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全文） 秦晖 一 新千年初夏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读书》风波，将来在思想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但在今日政治文化生态所限制的语境下，这场争论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般人看 不懂的争论。这一个多月来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议论：“知识界没救了，一笔前所 未有的重奖，就让他们撕破了脸。”“整个一趟浑水，还是躲远点。”有的人还 把这场争论与某某的文字剽窃案、某某的“不忏悔”连在一起称为近期中国知识 界的几大丑闻——他并不是指争论中的某一方。的确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似乎 不象一年前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那样可以以思想划线，而有许多人事因 素混杂其间，加之种种复杂的争论卷在一起：外地学者埋怨北京人垄断了奖项， 其他学科指责思想史独占了先机。更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乘机搅混水，挑起人 事纠纷。对此，谢泳先生发出了“友谊为何如此脆弱”叹息，而网上更有不少呼 吁维护知识分子“整体利益”，要求双方克制并走向“整合”的声音。 实际上，自从中国改革进入深层发展阶段，改革问题上的社会认同逐渐不复存在， 知识界的分化与思想争论因之在所难免。80年代式的“整体利益”与“整合”已 不可能。而且从各国思想史的先例看，社会变动积聚时期的知识界思想论争不见 得是坏事，如法国“复辟时代”的左右翼思想发展、我国戊戌至辛亥间知识界的 分化与重组、俄国民意党沉寂后至1905年前的“主义”论战，乃至捷克1968年后 的哈（维尔）昆（德拉）之争、苏联70年代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之争 等，都是思想资源积累、理论探索深化的时代，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90年 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本来也有类似的性质，强求“整合”未必可取。 然而如今的“《读书》奖事件”则不同，由于一些人事纠葛的介入，也由于特定 政治文化生态带来的语境限制，思想阵营不清。尽管“规则”问题的是非是明摆 着的，但旁观者却容易产生无聊之感，其结果是这场争论不仅使一些多年朋友之 间的思想分歧扩大为人事裂痕，“脆弱的友谊”几不存在，还使一些思想上本无 大异的朋友也产生隔阂。知识界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底线共识并以这种 共识影响社会的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另一方面，在这场争论中知识界的整体形 象（而不仅仅是哪一方的形象）受到打击，也是中国转型期社会中道义凝聚力与 社会正义感等稀缺资源的又一大损失，这实在令人痛心。我不支持知识分子那种 传统性的圣王情结与教主意识，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 的困境，的确需要那种以殉教精神争取世俗社会、以积极的理想争取“消极自 由”、以高调的人格落实“底线伦理”的圣雄现象，需要一种能够摆脱强权哲学 与犬儒哲学互补状态的新理想主义。然而这次事件对这种需要又是一个打击。 但是，面对这样的结果，叹息与遗憾是无济于事的。实际上回顾今年以来的事态 发展，这样的结果也不能说纯属偶然，它在我们这样一种人文生态结构中实有其 产生的逻辑。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事态的发展除了损失与遗憾以外还能留下一些 思想资源与积极的遗产，使未来的思想史不至于把新千年初夏的这场文事仅仅写 成一池浑水，我们就不能只是临渊叹息，置身事外而不分是非，而且应尽可能跳 出现有语境的限制，把问题说透。 二 两年前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虽然有种种局限性，但当时的讨论还是 比较正常的。然而到1999年夏以后，国内文化生态发生变化，“自由主义”一方 受到思想界以外越来越大的压力，今春有四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点名，以 后流传的不同版本的许多“名单”乃至实际发生的压迫案例也都属于这一方，而 所谓“新左派”一方无一人受此待遇。继《东方》、《方法》之后，从南到北的 一系列报刊或停刊、或换人、或改版、或被收回终审权，书界的许多工作室和出 版社也面临类似困境。而汪晖先生（尽管他本人不自认、我也不认为他属于欧美 文化生态下定义的新左派，但实际上近年的论战中他已成为批判自由主义一方的 代表）执行主编的《读书》杂志却能继承这几年来的“转向”趋势而且还朝这一 方向继续发展，难免会引起议论。 客观地讲，文化生态的压力并不只是自由主义者面临，但凡独立思想者都可能遇 到这个问题，《读书》也不会没有它的难处。同时自由主义者不会也不能有“大 家都当烈士”的想法，也不应有“受压即真理”的简单化思维方式。但只要稍微 尊重事实的人都会看到：至少在目前这个时期，来自思想界以外的压力主要是针 对谁的。因此网上有论者要求新左派拿出“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表达 观点的权利”的风度。这样的要求在中国也许高了点，但要求他们不要落井下石， 做“在屠宰场边吃草的绵羊”，这应当并不过分。公正地讲，一些新左派朋友在 这个问题上也是注意的。如汪晖在我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就首先向我表示声援。这 是我不会忘记的。 