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李白与杜甫》，一部好书 　　——一个并非简单的郭沫若话题 　　李力研 　　一、皆说这是“失败”书 　　郭沫若晚年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 　　这是一部奇书，是一部据说留下把柄的书，一部令人不耻的书，一部普遍认 为郭沫若一生中最失败的书。人们所以不齿，盖因此书有嫌于他的“巴结”情结。 因为毛泽东说过喜欢三李不喜欢杜甫，于是，郭沫若这样的聪明人立马写了《李 白与杜甫》，并在书中果真高扬了李白而贬斥了杜甫，这难道不是“讨好”？！ 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立场分明，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极大歌颂着 李白，极端贬斥着杜甫。这仿佛就是郭沫若的问题。这基本上已成社会公论，甚 至连没有读过《李白与杜甫》的青年学生也持此论。足见，“巴结”、“讨好” 等评判非常深烈。 　　终生私交甚好的李一氓，说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和背景是： “（郭）后来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的。 主席好象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而李对郭之《李白与杜甫》的印象 则与多数人一样：“郭老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那本书里有些问题就没有用历 史唯物主义去进行分析，尤其关于杜甫属于地主阶级的说法，就很形而上学。但 那本书提到李白时，他证明了李白生在碎叶，说当时碎叶也是中国的，后来我国 外交文件就使用了他这个有力的考据。这是不是他的一个功劳呢？另外，还有一 本《甲申三百年祭》，有人也指出不少的错误。现有人做文章，对《甲申三百年 祭》为郭老的论点辩护。总之，郭老的著作就是这两本书有比较大的争议，现在 还可以争论，百家争鸣，当成学术问题来看，比较好办。”（《郭沫若研究·学 术座谈会专辑》20－2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由于有“讨好”之嫌，所以大家 也就大大不齿这部著作。 　　人们不齿这部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郭沫若将杜甫这样的“人民诗人”给彻 底粉碎了牌位。由于人们无法容忍“人民诗人”的“神圣地位”倒塌，于是“人 民诗人”的追随者们，必然要猛烈讨伐郭沫若，他因此而成了“罪人”文化一个。 　　真是这样简单吗？在“巴结”和“讨好”的背后，是否还有我们尚未解读出 来的另一层“语码”？笔者对此揣摩多年，一直不敢轻易同意这样的说法，而今 不揣浅陋，愿意就教方家。 　　解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需从一个特别的信号着手。 　　二、神秘人物：章士钊 　　贯穿“文革”甚至更早一些的岁月中，据说有两部吹捧书。一部是大家非常 熟悉的郭沫若所著的这部《李白与杜甫》；另一部则是大家并不很熟悉的由章士 钊所著的《柳文指要》。众多材料表明，如果没有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似乎 还不会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做《柳文指要》在先，且深得毛赏识。毛 对章的态度，应该说消息灵便的郭沫若是会耳闻的，甚至是能获得提示的。 　　章士钊者何？这是个复杂而特别人物。鲁迅与他发生过龃龉，新文化主将们 与他发生过思想冲突，但他却是共产党的朋友。胡适等人鼓吹“白话文”时，章 则发动《甲寅》，鼓吹“古文”。陈独秀被捕他则在上海无偿为之辩护。章士钊 与杨昌济及毛泽东都是湖南乡谊。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成绩出众，见地突出， 深得杨昌济喜欢和器重。杨昌济病危之际，专门写信给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 希望他能对毛泽东和蔡和森予以关照。信中预见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 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实践了对杨昌济的 信诺，对毛泽东大加赏识。章士钊与毛泽东相识于1919年。1920年，毛泽东出于 “建党”和“造反”的需要，极需巨款，便亲自到上海去找章士钊。章果真帮忙， 以他社会名流的身份向社会各界募捐两万大洋，亲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将这笔 钱一方面用在了“建党”，另一方面则回湖南用在了“造反”。尽管鲁迅等人对 章有过激烈的攻击，但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劳苦功高则心知肚明。解放后，特别是 60年代，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章士钊。养女章含之受鲁迅等人影响认为章士钊反 动，毛泽东则说：“他的一生很不简单”；又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清的激 进革命派呢……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见章含之《“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载《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此外，就是毛泽东最著名对章士钊的“还债十年”。 毛泽东每年都从自己 的稿费中支付2000元，大年初二定交章士钊。章士钊与毛泽东就是这么一种非常 特殊的关系。章不仅在20年代为毛泽东做过经济贡献，而且在1945年国共和谈间 力劝毛泽东离开重庆，直接点破国民党和谈无诚，手写“三十六计，走为上”以 示毛泽东。解放以来，不管社会上大家如何依据鲁迅的意见攻击章士钊，但毛泽 东对章士钊却格外尊重，礼为上宾。毛泽东70岁生日时，家宴仅备两桌，只请毛 之亲属和四个湖南乡谊。其中就有章士钊。由此更可见章毛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解放后，章士钊是真正的“通天人物”，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与毛泽东保持书信联 系而不受任何限制，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都也非常重视章的各种意见，并对 章的每一种建议亲笔复信。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章却敢仗义执言向毛泽东写信 表示反对。“文革”伊始，章家遭搜查和掠劫，章径直写信于毛反映情况，毛则 马上命周恩来布防保卫。宋庆龄、郭沫若等知名人士之所以得到毛泽东直接保护， 也是由于章士钊的这一“上书”，周恩来巧妙安排促成的。 　　章长期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职务，这虽是闲职，但却有时间写文章。于是就 有了百万字的《柳文指要》。 　　三、真正的奇书：《柳文指要》 　　1960年开始，将近90岁的章士钊，开始写作《柳文指要》。写作伊始，毛泽 东就予以关注。1965年，一部100万字的巨著终于问世。毛泽东看过初稿之后， 还在上面做过某些修改，并同意快快出版。康生认为章士钊之文章，不符合马列 主义，毛则说“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由此可见毛泽东对 章不仅对人敬重，而且对文尊重，甚至在“主义”上尊重。 　　章士钊这部《柳文指要》到底讲了些什么，让毛泽东如此喜欢？何以这部书 而非其他书才是真正的“讨好书”？据冯友兰和李泽厚讲，章士钊这部书贵在指 出毛泽东是“君师合一”（见冯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在《指要》后记中， 章士钊直接点出，自从《毛泽东选集》出版以来，中国语言文字为之一新，统一 了风格，从而毛泽东“君师合一”。 　　