陈寅恪归到无聊文人之列。《柳如是别传》中多次言及 柳如是的“沉湘复楚之志”、“复楚报韩之心”，即反清复明之志，并辟有专章 （第五章）集中考证柳如是推动反清复明运动的事迹。正如朱新华先生尖锐的批 评所说的那样，丁帆先生要么根本没读过《柳如是别传》而信口开河，要么确实 读过并且很清楚陈寅恪说了些什么，“明明是拾人唾余却反过来厚诬昔贤，其心 更不可论。”（见《书屋》1997年第4期《柳如是的大节与陈寅恪》一文） 还是这位丁帆先生，在《江南士子悲歌录--‘悲歌击筑动哀音’的不仕者归庄》 （见《随笔》1998年第2期）一文中，谈到归庄的《万古愁》套曲时说：“据说 此曲一名《击筑余音》”“归庄的主旨是悼念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南明小朝廷的， 与陈后主的‘后庭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干吗还要“据说”？只要翻一翻上海 古籍出版社的《归庄集》，即可知，《万古愁》和《击筑余音》文辞虽十分相似， 却是两套曲子，为什么不核对原文？另外，归庄《万古愁》套曲将南明小朝廷骂 了个狗血淋头：“夸定策号翼戴铁券儿光耀，倚狐朋树狗党蜩蛄般喳噪。巴掌大 的两淮供不起群狐吵，更半壁江南下不得诸公钓……”丁帆先生又是如何得出归 庄的主旨是悼念南明小朝廷的结论的？最奇怪的是后一句评价：“与陈后主的 ‘后庭花’有异曲同工之妙”，身为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丁帆先生该不是连 《玉树后庭花》都没读过就在这瞎说吧？就算是《万古愁》套曲旨在悼念南明小 朝廷，又怎样才能和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这是我百思不 得其解的。 第三， 是涉及文史典故等方面时，不加核对，随手乱写，这和上面说的一 点有联系，但又不完全一样，故于此另加剖明，就以近些年特爱抖学问抖批判突 然“文化”了起来的李国文先生的一些随笔为例吧： “追求名士风度，蔚为风气，遂成了二百多年间南北朝文人的终极目标， 社会精英层大率如此，还有什么振作可言！ 这些人聚在一起，无非‘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 《世说新语》里介绍领导这种清谈新潮流的主要人物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 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于是，‘谈’，便是清议的代名词。 一边摇着麈尾，一边大谈黄老，……魏晋文学中那种伤时感世、赋物寄怀的精 神，根本就不存在的。” 见《文学的魏晋》，《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1期。这一段话里有几个错误： 其一，“追求名士风度，……遂成了二百多年间南北朝文人的终极目标”， 事实上，北朝士风，和南朝相去甚远，这一点，读一读《北史》或罗宗强先生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等书便知，说北朝文人也以追求名士风度为终极目标， 不正确； 其二，第二段“这些人”承上段而来，应是指“南北朝”文人，但是下面提 到的“领导这种清谈新潮流的主要人物王夷甫”却是西晋时人，如何又能在死了 一百多年后起于地下出而领导南北朝文人的新潮流呢？莫非王衍除了谈玄外还精 擅借尸还魂的秘术？ 其三，“‘谈’便是清议的代名词”这话也不对，‘谈’是清谈的代名词， 而清谈和清议是两回事，清议是指对时政的议论、批评，顾炎武《日知录·清 议》：“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 矣。”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三编第五章第一节：“东汉后期，……官僚和知识 分子中间，也对当权的统治者不断发出抗议，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叫做‘清 议’。”说“谈玄”的“谈”是清议的代名词，乃想当然尔； 其四，“魏晋文学中那种伤时感世、赋物寄怀的精神”的提法也还大可推敲， “伤时感世、赋物寄怀的精神”可以用来说建安文学、正始之音，却不是有晋一 朝文学的主导，事实上，文学史一般是不把“魏晋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来使 用的，盖因魏晋两朝文学差别太大的缘故。 《文学的魏晋》一文中还有这样一段： “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瘐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 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大概是可以断定的。” “太史公瘐毙”？这真是闻所未闻，我翻了下《汉书·司马迁传》，又翻了 几种文学史之类的书，均不见这种记载，不知李国文先生的这种说法是确有所本， 还是一时写得兴起，觉得将太史公随手“毙”了又何妨。 再看《话说王伦》（《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中的一段： “因此，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尽的 事业，再付诸一次罢了。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 屡见不鲜的。如同在宋代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 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 从文章的内在逻辑来看，这里的“张献忠、李自成”显然又是“高迎祥、李 自成”之误。而这在农民起义史教育十分普及的中国大陆，本也应是个常识。 再看： “为了决定卢俊义和宋江的一二把手的位置，消灭了祝家庄数百口人， 这算什么混帐逻辑？” 见《金圣叹之死》，《随笔》1998年第4期。上引那一段情节是出自哪一个 版本的《水浒传》？可别是将人家本没有的情节安在人家头上再加以谩骂吧？ 再看《大师太忙》（见《随笔》1998年第5期），看看其中有多少文史等方 面的错误： “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 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采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 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 从此也就了了而已。” 这一段里有两处错误： 其一，“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当是指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对于这篇赋， 不少学者根据《长门赋》序中“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一语，断其为伪作，若 此说成立，李文即为以讹传讹。即使李国文不是研究汉赋的专门家，不了解这种 学术见解，以《长门赋》为司马相如所作（也确实有学者持这种见解），也应知 道，在传说中，《长门赋》是写给汉武帝的陈皇后的，那么现在要请问的是，司 马相如当垆卖酒和到汉武帝身边任职二者的先后如何？