但更多的新左派却在自由主义被剥夺发言权之际扩大了对他们的攻击。有人宣称 5.8事件以“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人在抨击当前 自由主义者的同时已把火力延伸到了惨死于暴政下的顾准等人身上；有人人为20 年改革整个就是从毛泽东时代达到的“高峰”上一路“下滑”的过程；有人认为 周扬没有与胡乔木握手是个错误；有人公然在网上炫耀自己与“有权整XX的人” 的关系。…… 当然这些极端的言论大多与《读书》无关。而且从形式上讲诚如《读书》方面一 再表白的那样，它至今也没有完全成为某派的一家言，不同的声音还是有的，而 且与大多数“纯官方”刊物相比这种声音还算多的。平心而论，《读书》的民间 传统、知识分子传统、人文色彩、多元化与百家争鸣传统直到如今并没有完全消 失，它还是有贡献的。而且可以设想，在当前特定的文化生态下为了做到这一点， 《读书》同仁也是不容易的。同时也应当相信，即使不考虑价值立场，仅仅从保 持杂志传统影响、对读者吸引力与市场份额的技术角度出发，《读书》也不会愿 意完全“背叛过去”。 但无论如何，《读书》近年来越来越以所谓“新左派”作为主导声音，对自由主 义、现代性、全球化、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国际资本”、普遍人权等的批判 越来越成为该刊的主流，而从改革前旧体制及其今日的延伸中寻求“反抗现代性” 资源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应该指出，同是“自由主义” （为了避开定义纠纷以方便行文，此处仅以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既 存界限区分二者），近年来《读书》对人文自由主义的疏远又更甚于对“经济自 由主义”。以至于近年来该刊上的“自由主义声音”主要来自后者。最近的“《 读书》奖风波”中也有人注意到“批评者都出自人文学科”，而“经济学家” “至今仍保持着沉默”。 不满的人们对此私下有两种解释：一是怀疑《读书》拿这种不考虑公正与民主的 “不道德的经济学”来代表自由主义，是有意给自由主义抹黑，二是认为“新左 派”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于“人文自由主义”而言有不少共同立场；他们虽 然对“市场经济”、“全球化”评价相反，但在政治自由与程序公正方面均持消 极态度，而这两者恰恰是“人文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也恰恰是“人文自由主义”受到最严厉的压制，而 “新左派”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活动空间则要大的多。 《读书》的这种“转向”无疑是客观存在，也是人人都看得到的。尽管《读书》 极力否认“转向”之说，并且还公布了1996年以来的总目录以证明自己的多元化， 尽管笔者本人在《读书》上就既批评过“新左派”也批评过“经济自由主义”， 但在大多数人眼里，《读书》的“转向”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上，在这次风波中 无论支持还是批评《读书》的人对这一点也都有共识，尽管他们有的欢迎、有的 反感这种“转向”。戴晴因为这一“转向”而宣布不再订《读书》；民族主义网 站“士柏论坛”主持人则欢呼“《读书》向左转”，而大骂“《战略与管理》向 右转”。这里所谓“左”“右”之说是否确切姑且不论，只就《读书》的支持者 与反对者都因为它的“转向”而言，就足以说明问题。 所谓“转向”未必就是180度的转弯，如今的《读书》当然不能说是“官方喉 舌”，但说它“代表知识界”恐怕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即使在《读 书》的高峰时期，由于体制的束缚它也从来没有成为“纯民间”的、完全“代表 知识界”的刊物。这当然不是《读书》的过错，也不影响它因相对较多的民间色 彩、知识界色彩而获得声誉。到了近几年，社会的变化已使“知识界”和社会思 潮发生空前的分化，哪里还有一个统一的知识界供其代表呢？进而言之，在一个 开放的社会里，在充分的言论自由空间下，“新左派”可以有自己的同仁刊物， “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流派也可以有自己的同仁刊物，如果这样，《读书》的 “转向”与否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而如今《读书》的“转向”招人议论，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读书》并不是在 1996年白手起家的，而是在此前已有17年历史的著名“品牌”，在历任同仁、作 者与读者的共同努力下积累了可贵的文化、社会资源，作为这笔资源的继承者是 要承担某种责任的。这不是说过去的《读书》就尽善尽美，过去的《读书》也不 是“纯民间”的，它的某些特征（如过分的“雅文”色彩）也为一些人议论，它 的言论尺度受大气候影响，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比现在的《读书》更宽松（如在 1990年前后）。但无论如何，在这有限的尺度下那时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可以共 享的。那时的《读书》的确没有现在这么浓的“新左派”色彩，而基本上是80年 代“新启蒙”传统（即如今的“人文自由主义”所坚持的传统）的产物。因此， 《读书》的“转向”自然会引起珍视《读书》传统、尤其是珍视《读书》所体现 的80年代新启蒙运动传统的人的不满。 第二，这些年来《东方》、《方法》、《岭南文化时报》等一系列报刊被中止， 《读书》在著名民间色彩思想性刊物中几乎是硕果仅存者。这个现象当然不能简 单地理解为当局查禁“自由主义”刊物而扶植“新左派”刊物。实际上《东方》、 《方法》等刊物都是多元化的言论空间，汪晖、黄平和不少“新左派”人士都通 过它们发出过声音。