《柳文指要》一书内容庞杂，分两部做成。章说他一生崇敬柳宗元，对柳书 百看不厌。毛泽东何以对这部百万字的大书如此感兴趣？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联系晚年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批孔”和“儒法斗争”以及对秦始皇的高度评价， 则可使我们将注意力投在柳宗元的主要文章《封建论》。 　　细察柳宗元《封建论》一文，可知柳对中国“封建”制度做过一番“必然” 性总结：“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 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 意也”。 　　柳宗元《封建论》是中唐极著名的政治檄文，这篇文章贵在分析“三代”以 后社会制度之嬗变更替。秦始皇统一六国，则分天下为36郡，废弃了周以前所普 遍推广的封建制度。应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是秦始皇在中国政治与 社会史上功不可没和后人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汉兴，虽承秦制，但有复辟现象， 封建、郡县两种制度并行。魏时，则又承汉制，西晋承魏，几百年间，因循守旧， 没有进步，封建制屡有兴盛。但中国社会以郡县制为主体则毫无疑问，已为必然， 优点颇多。至唐，开国皇帝李世民也曾想恢复这种落后并必将灭绝的封建制，愿 望之一就是以此“欲与三代比隆”。在魏征、李百药等臣之苦谏下，李世民方才 作罢，不再复辟封建制。中唐，天下大乱，朝内又有人提出恢复封建制。这时， 柳写了这篇《封建论》，力图告诫天下：封建制的产生与存在，并非圣人之意， 而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秦始皇废封建制改立郡县制也不是圣人之意，更是社会发 展之必然。柳宗元《封建论》中分别对“封建”与“郡县”两种“制度”做过分 析：“封建”的问题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而“郡县”的问题 则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复辟封建，诸侯割据，逆历史潮流， 社会动荡，纲纪衰亡。相反，郡县制优点很多，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是故 浩浩荡荡，无以替代。 　　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着意给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陈谏、凌准、 程异、韦执谊等“八司马”翻案，从而柳宗元之《封建论》也就成了其中最不能 回避的文论，果真，《封建论》这篇讲“历史规律”的政治檄文在《指要》中得 到了重要发挥。从而，这部百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在主客观两方面都极大地迎合了 历史潮流。何以毛泽东会如此激赏章士钊，并由此而更加赏识柳宗元？因为毛泽 东老早就宣布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显然，毛泽东对秦始皇之历史变革， 早已抱有认同之心。柳宗元之“郡县”必然论，正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社会 主义”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取代“国民党”，恰如秦始皇之郡县制取代 “分封制”一样，属于“历史必然”。章士钊之书，写得真切，毛泽东阅读得神 会。应该说这是《指要》的神秘之处。 　　章士钊为这部书老早就开始动手。毛泽东为此不断与康生和章士钊两厢亲笔 写信，尽管康生在章士钊此书的出版问题上持有保留态度，甚至不同意出版，但 在毛的直接过问下，康生不得不改变态度，回信毛泽东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 尚有精力做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 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 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 处。”这里与其说是康生的意见，倒不如说是康生翻转、领会、认同毛泽东的意 见。我们从康生的信中，似乎也能看出毛泽东重视章士钊这部书的一些侧面。 　　四、“最后一部著作”的写作背景 　　章士钊写书于1960年，但出版却在1971年。中途周折极长。如此漫长时间中， 想必郭沫若对章士钊此书的状况和价值，有所觉察领会。我猜测，郭沫若写作 《李白与杜甫》这部书的主要背景应在这里。既然章士钊这样的人写了《柳文指 要》能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高扬李白而鞭笞杜甫又怎能不会得到毛泽东的认 同？毛泽东不是老早就说过喜欢三李而不喜欢杜甫吗？！既然85岁的章士钊可以 完成一部“君师合一”的著作，郭沫若为什么就不能在75岁时完成一部“扬李抑 杜”的著作？！ 　　于是，在章士钊表达“君师合一”意愿的当间，郭沫若也想表达自己的一个 “君有所好亦有所恶”的想法。 　　还应该注意的一个重大背景就是郭沫若在文革中的悲惨局面。1966年－1968 两年时间内，郭沫若遭受着思想、情感和身心诸多方面的沉重打击。1966年夏， “文革”开始，“打四旧”到处蔓延，郭沫若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 所题书签被人揭发隐含“反毛泽东”的字样，书法与内容都属于“反体”。从而， 愤怒的红卫兵们开始冲击郭沫若并限期让他“交待罪行”。郭沫若大难临头。这 时周恩来得知情况，赶紧并提前秘密转移郭沫若到了外地。这时的郭沫若百感交 集，遂写一首《水调歌头》排遣心中郁闷，并交代事实真相：“《欧阳海之歌》 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 字，真是异想天开。海字生纠葛，穿凿费身心。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诬 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 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代，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雪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制甘。”从这文句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受尽委 屈且火冒三丈。但一句“受之甘”又让人觉得他的忍辱负重。 　　令他痛心的还在后头。1967年春到1968年春仅仅1年零半个月时间内，23岁 的郭民英和26岁的郭世英先继在“文革”风暴中或逼死或自杀。面对此景，郭沫 若无限伤感，含泪笔录着两个儿子的日记，以示父子依依之情。（参见《转变中 的近代中国（1840－1949）丛书·郭沫若》1966－1978年部分，文物出版社， 1992年版）。 　　郭沫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李白与杜甫》的写作。这恰是“文革”最 动荡的岁月。文革中的郭沫若虽再三得到毛泽东的保护，但并不受人尊重，并非 “红人”，不属“核心”人物。他想紧跟形势而不掉队，惟一的出路就是“受之 甘”，从而才能“紧跟”时代。但“文革”中他这样的文化名流，依旧是在劫难 逃。他敏锐的史家头脑洞察着时局的一举一动，他为了保护自我，也为了维护文 化事业的“正统”，他不得不再三“检讨”。他的一系列文化朋友，都已被“整 死”，吴晗因《海瑞罢官》而罹难至死，与吴有密切关系的郭自然会被成为“怀 疑对象”。