何不随手翻一下《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或《汉书·司马相如传》？ 其二，要请教李国文先生的是，“从此也就了了而已”一句中“了了”一词 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告诉我们，“了了”意为“明白、懂 得”。《汉语大词典》则列了三个义项，分别是：1、聪慧；2、明白、清楚；3、 拍打谷物用的一种农具。不知李先生此句中的“了了”对应的是哪一个义项？还 是哪一个也不对应，只是望文生义，误作“完结”解了？ 再看： “历史上那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 屡发生过嘛？” 句中既然用了引号，便当准确引用原诗句，应作“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 疏”，出自孟浩然的《归终南山》：“北阕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 又如： “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 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 短短两句话中有两个错误。第一，韩愈拜访七岁的李贺及李贺做《高轩过》 诗的说法，见王定保的《唐摭言》，又见于《新唐书·李贺传》，但此说不正确， 《高轩过》题下云“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而事实上，李贺七岁 时，韩愈还没有做都官员外郎，皇甫湜也还没有做侍御，故《高轩过》一诗绝非 李贺孩提时所做，朱自清《李贺年谱》便将此诗系于二十岁下。不过，既然《新 唐书》上有此一说，李先生又并非专门研究唐诗，犯了这一错误也还有情可原 （当然此类错误也并非绝对不可避免），那么下一个错误则纯属信口开河所致： “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到底三十出几？又有何 根据？《新唐书·李贺传》明明有记载：“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杜牧 《李长吉歌诗序》亦云“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李贺 诗歌集注》、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等书均断李贺的生卒年为公元七九○年到 八一六年，李国文先生的“三十出头”又是从哪来的呢？莫非李先生在撰写此文 前进行了独门考证？考虑到“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一语及李国文不太可能 对退团年龄也那么无知，不排除“三十出头”为“二十出头”之笔误的可能性， 但即便如此，难道二十七岁在李国文的眼中也算“二十出头”？只怕还不至于连 “出头”一词的含义这点常识也没有，说到底还是信口开河所致； 与上引两句隔了几行，又有： “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 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 看样子，李国文先生是既不懂唐代的避讳制度，又根本没读过就收入在准普 及读物《古文观止》中的韩愈《讳辩》一文。唐律中确有相关的避讳规定：“诸 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不过当时一般是指同字避讳，如 父名安，便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并没有苛刻到同音字相避。所以韩愈不服，为 李贺抗辩。此文并非意在“说明讳无必要”，即使是韩愈，恐怕也要视避君父之 讳为天经地义，此文只是强调这种针对李贺的避讳要求没有根据罢了。又韩愈 《讳辩》开篇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 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倡之， 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显 然，韩愈撰此文，是针对“与贺争名者”和“和而倡之，同然一辞”的听者，而 不是做什么李贺的思想工作。 再看： “苏东坡……最后充军到海南岛。” 充军海南岛？何者为充军？充军是古代的一种刑法，指把罪犯发配到边远地 方去服役。《宋史·刑法志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 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可见，充军是处置犯人用的一种 比较严厉的刑法，而《宋史·苏轼传》的相关记载却是：“又贬琼州（今海南） 别驾，居昌化。”不错，苏轼贬官海南后境遇极为恶劣，但这和充军是两码事， 就象我们不能说白居易充军为江州司马、柳宗元充军为永州司马一样。 “但在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嘻嘻，皆为利来’ 的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 太史公什么时候说过“天下嘻嘻”？《史记·货殖列传》原文是：“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壤”通“攘”，李国文先生不至于连 “熙熙攘攘”这个成语都搞错吧？ “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成了空谷遗音呢！” “空谷遗音”当为“空谷足音”。《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 人足音跫然而喜。”成玄英疏：“忽闻他人行声，犹自欣悦。”后因以喻极难得 的音信或言论，将“空谷足音”写作“空谷遗音”反而不通。 再有： “历史中，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 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所以，有‘江郎才尽’这成语，……” 关于“江郎才尽”，《诗品》卷中“齐光禄江淹”条和《南史·江淹列传》 均有记载：前者写到江淹梦郭璞取回五色笔后，“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 江淹才尽。”；后者则云：“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不知李国文 先生是根据什么得出“甘于承认自己不灵”“老实坦白”之类的结论的，而且还 如此言之凿凿地道“历史中只有一位”，好象上下几千年整部中国历史已了如指 掌似的。 清点一下可知，一篇随笔有十来处错误。 文章写到这，便收笔罢。记得王朔先生在《一点正经也没有》中讲过一句： “小说就是名家可以天马行空，新人必须遵守规则的一种文字游戏。”王朔先生 是调侃，但如果将“小说”二字换成“随笔”，大概有些名家是深以为然的。但 是这样随出来的随笔究竟又如何呢？读者诸君会有个公正的评价，所以其余的话， 这里还是不说也罢，就此打住。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