那时这几个刊物与《读书》尽管风格各异，基本背景却相差 不多，倒是它们与另一份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刊物《战略与管理》之间区别较大。 《东方》等刊夭折后，人们自然更寄希望于硕果仅存的《读书》，指望它能保持 这几个刊物当时共有的基本取向。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不仅被看成老《读 书》既有传统的继承者，而且也被期待为持守上述几份刊物共同立场的延续者， 然而《读书》的“变化”却令人失望。与此同时，《战略与管理》却逆“风”而 上，淡化了其国家主义色彩而向自由知识界靠拢，并为此克服了许多困难。反衬 之下，《读书》“转向”引起的不满自然更明显。 第三，尤其在今年以来的文化生态变化中，自由主义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不 仅许多“人文自由主义”者被剥夺了发言权，甚至“经济自由主义”也一度受到 打击，而“新左派”的势头却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氛围中无论什么“主义”者， 只要有一点起码的真诚都应该明白“自由优先于主义”的道理。《读书》自然不 可能如有人所说的那样站出来为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争取表达的权利，但减缓或暂 时停下“转向”的步伐，在自己的园地上掌握必要的平衡，也是一种做得到的、 不会有多少困难的姿态。但《读书》没有这样做，从今年前五期《读书》的封面 要目（它是杂志自我定位的重要标志，比全目录更能说明问题）看，它的“转向” 实际上是更突出了。 三 所有这一切导致关于《读书》的议论在知识界的私下场合越来越多。不能说这些 议论都是正确的，但它们显然事出有因，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分化的结 果。《读书》可以接受或不接受这些议论，但敌视这些议论，把它们都看成“中 伤”、“诽谤”，那只能显得自己太狭隘与小气。 尽管有这些议论，但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人公开批评《读书》，其原因不难理解： 一是《读书》过去在知识界的地位与贡献使人们对它心存爱护，许多人（包括如 今出来批评《读书》奖的几乎所有“人文自由主义者”）还与《读书》同仁有过 多年的友谊。他们虽然对《读书》如今的状况有意见，但在当下的中国，比《读 书》更好的杂志又有几家？所以于公于私，人们在批评《读书》时都是十分谨慎 的。其次，在如今内地的语境下，公开批评一本杂志离经叛道十分容易，公开批 评它循经卫道却几乎不可能，这倒不光是批评者或是发表的媒体有风险，对被批 评者而言，只要它还想保持民间色彩，也会被置于不尽公平的尴尬之中而无法自 由申辩：如果它表白自己其实是离经叛道的，这无异于往强权的枪口下送，等于 是逼它做“烈士”。如果它不这样表白，又无异于默认了循经卫道的“污点”而 使自己的民间声誉扫地。所以不难理解，它对这种批评一定会异乎寻常的愤怒与 委屈。而有责任的批评者也不能轻易陷人于这种尴尬之中。 然而凑巧的是，对《读书》的公开批评恰恰首先发生在香港而不是内地。这就是 戴晴女士5月20日在《信报》发表的《绝不花钱买宣传》短文。这篇文章如果发 表在内地，由于前述的理由，《读书》同仁做出强烈的反应还是可以理解的。但 在香港发表后，由甘阳先生做出的反应便让人完全不可理解了。 首先，戴文主要是针对目前国内文化生态的压抑表示不满，并非是专门冲着《读 书》来的。这篇两千字的短文论及的报刊有七、八家，涉及到《读书》的不过百 字左右。这百字虽然尖锐，但应当说并无人身攻击和谩骂。其中最不中听的，应 属把《读书》喻为“被狐狸精吸干了血的书生”。明眼人一望就知这话与其说是 骂“书生”的，不如说是骂“狐狸精”的。在这百字中戴晴表达了三点意见：1、 《读书》变了。2、她反感这种变化。3、她认为变化的原因是“狐狸精”即强权 的压迫。 戴晴的这三点意见都不是不可商榷的。其实她对《南方周末》等报刊也有同样的 判断：由于主持人被换，接手者“编出别样东西，我感到花钱买了假货”。如今 《南方周末》的读者大概都会觉得她这个判断有误，换了主持人的《南方周末》 并未变成“假货”。但是，《南方周末》并未象《读书》与甘阳那样暴跳如雷。 本来嘛，“假货”不“假货”，市场自有公断，何必对提意见者如此咬牙切齿？ 反映如此过激，不怕有“此地无银”之嫌么？ 香港的文化生态大异于内地，虽不完善、但还基本保持着言论自由，没有上文提 到的“不公平的尴尬”。无论“亲中派”还是“民主派”都可以进行正常的辩论。 处在这种环境下的甘阳先生如果不同意戴文的观点，大可正面反驳：《读书》没 有变，或者是变得更好了。强权没有对《读书》施压，或者虽施压但《读书》顶 住了；或者虽未完全顶住但大节无亏，人们不应苛责；或者强权本来就是好东西， 顺着它也是应该的。 但甘阳没有对以上任何一点做出论证，他只是骂了一通街，而且一开口就从戴晴 骂到了一切对《读书》有所议论的人头上：《读书》“是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一 个尺度，但晚近以来，国内有些人却出于一种极为龌龊的狭仄心理，不断散布一 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谣言，影射《读书》已经变质，不再代表知识界”…… 这叫什么话！《读书》是一份刊物，不是“知识界”民主选举的代议机关，即使 在它当年最得士心的时候，也不能说它就“代表知识界”。何况如今思想分化如 此明显、思想论战如此明朗的状况下，哪里有那么个大一统的“知识界”供其代 表呢？甘阳把《读书》封为“知识界代表”，“思想解放的尺度”，谁批评它， 谁就是攻击“知识界”，破坏“思想解放”，就是“心理狭仄”、“极为龌龊”、 “恶意中伤”、“散布谣言”、“卑劣把戏”、“冷枪暗箭”、“腌腌渣渣，见 不得人”……一篇短短九百字的豆腐干文章竟能容纳如许狠话，真叫人开了眼界！ 甘文的另一特点是拨弄人事纠葛，在这一小文中，先是拨弄11年前包遵信与戴晴 的矛盾（后来包遵信否认了甘的说法），后是拨弄《读书》前后两任主编的矛盾 （由此引出一大堆是非，把本来对学者中的笔墨官司完全是局外人的两位德高望 重的出版家搅了进来，给人以一场《读书》论争不过是两位主编操纵一些文人作 权位之争的恶劣印象）。