就在“文革”即将开始的前夕，1965年，吴晗事件发生之后，郭沫若 胆战心惊地说过这样的一段心中话：“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 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 郭老的友谊》）。 　　到1966年4月，“文革”大火开始烧起，郭沫若自觉问题严重，与其让人拉 下马，不如自己先下马，于是他在石西民的讲话之后，马上主动发言，要烧书。 一辈子写书的人，东西再不好，就一定要“全部把它烧掉”吗？显然，郭沫若 是权宜之计，是他老早就总结的“凡事有经有权”的一种策略。由于这样的“检 讨”，郭沫若自然保住了性命。他没有挨打，也没有被揪斗到处游街，他过关之 后远远地来到了故乡四川，去写作和发表另一类赞词。时代需要他这样，他也需 要这样。尽管如此，他的“摆设”地位，他是有自知之明的。1966年以来的郭沫 若陷入了极度苦恼和尴尬之中。在躲避冲击的岁月中，在彷徨无奈的冷落中，他 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二儿子郭世英死前死后，他连看不都不敢去看一眼，死后 老先生只能岑寂而悲痛地替这个颇有才华的儿子誊抄日记。郭沫若就是在这种状 态下开始写作《李白与杜甫》的。何以这时来写这部书？目的无非两个，一是保 全自我，免遭冲击；二是借力使力，说不可说之语。 　　五、《李白与杜甫》属秘密之作 　　这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似乎也是他费力最多的一部书。 　　郭沫若是“才子”型人物，即使是甲骨文这样的艰深著作，他写作起来也不 过两三个月即可完成，《周易》的解读，只用了一周的时间，甚至《百花齐放》 的那样的诗歌集，也就用了“十天”功夫。然而，《李白与杜甫》却用了他三年 之久的时间。这本身就很有琢磨的余地。 　　郭沫若写作这部书的本意中无法排除其“迎合”意图，但文革折腾和失子之 痛中的郭沫若，似乎还另有想法，他在铁屋子的憋闷中似想找个知己“对酒当 歌”。这个知己他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与他个性非常相似的李白。他想极大限度 地歌颂李白及其叛逆，从而让诗人的魂魄离开这喧闹的地球，进入“乘日月，御 飞龙，游乎于四海之外”的那种自由天空。说来真怪，同是著作，章士钊的书毛 泽东不仅反复看，而且几番敦促康生快快协助出版，而“沫若兄”的这部书，完 成时从未听说毛泽东的过问和关心，出版后也没听说过毛泽东对该书的褒扬，哪 怕一个字。毛泽东既没写过一个字的信，也没说此书之好与坏。这本身就很有意 思。比这更有意思则是书出（1971年）之后的1973年，毛泽东写诗两度批评了郭 沫若。这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历史环节。否则，《李白与杜甫》的解读将失去许 多有价值的地方。为什么毛泽东会在这个时候出击郭沫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 题。 　　郭沫若写作此书，知道的人很少。好象只有周恩来知道。章士钊写书时知道 的人也不多，因为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个落伍的遗老。据研究者说：“1969年秋， 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等同志根据周总理指示就苏联1969年6月13 日的政府声明走访了郭沫若，郭沫若告诉了他们关于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考证” （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208页）。随即，外交部就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的文件，并在当年10月9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采用了郭沫若的考证材料。 　　这里提示我们，乔冠华和余湛等人“走访郭沫若”，是受周总理的“指示” 而来的。显然，周恩来是知道郭沫若的写书动态的。周恩来以下知道郭沫若动态 的人可能没有或者少之又少。但毛泽东有可能知道。周将郭沫若的写书动态反映 给毛泽东，对周和郭两人都没有坏处。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 　　显然，在周恩来“指示”之前，外交部这一级政府机构里的人是不知道郭沫 若在写《李白与杜甫》的。正因为“声明”的发表，大家才知道郭在写作此书。 该书完成之后，并没有马上出版。经过反复修改，才于197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从写作到出版经历四年之久的时间，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大概属 于最漫长最难产的一部。如此景象，似可反映郭沫若对此书的“用心良苦”。就 是说，这部书他是费过功夫，认真把玩，前后思索过的，绝非才子义气，一气呵 成。 　　六、李白与杜甫的性格特征 　　李白与杜甫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郭沫若会有不同取舍？为什么郭 沫若对李白予以“高扬”就是“巴结”；而对杜甫“贬斥”就是“不敬”？ 　　《李白与杜甫》一书，着实有不少问题可以提出。郭沫若写作这部书，也同 样具有多重寓意。这里有必要就李白与杜甫的大致情况聊做简介。 　　李白与杜甫都是唐代的著名诗人，而且两人尚有接触和来往。公元744年， 李白44岁，杜甫33岁。那时李白虽已“赐金还山”，由长安发落来到了洛阳，但 名声高大；而杜甫则是10年考第不及在外流浪的闲人，并没甚么名份。在李白 1000多首诗作中，只有4首有关杜甫。李白的笔端大多是在敷衍。在1400多首杜 甫诗作中，有关李白的却有20多首，其中10首是思念李白的。杜甫对李白保持着 相当的崇敬，李白对杜甫则不太认真。仿佛当时李白是大明星，而杜甫则是追星 族。杜甫成名则在后来。李杜齐名，那更是以后的事，是杜甫死后的事。李白与 杜甫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写作风格，甚至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人 民”特性。 　　一般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李白具有自然主义 气质，而杜甫则更侧重于民间疾苦；李白叛经离道，杜甫则恪守礼教；李白诗中 大谈女色和酒气，杜甫则恋歌甚少，饥饿不绝；李白豪爽轻快，杜甫工整沉郁； 李白“天子唤来不上船”，杜甫“每饭不忘君”；李白是一碗清澈的绿茶，而杜 甫则是一碗自来血；李白是道家徒弟，而杜甫则是儒家徒孙；李白的艺术是自然 天成的“天才”狂泄，而杜甫的诗歌则是严格工整的“学力”所为；李白不可学， 杜甫必须练。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 　　由于李白与杜甫的这些特征，天然浪漫主义气质的毛泽东无疑会喜欢李白而 不喜欢杜甫，天然浪漫主义才子的郭沫若必定会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毛郭俩 人都厌恶杜甫，此非因“文革”爆发，而是以前的“心迹”。 　　宋以来，理学兴起，“礼教”更隆，于是杜甫这样所谓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 就成了“人民诗人”。李白作为世界诗人，在世界各国影响深远，而杜甫作为 “人民诗人”，在国内颇有市场。甚至杜甫在中国礼教文化中，越来越成了“图 腾”。正是如此，杜甫的问题也就越发突出。 　　宋明以来，与大唐时代正好翻了个：杜甫上了天，李白下了地。郭沫若看不 惯这一现象，他要对这两位原本都应得到重视的诗人，予以“平反”，重新“颠 倒”。在他的笔下，李白没有那么恶劣，杜甫没有那么高大。郭沫若再次为古人 翻案。 　　对待李白、杜甫，郭沫若像对待屈原、宋玉那样，一褒一抑。对李白，他倾 其热情，予以颂扬和讴歌，而对杜甫则充满愤怒，将之揶揄和拔皮。这种写作态 度，自然会生太多的问题，定会让“客观”的学问家抓住把柄。 　　七、郭沫若抨击李白 　　郭沫若在“高扬”李白的同时，也对其“世俗”的一面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郭认为李白的家世与武则天的家世有着极大的类似，甚至两者的心境也有某种相 同： 　　李白的家世，同中国唯一的女帝武则天的家世，有点相仿佛。