《读书》的人事问题外人难知内情。但通过撤换主编来 改变报刊面貌的确是国内如今通行的做法，戴晴做这样的联想是可以理解的。甘 阳若是知情，愿意站出来澄清事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有必要这样骂街吗？尤其 是后来他干脆张冠李戴地直接辱骂其中一位主编，进一步激化人事纠纷，就更让 人莫名其妙了。 在如今网络时代，甘文很快被传回国内，这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反感，而且也 增加了对《读书》的不满。由于他首创的“造谣中伤”、“卑劣心理”之说后来 又被某些《读书》同仁沿用，因此有人怀疑甘阳此文是与《读书》商量后写的， 代表《读书》的观点。但读甘文的人大都相信这更像甘阳本人的作风。这些年甘 阳的思想与学问如何另当别论，他的文风则实在是越来越成问题，1996年骂刘东 是“党棍”，1999年骂戴晴与吴思是“民族败类”，到新千年又更上一层楼，谁 怀疑《读书》的“尺度”与“代表”资格，谁就成了“极为龌龊”之徒。《读书》 真有这么霸道吗？甘阳先生这样骂街，究竟是在为《读书》辩护还是在给《读书》 抹黑呢？ 如果没有甘阳之骂，戴晴那篇泛评当前文化生态的文章中涉及《读书》的几句话 不会有多大影响，甘阳这么一吆喝，反而使《读书》成了论争的热点，对《读书》 的不满因甘阳而升级了。恰在此时又发生了“长江《读书》奖”事件，遂使矛盾 更加激化。 四 在《读书》奖的运作期间无人对它表示反感，更谈不上抵制，大家都是愿意促其 成功的（我个人因推荐表迷失于案头纸山之中错过了规定期限，在6月初《南方 周末》电话采访中我已明确表示：没有寄还推荐表，这是我的不对。），尽管那 时有些人对《读书》的“转向”已有看法。如后来站出来批评该奖的雷颐先生不 仅参加了推荐工作，而且就在6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还刊出了他为其中一本获 奖著作写的书评。换言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及其对《读书》方向的岐 见尽管已经产生，但并不存在“自由主义”者因学派门户之见为难《读书》奖的 问题。相反，实际上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件促进学术的民间公益之举办好的。 许多人对该奖的真正意见是在评委名单、评奖过程与结果公布后发生的。6月9日 见报当天，就有朋友来电询问：把政治学所党委书记安排进15人（文章奖11人） 评委是什么意思？尤其恰好是在刘军宁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不是一种表态吗？的 确，这位评委在民间知识界的知名度、与《读书》的渊源关系等方面与其他评委 确实差异太明显，而且政治学所原已有王焱这一评委，除了汪晖所在的文学所有 两个评委外，这是唯一的“一所两评委”了。可能正是为了回避这一点，公布时 把她的单位写成“社科院法学所”。由于社科院实行政、法两所“名分实合”， 这样写似乎也能成立。但作为15人中唯一的“法学界”评委，她的代表性本身就 颇成问题，而专业外的许多人听说这位评委的名字，正是在此前政治学所白钢的 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白钢暗示，这位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似应对处理刘军宁负责。 其实在如今的中国，很多事是体制的问题，人们对这位评委个人也许不应有成见。 但以她的身份又在这个当口作评委，的确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至于人们对评委组 成的其他议论，网上已有不少，就不说了。 但所有这一切，如果说都还可以用“主义”不同来强为辩解，那么“长江《读书》 奖”在程序上的犯规则是太明显的硬伤。如果说由于当今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别的 批评会面临“尴尬”，使《读书》可以声称“委屈”，那么在规则问题上他们是 毫无理由叫屈的。如果说“主义”之争、“转向”与否之争、人事纠纷之争、某 人该不该进评委、某书某文够不够学术水平乃至某人的学问、人品的评价问题等 等都可以见仁见智，那么在常识性的、最基本的程序公正问题上，是无所谓价值 多元问题的。这里的是非任何人也无法回避。 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为“长江《读书》奖辩护的人，大都无非三种论述方 式：一是某人人品、学问如何好，某著作水平如何高，因此应当得奖。二是某人 没有做什么什么事，因此不应当为此事负责。三是批评者动机不纯，不是“龌龊” 之徒，就是“酸葡萄心理”。这三种论述方式的共同点就是不把程序正义当回事。 对此朱学勤先生在《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其实，关于程 序公正的基本道理并不复杂，起码以下几点属于常识： 一、不能以人品、学问好为理由而违反程序正义原则，这正如不能以某人是“伟 大领袖”或掌握了伟大真理为理由而破坏法治一样。 二、维护程序正义是一种底线伦理原则，不能以“动机不纯”为理由拒绝对于违 反程序正义原则的批评，这正如不能以“动机只不过是想赚钱”为理由拒绝人们 对交易公正的要求。历史告诉人们，那些以动机不纯为理由破坏公正交易的人自 己的动机倒往往是更为可疑的。只有在底线伦理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高调道德， 正如只有在禁止抢窃的基础上才谈得到超越“交易”而追求“慈善”一样。 三、一件事是否违反程序正义是一回事，如果违反了谁应当为此负责又是一回事。 以某人不应负责来证明某事没有违规是不合逻辑的。 四、所谓程序正义，既包括对因具体事项而订立的具体规则的遵守，更包括对公 理性的一般竞争中形式公正原则的遵守。而后者正由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往往 无须出现在具体规则的行文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便可“弹性”对待。