武则天的父亲 是木材商人，伯父是大地主。家财虽多，但不是显族。故骆宾王在讨伐她的檄文 中说她“实地寒微”。正由于有这样类似的家境，便赋予李白以双重的性格。一 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 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 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李白。 （《李白与杜甫》） 　　由此可见，唐代的“门阀”观念是何等严厉。天才如李白者，活在现实生活 中，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进而显得十分庸俗，投靠了“贵族”。文人的“软 骨头”病，在李白这里同样突出，其他的那些不能“粪土王侯”的文人，其“软 骨病”更是可想而知！知识分子经济不独立，人格也就谈不上独立，“软骨病” 自古亦然，实在难免。 　　郭沫若对李白“得意”之后的“穷酸相”，反应强烈，指出了“王公”面前 的“文人”在人家“贵族”心目中是何等卑微。于是，李白必须解决“身份”问 题，不得不往“长安”跑动。他第一次“游”长安，倚靠自己的才华结识了唐玄 宗的妹妹，进而也结识了不少“诗坛”大家。第一次“进京”，李白虽未捞着一 官半职，但却有了名气。后在天宝元年的冬季，第二次来到长安，则更是受到皇 家礼遇。“天子”唐玄宗亲自“召见”了李白。 　　如此得势，李白本该升官发财。然而，文人的毛病在他身上暴露得太多，他 因此而遭“谗”。这样，李白才又在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被“赐金还 山”。他的被谗，则与他“穷酸”与“卑微”以及“恃才傲物”的“天才”与 “浪漫”大有关联。 　　八、李白“酸相”，令人寒心 　　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对李白的“放荡不羁”和“穷酸之相”的双 重形象有过很好记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 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 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这实在是有关李 白的一段精彩写照。让“国舅”脱鞋，终究是冒犯了皇家规矩，从此这些“万人 之上”者，对李白开始了另眼相看。汗颜吧，心酸吧，发抖吧，颤栗吧，别看中 国历朝历代都在召唤人才和俊杰，但人才和俊杰在皇家国戚者看来，永远是走狗 和奴隶，并无人的尊严。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征。他拿你玩可以，你陪他乐也 可以，但你要和他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则绝对不行。吃人的社会中，文 人恰是吃人者的尤物，非吃你不可。读懂了这层道理，哪个文人能不心寒胆颤？！ 　　像李白这样天下少见的“天才”人物，即使有什么“傲骨”让人不舒服，但 也应该得到“天资”与“才气”方面的尊重，但皇家不会这养考虑，总以他们自 己的身份来衡量天下的一切。于是，李白的一举一动也就成了“穷相”。以这样 一种“皇家”标准来匡看文人，这对郭沫若来说，实在是“刺激”。因为李白的 “天才”而“穷相”与他郭沫若的“天才”而“穷相”有着惊人的相似。郭沫若 写这部《李白与杜甫》之前，就已说过自己是“摆设”，面对李白之惨状，他岂 不“浮想联翩”？！也正是如此，郭沫若才做了这样的感慨： 　　这就是唐玄宗对于李白的真实评价。尽管李白“神气高朗”，而在玄宗看来 则是“穷相”。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家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子弟， 是同等的材料。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见《汉书·司马迁传》）这就是张 洎、高力士、杨玉环之所以能进行谗毁的基础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四卷251页）。 　　张洎、高力士和杨玉环能对“神气高朗”的李白进行“谗毁”，那么，江青、 姚文元、张春桥和康生等人，怎么就不能对“才子”郭沫若进行“谗毁”呢？　 “文革”爆发在即，郭沫若所发出的“我是摆设”，与李白的这种心境岂不“相 通”！学问最大，研究最多，发言的可能最大，新论也最丰富，但却总被人牵着 鼻子亦步亦趋，言不由衷。他的这种被人戏弄的“穷相”，不是跟李白一个模样？ 这不就是“歌舞团的梨园子弟”？不就是“主上所戏弄”？不就是“倡优畜之”？ 不就是“流俗之所轻”吗？ 　　实在是最高统帅念其旧谊，实在是郭沫若不在权力中心，也实在是因为郭沫 若使尽了“权宜之计”，否则，文革这样的大风暴，早不知把他吹到哪里去了。 　　九、感叹李白：“矛盾性格” 　　面对李白之“穷相”遭贬，郭沫若的心无法平静，他对李白的“矛盾性格” 再做感叹：“李白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有时表现得清高，仿佛颇有浮云富贵、 粪土王侯的气概，但他对于都门生活乃至宫廷侍从生活却又十分留恋。” 　　这种“矛盾性格”不也是郭沫若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是寂寞与牢骚， 向往平民（如《郭沫若书信集》下册，162页中郭沫若说：“晚年只想找个小小 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些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另 一方面则又“革命热情也，我亦受制甘”，对革命事业与文化工作眷恋不已。 　　李白孤独无援，曾向独狐明求情，郭沫若为此而抨击李白道：“把独狐明比 为信凌君，把自己比为侯嬴。希望独狐明重回青顾，挽救自己的失脚。单从诗面 看来，李白与独狐明之间的'青云之交'，事实上是标准的势利之交，正如李白自 己慨叹过的'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 然后李白却不惜低首下心地向这样的人请求援手。这是李白的又一面。”这固然 是李白的软弱和没有出息，但这不也是他郭沫若自己的某种写照？！“文革”伊 始，郭沫若赋诗赞颂过江青，讨好过康生，不就是李白的这种“又一面”再现？！ 这是李白的“寒酸”，也是郭沫若的“寒酸”。 　　在《李白与杜甫》这部书中，郭沫若几处谈到过“骨气”问题。如果不是 “自谴”，如果不是看到了别人的“软弱”和自己的“无骨气”，他何以如此再 三谈及别人的“骨气”问题？郭沫若说：“政权操在奸相李林甫手里。李林甫为 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气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杀害。左相李适之， ‘酒中八仙’之一人，因与李林甫抵触被贬，终于被胁自杀。凡与李适之接近的 人差不多都被贬斥，甚至被杖杀。如李白与杜甫所推崇过的李邕（北海）便是被 杖杀者之一。”（《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254页）。 　　郭沫若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大谈李白的“骨气”的问题，但这样一个扼杀“骨 气”的社会政治背景，怎让人不去联想有骨气者生存的艰难。有“骨气”的李适 之被杀，李白和杜甫都曾推崇过的李邕被杀，李白那点“傲气”还能不受“当局” 的压制和打击！ 　　郭沫若指出：“象这样的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 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 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眷念着朝廷”， “这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亚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的”。（同上，257页）。 　　郭沫若身边的“诗友”、“酒友”和“道友”们又是怎样的情形？不也都是 离开的离开，死亡的死亡吗？他本人不也跟忘年交陈明远和老搭档张劲夫流露过 想到乡间老屋打发余生的消息？然而，尽管心灰意冷，他不也在“始终眷念着” 本心之外的东西吗？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一点也不亚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 　　十、寻觅李白之“骨气” 　　对待李白，郭沫若着墨很多，对李白的心思做了大段阐发。一方面他说李在 “被贬”之后还念叨着朝廷，另一方面则举出李白那首830字的长诗《经乱离后， 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李白对唐玄宗竟有“责 备”：“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和“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郭沫若对 此而深情道：“诗中叙述到他在天宝十一年十月去过幽州，看到安禄山势力的庞 大，曾经痛哭流涕。他责备了唐玄宗养痈遗患。”“也责备了唐玄宗无知人之 明”。这是郭沫若所极度看重李白的地方，因为李白尽管天天眷恋着朝廷，但他 还敢“责备”唐玄宗这个“昏君”。 　　郭沫若为此而说道：“从忠君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李白和杜甫的态度 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 败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失败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 李白是屈原式的忠君，杜甫则是宋玉式的。封建意识愈朝后走，愈趋向于宋玉式 的忠君。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韩愈语），成为自唐以来君臣关系的典 则。因此，旧时代的士大夫们对于杜甫的‘每饭不忘君’能够津津乐道，对于李 白的‘日忆明光宫’则视若无睹。这是主观意识在作怪。旧时代的文人爱把杜甫比 为‘圣人’，把李白看做‘浪子’，实际上是不那么平允的。”（《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第四卷，258页）。“公平地说来，李白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还算是比 较有节概的。他比较能和民众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层也还比较有所选择。他能藐 视权贵倒是事实。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信任的宦官头子，已经做到‘将军’， 太子‘兄’事之，诸王公主等称之为‘翁’，而李白却没有把他看在眼里过。”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259页）。 　　显然，郭沫若在不袒护李白“庸俗”的同时，是相当看重李白的“节概”。 特别是他将李白的节气与屈原进行相比，将杜甫的节概与宋玉相比，就更是看出 他的“心之向往”和“别有用意”。我尝讲，懂不了郭沫若对屈原与宋玉的裁决， 断乎不能理解他对李白与杜甫的取舍。而问题是，一帮号称专家的教授、博导们， 看到的仅仅是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讨好”，而至今看不出郭沫若对权贵们的曲折 反抗。郭沫若反宋玉、恶杜甫，恰是他对文人“人格”的呼唤，对文人“骨气” 的颂扬。表面的文章，看得太多，终不能读出历史的复杂和心灵的曲折。面对 《李白与杜甫》的解读，失败者竟然如此之多，真是如同有眼无珠。 　　十一、郭沫若的曲折反抗 　　面对“文革”及其策划者，郭沫若显然做不到李白那样的“责备”，甚至也 做不到李白那样的“洁身自好”，但他这里要“高扬”李白，不就是“心向往之” 的微薄努力！在一个人人高喊“万岁”的年代里，郭沫若拐弯抹角地通过李白的 叙述来鼓吹“叛经离道”，来“责备”唐玄宗，不也可以看出他的另一种心迹？ 史家的斗争常常需要“曲笔”，稍有学养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陈寅恪骨 头再硬，他也没有公然谩骂过毛泽东，他也只能悄悄写些古奥难懂的诗来寄托哀 愁。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文人们有多少人要亲用头颅的代价来反抗暴政？在一 个没有任何自由、风声鹤唳的社会中，文人们何必一定以“死”来发表自己的声 音？ 　　四十年代，郭沫若写《屈原》的剧本来“影射”蒋介石，笔法仍然是“曲” 是“影射”。明知蒋介石是个暴君，明知需要进行政治与文化的直接斗争，但真 正与蒋介石斗争的文化人中有几个能像郭沫若这样胆大者？而胆大如郭沫若者， 也不过是用了文化人惟一可以使用的方式“曲笔”和“影射”。面对武装到牙齿 上的人，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与之进行斗争，除了笔端的“巧妙”，又还有多 少能耐？生存都不具备，又何谈什么斗争？斗争，没必要全是“明火执仗”。 “文革”中，周恩来这样“有职有权”的人，都无法阻挡这场“风暴”，况乎他 郭沫若这个类同“摆设”的文人？贺龙那样的武将，陈毅那样的“文武双全”之 将，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样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纷纷落马倒地，他这样的书生， 手中一支秃笔，又能怎样？ 　　李白的狂放，不就是一种“斗争”？李白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不 就是一种“没有法度”，不就是“没有奴气”？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要我不得开心颜”不就是对“帝王”与“权贵”的不合作和不愿苟同？ 　　十二、李白诗魂：“讽喻时事” 　　郭沫若在“文革”岁月中，用三年时间来写作这部《李白与杜甫》，不可能 是心血来潮，只看见李白杜甫的缺点，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郭沫若不是书呆子， 郭沫若能写《十批判书》，对帝王将相一一缕析，又怎能不对眼下的“现实”做 一番思忖？他的问题是怎样做得巧妙，做得一箭双雕，甚至一箭多雕。郭沫若使 用的方法历来都是这种既是学术的又是政治的方法。这仍是多年来有关《李白与 杜甫》一书的批评家们所极少注意或根本就提不出问题之所在。 　　郭沫若在讨论李白与李瞵关系时也曾花费较大了篇幅。此举的目的就是要抬 出李白的“斗争”，即使不是直接斗争，也要把李白的优秀品质凸现出来。郭沫 若说：“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瞵的忘公谊而急私忿 固然早就失望，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李白的诗，毫无疑问，是 在利用这些传说来讽喻时事”。这话已讲得再明白不过，再直接不过。郭沫若能 看出李白的“讽喻时事”，他自己的文章难道就没有李白的这种“讽喻时事”， 我们难道也看不出他的“讽喻时事”？郭沫若的斗争何尝不是李白式的斗争！ 　　郭沫若在总结李白饮酒的问题时，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 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因此，他自己也“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 酒》），甚至夸张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 （同上，313页） 　　李白的幸与不幸，都在这“醉”与“不醉”。郭沫若的总结相当有水准。李 白爱酒，那是因为他要“清醒”，他要在“清醒”中抒情和骂人；李白不敢停止 饮酒，那样他就会由“清醒”变为“糊涂”，就会看不懂各种光怪陆离。