相反 它应当更刚性地被遵守，因为这些常识或公理是任何具体规则得以成立的基础， 违反了它而号称遵守了具体规则，是不能证明其公正性的。奥运会大概不会把 “裁判不能进场踢球”这样的常识列入成文章程，诺贝尔奖大概也没有不许瑞典 皇家科学院院长申报物理、化学奖（由该院评授）或卡罗林研究院院长申报生物 -医学奖（由该院评授）的规定，但这样的事当然是不能干的。 五、任何竞争规则都是建立在假定人皆有自利倾向因而必须立规矩以限制之的前 提下的。“回避”就是为了避嫌，不“回避“就自然有了嫌疑。指出这种嫌疑并 不需负举证责任。相反，负有举证责任以洗清嫌疑的是违反“回避”原则者，正 是他而不是别人必须“拿出证据来”。 这场讨论中不少人在分析“长江《读书》奖”章程上做文章，这当然必要。但有 些是非其实根据“常识规则”即可判断，尽管恰恰因为是常识，章程中未必会一 一列举。例如在“回避”问题上，以下三个层次都可以说是常识： 一，评委“自评自”回避。章程对此有规定，因而无争议。 二，评委获奖资格回避或“他评自”回避。章程中有没有这个意思似乎有争议， 但从常识讲，除非在评委的产生途径上设立规则阻断人事关系的影响，否则就必 须有这种回避。道理很简单：没有这种回避，在评委间就可能形成“交易性投票” （你给我投，我给你投）。 三，主办者回避。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种回避，其对程序公正的关键作用比以上 两种回避更大。道理很简单：“自评自”和“他评自”都还只能影响一两票，而 主办者则能影响全局，因为推荐委员、评委都是主办者聘请的，如果主办者有某 种倾向性，通过请谁不请谁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主办者回避只能是获奖资格 回避，其理由是：有权决定评委组成的人自己当不当评委关系并不大，关键是他 不能让这些自己请来的人评自己。现代重要评审活动的主办者一般都是机构而非 个人，所以，主办者回避的实际含义就是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 主办者回避不仅比评委回避更重要，而且也更可行。因为对于某些具有高度专业 知识要求的评审活动而言，有资格评奖者与有实力获奖者都为数寥寥而且重叠面 较大，两者互相回避有时的确会出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矛盾的问题。所以 “评委不能获奖”有时并不是那么绝对的。而主办单位负责人要比评委人数少得 多，他们回避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他们想参与竞争，要么辞去负责人之职，要么 参加其他机构主办的评奖。 正因为主办者回避更重要也更可行，所以它也更具有不言自明的常识性与公理性 而未必需要在章程中明文写出。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并未明文规定瑞典皇家科学 院、皇家卡罗林外科医学研究院、瑞典文学院、瑞典银行与挪威议会（6项诺贝 尔奖各自的主办机构）的负责人不能获奖，但这样的回避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他 们若获奖那就比评委获奖更不可思议，其荒诞就犹如诺贝尔本人获奖了。同理， “长江《读书》奖”章程中有没有规定《读书》负责人回避，关系本来也不大， 没有这种规定也不能说章程本身有什么问题。因为主办者回避本来就应当是不言 自明的。最近有人在网上质问徐友渔先生作为推荐委员也参加了章程的讨论，为 什么当时不提出在章程中列上这一条？这种质问应当说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 “长江《读书》奖”章程需要列一条《读书》负责人无获奖资格，那么“长江” 负责人不能获奖是否也要专列一条？难道说没有订出这种禁条就有权利犯禁？当 然，如果在已经明确汪晖的著作进入评奖程序后征求徐友渔的意见，徐不表态而 结果出来后又进行指责，那就不合适。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五 应当承认，忽视程序正义（包括不成文的自然法公正，确切地讲应当说是形式公 正）是我们传统上的一大毛病。崇尚人治不讲法治、迷信贤君不设置对权力制约， 都是它突出的表现。这种传统的影响并不限于此次“长江《读书》奖”，我们这 些今天的批评者自己也有可以反思之处。就拿此前也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另一次 民间学术奖——“正则奖”来说，它的评奖与这次“长江《读书》奖”的流程有 某些相似之处，即回避了“自评自”但没有回避评委之间的“他评自”。我本人 与人合著的一本书也在我不参评的情况下获得了最后一轮提名。当时我自己并未 以为不妥，在那时“主义”之争尚未激化、知识界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舆 论也未注意这些毛病，而是基本一致的对这次“民间学术评奖的创举”予以了高 度评价。就是此次“长江《读书》奖”如果不是有了“主义之争”激化与文化生 态失常的背景，加之甘阳文章的催化，可能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映。而且 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与自己有较多切身关系的人（如评委与获奖者）也多 持回避态度，尽管其中一些人是有明确看法的。总之，形式公正观念不强在我们 中间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并不只体现在“长江《读书》奖”上。 尽管如此，“长江《读书》奖”在违反形式公正方面仍然应负特殊责任的。例如 以它与前述的“正则奖”相比，两者都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而忽视了评 委获奖资格回避，但在“正则奖”中，有著作参评的评委不仅退出了著作奖的评 审，而且退出了其他奖项的评审，实际上是退出了“本次”的全部评审工作而只 保留了下次评审的权利，“长江《读书》奖”则只让评委在评审自己参评作品的 奖项上回避，却仍让他们评审别的奖项。