现实是 痛苦的，是龌龊的，是可耻的，李白只能在酒醉中口吐真言，将之痛斥，从而恢 复“本真”。郭沫若晚年是否天天喝酒，至今没有材料报道，我们无从推测，但 他用什么方式才能“排遣”烦恼？是给死去的儿子誊写日记？还是研究并撰写这 部《李白与杜甫》？不知道！ 　　十三、由杜甫而更知李白 　　在《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一节，郭沫若对杜甫的“趋炎附势”，对 李杜之间“交道的翻覆”是很有感慨的。44岁的李白与33岁的杜甫，第一次在洛 阳相识，当时大家都是“怀才不遇，目空一切”。然后，俩人同游山东，互有诗 赋相赠。当时局变化特别是“安史之乱”以来，杜甫是一种心态，而李白则另一 种心情。郭沫若花费很长的篇幅，对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200字的诗 做了系统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道：“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暗喻着交 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至于诗之本身是否这个意思，那是另一个问题，但郭沫若有意这样解释，想 必是有他的考虑和“用意”。甚至我推测他这是又犯了“自谴”和“忏悔”的毛 病。尽管郭沫若本人不无大可訾议的人格问题，他有严重的“趋炎附势”问题， 但他在骨子里是看不起“趋炎附势”这种人，就连他自己的这种品性都无法原谅。 我们在以前的章节中，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郭沫若是个经常“自我赎罪”的人， 每次“赎罪”他就进步一次，就有新的作品出来。他与田汉、宗白华的“疏远”， 不正是他“趋炎附势”行为的结果？他甚至不愿意和赵丹一起开会，不也是怕惹 上麻烦？然而，他一方面“怕”并疏远了那么多的老朋友，另一方面他则常常扪 心自问，极度厌恶自己与众多朋友之间“交道的翻覆”？自己在高位，而不在高 位的朋友们不死则散，每每回想，一定是“不寒而栗”吧！ 　　写到这里，郭沫若又将杜甫与屈宋做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 　　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 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的，他的文学的成就 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 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的就是宋 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 吾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处。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 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同上，335页） 　　这里如此提到屈宋，将李白与杜甫比附屈宋，绝非偶然。因为在郭沫若的心 目中，屈宋就是“有骨气”和“没骨气”的符号和标准。显然，郭沫若不是以 “文”要求李杜，而是以“人”衡量两者。他的心目中推崇的依然是“有气节” 的人，反感和厌恶的依旧是“没骨气”和“趋炎附势”的人。宋玉是没骨气的人， 杜甫也恰是没骨气的人。郭老早就厌恶起了宋玉，必定将来会厌恶杜甫。这是郭 沫若的必然。还是老话，读不懂郭沫若的屈原，就不能读懂郭沫若的李白；读不 懂郭沫若之宋玉，则不能读懂郭沫若之杜甫。 　　十四、杜甫与“奴才” 　　而宋明以来的现实中，特别是“解放以来”文化现实中，不少人依旧看不见 李白的“人格”高洁，看中的依然是杜甫的“每饭不忘君”的奴隶气概（如郭反 复提到的萧涤非）。杜甫也许成了郭沫若心目中的一个符号，他是文化人中的奴 才，他磕头捣蒜，低三下四，没有一点屈原式的“气概”。郭沫若恨宋玉，恨杜 甫，都是因为他恨自己。在“李白”部分的最后，郭沫若高度肯定了杜甫的《饮 中八仙歌》所刻划的李白形象，说那简直是“传神之笔”。杜诗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唤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郭沫若对此饱含深情评价道：李白“一方面同市井平民亲近，另一方面头脑 藐视帝王的尊严，这正是李白的好的一面。这时没有夹杂着求仙还丹的密信，功 名富贵的野心，人们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李白的。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 泛爱好，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人吧？”。（同上，340页） 　　什么是“藐视帝王”？谁应该来“藐视帝王”？现实的“文化大革命”中如 何“藐视帝王”？郭沫若在写作《李白与杜甫》这部书的时候，真会那么无知到 竟然想也想不到的地步？如果“想不到”属于“无意识”中的“巧合”，那么， 本书的确是没有任何一点价值，郭沫若也真是傻到了家；而假如郭沫若是“有意 为之”，则一切因此书而引出的后果，他必然是有预计的。以郭之聪明和对史变 之洞察，他不可能没有这种觉察，否则，他总是“媚眼”一双，在长达三、四年 之久三番五次的修改中，“贪生怕死”的他，“趋炎附势”的他，早该把这些 “可怕的”句子删掉了。然而，他没有删，他反而加重了笔墨，要讨伐宋玉式的 杜甫。这是郭沫若最辉煌的地方，艰难岁月中骨气最硬的地方。 　　这也许才是这部“最后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的魅力所在。 　　当然，郭沫若从解放以来，阿谀之词太多，奉承之作太滥，这种无限奉承的 声音中，即使有他真正的文学声音，那也不易被人识别，人们无法知道他是真心 实意的“吹捧”，还是刻骨铭心的“讽喻”。更何况他这样高级的文化旗手，经 常使用着高级笔法，一箭双雕，难以琢磨！何况自己的声音，独立的志向，常常 掩护在“三呼万岁”的口号与概念之中，阴晦难识！ 　　十五、郭沫若剥了杜甫的皮 　　“颂扬”完了李白，郭沫若该进入了对杜甫的批判，　他要把这位被人捧为 “人民诗人”的“诗圣”拉下马来，他要剥下他“圣人”的画皮。 　　他首先将杜甫的“可怕嘴脸”拉将了出来。杜甫在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 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 沱洗吴越”（《喜雨》）的“统治阶级性”。杜甫心狠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 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同时杜甫在《夔府书怀》中还有这样 四句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擦眉。”郭沫若认为 “杜甫的诗意就是说强盗厉害，虽是‘绿林小盗'，你也不能轻视它，轻视了就 会遭到楚昭王的处境，后悔难追”，杜甫使用“擦眉”这一典故也是别有用心， “意思是对与’苍生'（老百姓）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要能防患于未然”。 杜甫的身价就这样被郭沫若给定了下来，“人民诗人”的“圣人”地位马上就要 发生动摇。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将自己“命题”的理由抛了出来： 　　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 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 部分的诗和文。生在封建统治鼎盛的唐代，要怀抱着那样的意识，采取着那样的 立场，是不足为怪的。旧时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要赞扬那样的意识和立场，也是 不足为怪的。可怪的是解放前后的一些研究家们，沿袭着旧有的立场，对于杜甫 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依然全面颂扬，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以前的专家们 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 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346页）。 　　这就是郭沫若有关杜甫的立场和问题。 　　李白浪漫了一点，就被后人骂了一千多年；杜甫如此“恶毒”还被评为“人 民诗人”如此这般，不是很值得重新讨论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沫若确有他合 理的“正义”。 　　十六、郭沫若厌恶并苛求杜甫 　　郭沫若对杜甫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甚至苛刻到了非以“马列主义”的原则 要求他不可的地步。他苛求地选择了杜甫的《三别》和《三吏》这“六首诗”来 做翻译和分析。这六首诗就是《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和《新安 吏》、《石壕吏》、《潼关吏》。杜甫的《无家别》写得确实凄惨无比，家破人 亡，目不忍睹，摆在人们面前路不知在何方。郭沫若对此而分析道：“这首诗可 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 特别是最后一句：‘何以为蒸黎？’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写出答案。答 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照诗的情调和作者的 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这种要求对于杜甫来说，无论如何有些过高了。提出 问题的本身，常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何况杜甫不是解决问题政客，而是一个 小小“诗人”。但郭沫若在这里为杜甫设计出了两条路，一条是“只好造反”， 一条则是“没有办法”。“只好造反”自然有迎合毛泽东的“揭竿而起”的“造 反有理”，但脱离了这个“语境”不也有鼓吹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只好 造反”的意味？更何况那是唐代！憋闷中的郭沫若，可能老想“造反”，但又造 不了“反”，实在犹如“困兽”，所以他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寄托了无限哀 思。他希望杜甫能带领唐代遗民起来造反，他甚至希望杜甫代表他这样的现代诗 人也起来造反。这些话中，难道没有这些可以引申的含义？谁知道！俱往矣，不 可追！ 　　六首诗翻译并分析完毕之后，郭沫若对此做了最后的“阶级”总结。这个总 结很值得我们今天重视，道出了可以重新解释的另一重含义。他说： 　　这六首诗，的确是杜甫的刻意之作，基本上是写实，具有独创的风格。从内 容上说，的确是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把安史之乱时靠近前线的真实面貌，留下了 一些简洁的素描。在旧时代的文人中传诵了一千多年──当然也有人不敢选读， 是可以令人首肯的。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 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 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 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 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的，如果有得一丝一 毫的情绪，那就归于“盗贼”的范畴，是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了。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357－358页）。 　　在郭沫若看来，杜甫的“好”就在他“关心民间疾苦”，“留下了一些简洁 的素描”；他的“不好”则是希望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杜甫心目 中的“良民”仅仅是“绵羊一样”。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大大“合乎地主阶级、 统治阶级的需要”。 　　这的确是一种“阶级情感”的语言，是“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出来的结论， 是对杜老夫子的严厉苛求。但让我们稍微平静下来，是否也可读出另一种“造反” 的“呼喊”声音？“地主阶级”自然就是“统治阶级”，人们对这一统治阶级进 行“造反”，意味着什么？一个判断总是具有独立性和普遍性，对杜甫的苛求结 论不也同样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暗示”、“影射”作用？让杜甫鼓动“人民”造 反，造得“天下大乱”，那又意味着什么？郭沫若为什么以能否“造反”来衡量 杜甫的“圣人”地位？这其实是一个要害问题，在我看来这既是一个“顺着爬” 的“吹捧”问题，又是一个排遣心中郁闷的“想象革命”问题。说实话，任何时 候的任何社会，国家都是不能“乱”的，即使“造反”也需有度，否则，造反者 本身也会遭殃其中。 　　显然，郭沫若对杜甫的苛求有类于姚雪垠对李自成的“爱护”，都是“现代 意识”太强，要求过高。然而，历史的研究本来就无条件地服从克罗齐所说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原则。郭沫若研究李白与杜甫，是有他“现实”的 考虑，他既可以因此而去“附和”当今，也同样可以寄托心中的真切“希望”。 历史学永远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部分原因就是这一学科总免不掉要注入 “解读者”的“价值”和“情感”。 　　正是这样，郭沫若才对杜甫有了这种千般苛求，万般刁难。 　　十七、“奴才”岂能当“诗圣”？ 　　郭沫若揭露“杜甫的门阀观念”，他抨击“杜甫的功名欲望”，他攻击“杜 甫的地主生活”，他揭穿“杜甫的宗教信仰”，他唾弃“杜甫嗜酒终身”。最后 的最后，他还不甘心，非要再次曝光不可，指出杜甫之死恰恰就是喝酒太多，吃 （腐）牛肉太多而中毒身亡。所有这些“揭露”，一言以蔽之，就是杜甫乃十足 的大“奴才”也。除了杜甫的“不反抗情绪”外，更有他“每饭不忘君”的窝囊。 　　自宋以来，国家渐衰，“忠君”思想大起，这既是“团结”的需要，也是 “奴化”的必然。古人早就说过：“宋人立论，好偏重忠爱，以取悦于时君” （玄修）。李杜之分别盖由此来。这种情况下，杜甫“忠君”的“圣人”地位， 必然大大提高。因为他就是一个窝窝囊囊的“大奴才”，国家正需要他这样“驯 善”之人，而不是李白那样的放荡不羁。到了明代，杜甫也就正式成了“诗圣”。 而到了“解放后”则又变成了“人民诗人”。杜甫，随着奴化过程的逐步深入， 其“诗圣”的地位也就跟着不断提高。 　　杜甫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时时处处争当皇帝小秘书”的人，只要皇上需要， 他就定当“笔杆子”，左右摇晃。 　　有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颇可看出一些杜甫的“奴才”特性：“杜甫很懂得： 喝酒要钱，就得作官，作诗寄托着皇帝。他整个诗作，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与各种 官吏的唱和赠答。我做了一个不很科学的统计，杜诗中直接写到‘吏’字的诗约40 首左右。这40首左右的诗中，真正揭露、愤恨官吏的不过很少几首，直接指向皇 帝的更是微乎其微”。杜诗大多数都是“要鼓励农民的逆来顺受”。（王锦厚 《郭沫若学术论辩》227页，成都出版社）。杜甫的确是老实巴交，循规蹈矩， 像一只驯化了的羔羊。