更重要的是：在最为关键的主办者回避 问题上，“正则奖”做到了，“长江《读书》奖”却违反了形式公正。无论是正 则基金会还是主办者万圣书园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正则奖的竞争，而《读书》负 责人却不仅参加了而且获奖了。这也许是开了先例，因为即使是近年官方组织的 各种图书奖，虽然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极为明显，似乎也没听说过主办单位负责人 获奖的事。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说长江《读书》奖还不如官方的图书奖，但无 疑主办单位没有回避实在是一大硬伤，这是无法否认的。 “长江《读书》奖”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却没有注意评委“他评自”回 避，尤其是完全不顾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使得该奖的公信力受损，本 来意义重大的一次民间公益性学术评奖活动因而蒙尘，这是令人遗憾的。我相信 汪晖和《读书》的解释：这一切并非有意造成。我也不赞成把这件事说成是“学 术腐败”或“丑闻”，尤其是不赞成在第一轮批评中、也就是在《读书》与汪晖 本人尚未做出解释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论断显然带有对《读书》的情 绪，或者更直接地说它是不久前受到甘阳那篇文章的刺激，是对甘阳恶劣文风的 一种同样糟糕的回应。葛剑雄、朱学勤、徐有渔与雷颐等那种就事论事的分析更 有助于澄清问题。 但是，《读书》方面在为汪晖做出无责任辩解的同时，不仅拒绝承认“长江《读 书》奖”存在着违反程序正义的问题，更没有指出如果不是汪晖，那么是什么人 应当对此承担责任，反而把别人的批评一概称为“围剿”、“攻击”、“别有用 心”等等，这是令人失望的。7月以来，《读书》方面由工作室、汪晖、黄平做 出的回应中，许多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回应与以前的文字相比，除了沿 用汪晖与评奖过程无关等说法外，又突出强调了两件事，一是汪晖的执行主编是 兼职，二是评奖“工作室”不等于《读书》。但这两点辩解太无力了。 实际上大家都清楚，在汪、黄二位之前《读书》的历任主编均为专职，1996年三 联本来也是打算聘请汪黄二位调到《读书》来任专职的。只是在汪黄二位的坚持 下，三联才同意他们保留原身份而开创了兼职主编之例。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但他们既拥有双重身份，当然也就相应的承担了双重责任，而不能因为保留了学 界身份便可以不承担主办单位负责人的回避义务。至于说“长江《读书》奖”工 作室不等于编辑部，这与该奖推荐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不等于编辑部没有什么两 样。这些临时机构是不等于《读书》本身，但它们无疑都是《读书》出面组织的， 《读书》因此才成其为该奖的主办单位，该奖才因此得名“长江《读书》奖”。 可悲的是如今有些人为了抹掉《读书》与评奖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去掉了奖名中 的书名号。但那样一来，“读书奖”顾名思义就应当是奖励读者、而不是奖励作 者的了。回避主办单位的责任以至于斯，真是何苦呢。 其实“长江《读书》奖”就是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出钱，委托《读书》主办的奖。 “长江”与《读书》既然都以自己的“品牌”为奖命名，也就是所谓的“署名公 益”行为。“署名公益”不同于传统慈善之处就在于它是要讲“署名”效益（当 然不是指赚钱，而是指声望、名誉之类）的，而为此署名者就须承担一定责任。 该奖的资金安排当然不会由香港长江集团总部、更不会由李嘉诚先生本人出面， 正如该奖评审日程安排当然不会由《读书》编辑部、更不会由主编出面一样。但 “长江”与《读书》及其负责人的回避责任并不能因此消除。“长江”或《读书》 的负责人若自己得了“长江《读书》奖”，会给世人留下什么影响，这难道还用 多说吗？ 最近看到曹般先生的两篇文章《究竟谁在破坏程序》和《回答》，这是我所知的 《读书》方面论证“程序正义”问题唯一作者。该文的观点有：1、对该奖的批 评是“以后果来判断规则，推翻规则”，因而是无理的。2、程序公正只有契约 性，没有绝对性，因此不能过于强调。3、批评者自己参与了程序的制定，看到 结果后又批评这一程序，这实际上是自己违背了程序正义。对最后一点，上文已 经予以反驳，而前两点显然也是不能成立。 首先，不能说所有批评者都没有质疑获奖作品本身的质量，但至少朱学勤、徐友 渔等主要批评者并没有对“结果”即获奖者其人其文发表什么评论，他们只是批 评这个过程“推翻规则”即违反了回避原则。倒是所有的辩护者都在强调获奖结 果如何恰当，获奖其人其文如何了得，亦即只要“后果正确”，遵不遵守规则无 所谓。直到现在，辩护者都还在集中指责对方不谈论“后果”即作品本身，因而 很不“学术”云云。到底谁是“以后果判断规则、推翻规则”，不是清清楚楚的 吗？ 曹先生指责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件事：违规的事实出来以后，批评者便指责其违规。 这本来太平常了，违规的事实未发生，你怎么能指责其违规呢？然而曹先生却不 知根据哪种错乱的逻辑说就这是“以后果推翻规则”！依了他，违规的事发生之 前你没理由批评，违规的事发生后你不能批评，那天下还能有规则存在吗？ 至于说程序正义是“契约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个问题的学理背景不是三 言两语可以说清，但从最简单的逻辑讲这里有个悖论：遵守“契约”这一原则本 身是不是“绝对”的？如果遵不遵守契约本身都“相对”化了，那还有什么“契 约性”可言？ 如前所说，所谓程序正义其实更确切地讲是形式公正，它既包括契约性的具体规 则或具体“程序”，更包括常识性的或不言自明的自然法公正。前者如赛跑的赛 程是多少米，球赛每场是多少分钟，“长江《读书》奖”中如“著作”包不包括 文集、文章是否只限于《读书》所载，以及著作、文章的年限规定等。这些“规 则”往往无所谓对错，只要大家约定了就得遵守。即使并非全体同意，一般也可 以以多数决定方式成立。我曾经提出文章奖应与著作奖一样开放，不宜只限于 《读书》所载，但此议未被采纳，我就不能因此说最后只评《读书》的文章就违 反了程序公正。在这类问题上，形式公正的确是契约性的，而不具有绝对性。 但形式公正还有更为基本的内容，例如“裁判不能参与竞赛”之类，本是天经地 义的常识，即使没有有形契约（成文章程）它也应当遵守。裁判不参与竞争是对 的，参与了就是错的，这种形式公正就不是相对的，也不能仅仅说是契约性的了。 裁判不能参与竞赛，有权指定裁判的人更不能参与竞赛，亦即评委回避，主办者 更应回避，这样的形式公正难道能用“契约性而非绝对性”的遁词消解么？ 最近还有一些辩护者公开对程序正义、形式公正表示蔑视，如李宪源先生在《我 为中国思想左派感到真切悲哀》一文中便明确地以“左派”自命（他对《读书》 与汪晖等人不肯坦率地自认为左派十分不满），大举攻击他指称的“右派”“借 所谓‘规则的公平’达到实质上的不公平”。并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骂到“西 方的‘民主大选’闹剧，在‘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的掩盖下”如何玩弄民 意。他宣称此次评奖如果不评汪晖，那就是“评委们瞎了眼，或是吞了昧心药”， 而“不管所谓的规则如何公平，如果这次获奖者竟是”自由主义者，就应当一律 推翻（好一个“以后果推翻规则”的典型——秦按），因为能使自由主义者当选 的“这种规则无论如何显得怎样‘公正’，都对中国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李先生的坦率是应当感谢的，因为他比许多尽兜圈子的辩护者更清楚地揭示了围 绕“长江《读书》奖”的这场争论的实质。 只是李先生这样的言论未免对他所宣称遵奉的“左派”传统亵渎太甚了。160年 来，西方极权主义之外的各种左派力量——从宪章运动、马克思直到如今的社会 党人，为了“西方的‘民主大选’”和“‘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得以战 胜传统专制制度，曾经付出多少努力、流了多少鲜血，李先生轻飘飘地把“一人 一票的公平规则”归之于“资产阶级”，诋之为“闹剧”，就不怕真正的左派先 哲在天之灵戳你的脊梁骨？李先生的宏论令人想到当年沙皇俄国那宣称“虚伪的 西方民主”不如沙皇统治“公道”的“警察民粹派”，人们记得当年大左派列宁 怎样回答他们：“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列宁全集》第6卷332页） 从社会民主主义即现代非极权左派的立场上讲，有了形式公正的确未必就有“实 质公正，因此仅有形式公正是不够的。但是连形式公正也没有就绝对只能是极端 的实质不公正！因此在类似中国如今的条件下，形式公正实际上是现代左、右派， 即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持守的底线。社会民主主义在争取形式公正之余 还要追求“实质公正”，而保守主义（右翼自由主义）者只承认形式公正，否认 还有什么“理想的”实质公正可言。至于像李先生那样借口所谓实质公平来鼓吹 赤裸裸的形式不公正的人，只有在现代左、右翼之外的（或者说是“极左”或 “极右”的）极权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如今我想知道的是，汪晖兄对李宪源先 生的这种观点持何种态度？ 六 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由戴晴、甘阳文章而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 《读书》奖风波”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的 “问题”与“主义”论战（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读书》办刊方 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这三种争论虽然有联系，但并 不是不可各自独立的。由于“主义之争”很难有结论而“长江《读书》奖”这个 具体事情的是非不难弄清，也由于今年以来“主义之争”的语境恶化，有倾向性 的压力使得话语空间变小，因而“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 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合乎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 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 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 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 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 于争论中另一方的。如果“长江《读书》奖”的辩护者能够正视形式公正问题， 无论正面论证坚持不实行主办者回避的理由，还是在承认的确有程序不公正问题 的基础上解释其原因，都并不妨碍他们在另外的场合对汪晖和其他人的思想与著 述进行弘扬，并不妨碍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读书》的既定方向，更不妨碍他们 继续从事“新左派”的或他们愿意以任何名称表示的思想学术理论建设。以中国 之大、变革时代问题之多，人们价值观之多元，哪有因一个“热点新闻”就影响 了一种思潮的前途之道理？ 但许多辩护者不这么看，他们不仅“回避‘回避’”（朱学勤语），不愿正视形 式公正问题，而且似乎从一开始就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某些人”针对汪晖及其思 想、针对《读书》、乃至针对整个“新左派”的大阴谋，从而把三个层次的问题 混在一起，力图使整个讨论变成围绕汪晖思想、《读书》方向与“新左派”理论 的“学术论战”。他们真的是头脑里“敌情观念”太重了呢，还是形式公正观念 太淡漠了？ 不管怎样，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恐怕首先对“新左派”理论是极为不利 的。本来，“长江《读书》奖”程序上是否有问题，与“新左派”学说在理论上 能否成立毫无关系。但如果把二者混淆，当然就不是这样了。朱学勤先生在风波 乍起时在网上说过这么一句话：“（新左派）既然标榜的取向是反对市场经济、 国际资本，怎么又向国际资本拿钱给自己发奖”。后来朱先生再没提起这句话， 因为他既然强调就事论事，只谈评奖程序问题，则“新左派”的取向是什么以及 在现实中它是否自相矛盾，就根本扯不上。但如今若“新左派”自己一定要混淆 这两个问题的话，他们就得直面这一尴尬了。 历史上“左派”从资本那里拿钱本来也不稀奇，马克思接受过恩格斯当工厂主赚 来的钱之救济，许多左派组织与运动为了得到经费不仅可以接受资本家捐助，甚 至可以自己组织经商赚钱，乃至以贩毒之类的手段赚钱。但恩格斯接济马克思纯 属知己友情，并非市场经济中具有广告色彩的“署名公益”；而左派组织靠经商 乃至更不堪的手段筹集经费，毕竟也只是用于组织或运动，并非奖励个人。如今 大财阀“长江”与反“资本”的《读书》联合挂牌搞“署名公益”，（应当肯定 其善意，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它是市场经济中通行的一种公关投资或“社会资本” 运营），而本来应当回避的《读书》执行主编本人又获了这个大奖，这不是有几 分“黑色幽默”么？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体制外左派”从来不与资本家打交道， 法国的左派思想家萨特还拒绝过诺贝尔奖。当然中国内地“国情特殊”，人们不 能要求中国的“新左派”学他们。如果此次获奖的不是应当回避的汪晖，而是没 有这一义务的其他“新左派”如李宪源先生等，大家不会说什么。如果该先生又 能本着自己坚持的理念，拒绝（而不是谦虚地辞谢）此奖，人们更该肃然起敬了。 可是…… 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可是一些辩护人非 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 题吗？ 把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而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只能是什么问题都谈不清， 再加上“敌情观念”太重，一开口就攻击谩骂（辩护方的“龌龊卑鄙”之说与批 评方的“学术腐败”之说，对此都应负责，但首开恶例的是前者，即甘阳先生）， 其后果是问题尚未谈清，友谊已经不存。在外人或后人看来，如此严峻的文化生 态下知识分子们却“莫名其妙”地内部打成一锅粥，而且好像还是为了一笔可观 的奖金，整体形象受到损害，尤其是与双方都交情甚深的人更是痛心疾首，这场 争论的代价的确是相当大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代价已经付出，人 们就应当严肃的对待这场争论，以求在付出代价之后在思想史上留下一笔遗产。 在我看来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确立常识理性、形式公正、程序正义、底线伦理、基本道德的应有地位， 无论人们有多少美好理想、至善高德，没有这些起码的做人规矩都是空谈，甚至 比空谈更坏。诚如不少批评者所说，这次风波显示程序正义意识在中国社会乃至 知识界都还相当淡漠，如果这场争论能推进这种意识，代价也就不枉付出了。 第二是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当代中国的“问题”论战与“主义”论战。这次论争中， 辩护方已经有不少人在大骂“自由主义”的同时，对汪晖先生和其他一些思想者 不肯亮出左派旗号大表不满，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在这次论争中“经济自由主义” 与“人文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正如毛寿龙先生近期在网上指出的：自由主义 应当澄清它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而“新左派”应当澄清它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汪晖认为中国当代思想论争并不只限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家，这个说 法也并不错。总之，这场论争虽然在特定语境下三层问题一锅煮，造成了一些混 乱，但毕竟还是使各种思潮进一步凸显，思想者的自我定位与“排列组合”进一 步明确化，这就为当代中国的思想争鸣、为新的“诸子时代”创造良好的条件。 如今可以说关于程序正义的论证已经作的比较充分，如果辩护方仍然“回避” （而不是像曹般先生和李宪源先生那样出来反驳），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 人们应当回应“新左派”的挑战，对汪晖的著作及其他“新左派”文本进行学术 性思想性的争鸣。当然，“新左派”与其他学派一样也不能自视太高，以为天下 “问题”都已由自己提出，别人只有跟在后面“应战”的份。毕竟他们需要“应 战”的问题（绝不只是“程序正义”一项）、别人提出而他们回避的问题还多着 呢。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