正是这样，他才“每饭不忘君”，他的“奴才嘴脸”才格 外醒目。尽管郭沫若的脸上也有这种色彩，但他骨子里却极端厌恶这幅模样。郭 沫若从“懂事”起，就开始厌恶自己的“过去”，永远地洗刷自我。1962年初郭 在广州就说过：“有人把杜甫说得这么好，我就不同意。他是‘每饭不忘君’， 是站在皇帝最尖端的立场来写诗的”（载1962年3月15日《羊城晚报》）；同年 在成都他又指出：“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 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郭沫若 《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载1962年6月9日《光明日报》） 　　十八、面对杜甫，自我鞭挞 　　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常被“时代”所钳制，昨天说的话，今天就有可能发生 变化，有些变化是他主动要变的，有些则是被动而变的。就在1962年他开始大批 杜甫的同时，他也讲过杜甫的好话，而且讲得非常出格。这年他写过《杜甫的价 值和杜诗的成就》，里面就对杜吹捧得很高：“我认为杜甫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 在‘忠君’思想支配之下，他‘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综其一生没有安心做 地主的倾向。”又说：“我还认为应该把杜甫和现代的鲁迅比。”还说：“杜甫 和鲁迅，都是憎恶本阶级的感情极重，自己愿站在‘蝼蚁’的一边。愿站在‘孺子 ’的一边”。认真衡量，前后比较，他的话的确是颠三倒四，杜甫竟然与鲁迅成 了一类。说这些话的背景，我们尚不知道，也许是他为了某种“需要”。 　　我们的问题恰恰是，为什么到了“文革”的中期，他在《李白与杜甫》中， 却坚决放弃将杜甫与鲁迅相比的做法，而是继续他的批判杜甫，并将杜甫驳斥得 体无完肤？ 　　我揣摩，原来他郭沫若本人就是杜甫！他就是充当着杜甫那样的“人民诗 人”！他高喊过“人民本位”的史学观念！他动辄就得“三呼万岁”，就得“每 饭不忘君”，就得“带头检查”，“带头批评”。他可以热烈地投身于这些“运 动”中，但阶级斗争“斗”到他家的时候，他的灵魂深处，岂不惊雷响起？！他 肯定想到过自己的角色。当他意识到自己是“摆设”的时候，他一定会联想到自 己与杜甫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他与杜甫有着很多的相似：奴性十足。如果说杜 甫囿于时代，是“主动”谄媚皇帝，“自觉”去“每饭不忘君”，那么，郭沫若 则经常是被动、强迫以致非常习惯地去“主动”地“阿谀奉承”。他多么想像庄 子那样“乘飞龙，御日月，游乎于四海之外”，他多么想像李白那样“天子唤来 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恨自己的“高处不胜寒”，他恨自己的“左右夹 击”，他恨自己的“阿谀奉承”，他恨自己的“言不由衷”。杜甫身上的问题， 全是郭沫若他身上的问题。杜甫有“时代的局限”，他自己更有时代的局限。 　　杜甫没有骨气，他自己何尝又有骨气？！ 　　他反感“软骨头”，而苛求过宋玉，将宋玉骂得一钱不值。 　　他欢呼“勇于直谏”，从而美化着屈原，尽管屈原摆脱不掉“文学弄臣”之 身份。 　　我以为解读《李白与杜甫》，这也许不失为另一种有效的途径。 　　这本书固然是“奉承”之作，是继续的“阿谀”之作；但这本书却是屈宋研 究的继续和坚持，是一颂一抑的固有手法；这部书高扬了李白，贬斥了杜甫，但 更主要是“悔恨”自我和“寄托”自我。杜甫是他“自恨”的一面，李白则是他 “寄托”的一方。 　　冠盖满京城，诗人独憔悴！ 　　正是因为“复杂”，一部书中才包含着多种“可能”，所以大家的第一印象 就是郭在“巴结”和“讨好”，而难以发现其“忏悔”和“提示”。同样是复杂 和众多的“可能”，郭沫若在李白身上的无限寄托才显得格外隐蔽，难易让“时 代”发现。就其历史特征来看，郭沫若的《李白于杜甫》才是真正的“现行反革 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岁月里。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每观其 书，我总要不停地问！ 　　我写这部书，所以采取了先揭示郭沫若的性格变化然后再讨论作品的方式， 就在于解读的方便。郭沫若的性格，像某些不健康人格的神经类型，具有“分裂” 特征，不自信中又常会“自谴”和“自卑”。每隔一段时间，或因各种莫名的刺 激，他都会“狠斗私心一闪念”，来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忏悔”。郭沫若毕竟 不是丧尽天良的人，他与康生毕竟不同。他尽管经常不失为刻薄，但尚做不到心 狠手辣，他可以到处吹捧，无原则的迎合，而每当发现自己有什么失误和过错， 则经常自悔。郭沫若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不是一个顽固的人，不是一个凶悍的 人，所以他才能在感情的炼狱中不断升华。 　　郭沫若对人物的研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文”看中的不多，而对“人” 看中的则较多。屈原宋玉如此，李白杜甫还如此。如果以“文”的角度进行纯粹 学术的评价，我想即使宋玉那样的“软骨头”，文章还是会让人“击节叫好”； 即使杜甫这样“地主阶级”的“奴才”，他的诗还算得上无以替代的“绝妙好 辞”。 　　十九、媚邀李白而“游泳” 　　郭沫若在1962年写作有关“兰亭序”书法辩伪文章时，就已经知道毛泽东爱 听“造反有理”的话，“文革”中毛泽东更是鼓吹“造反有理”，既然如此，我 郭沫若这里就给你再来它一个“造反有理”，谁不造反，我就说谁坏话，就不是 无产阶级，就是“地主阶级”，就是“剥削阶级”。杜甫不是不造反吗？我就把 这“人民诗人”的“光环”给你拔下来，让他示众，让他丢丑。我痛骂了他，既 迎合了“恩主”，又抒发了自我，何乐而不为？！杜甫就这样成了郭沫若笔下的 “牺牲”。但这个“牺牲”很有意义，郭沫若将宋明以来贴给杜甫脸上的金粉， 逐一剥离。大概这也是他闷闷不乐中潜意识深处的某种“造反”吧。 　　有需注意的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前后稍有一点区别。在李 白部分，郭沫若还作诗一首，故意献媚，《水调歌头》一曲，以迎合“主席”的 口味： 　　久慕燃犀渚， 　　来上青莲楼。 　　日照长江如血， 　　千里豁明眸。 　　洲畔渔人布留。 　　正是鲥鱼时节， 　　我欲泛中游。 　　借问李夫子： 　　愿否与同舟？ 　　君打浆， 　　我操舵， 　　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酒， 　　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 　　畅好迎风诵去， 　　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 　　生死大鹏游！ 　　郭沫若是在1964年写下这首诗的，而在1966－1969写作《李白与杜甫》这部 书的漫长岁月中，依旧像《给曹操翻案》一样，要时不时使用毛泽东的诗词，或 借用以往“紧跟”毛泽东的话，来给自己加油，来给自己寻求靠山。就在“李白 的家室索隐”一节的最后部分，郭沫若拿着毛泽东的“游泳”，“水调歌头”了 一把，抒发了感情。我估计这还是郭沫若的聪明。因为在李白一节中，他鼓吹的 正是“造反”。而往后面，则再无这种奉承，全是苛责，对杜甫严厉挑剔甚至谩 骂。这自然无需挡箭牌。这是为什么？大家不应该忘记，就在他漫漫长夜中写作 《李白与杜甫》的过程中，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967年4月和1968年某月（不 详），先后死于“文革”。两个儿子的死，对于郭沫若的情绪打击最大，但他表 面上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发作，他甚至胆小到了不敢向周恩来求救。不求救不等于 他没有怨恨。他的怨恨往哪里发泄？怎样发泄？ 　　这种情况下，杜甫老先生就免不掉要挨当今“文化旗手”的“迎头痛击”。 　　二十、陈伯达嗅出“异味” 　　郭沫若这部“最后的著作”，尚未出版之前，就有人嗅出了其中“怪味”。 这里举一个例子。 　　1969年6月13号之后，当乔冠华和余湛走访过郭沫若并发表对苏公告之后， 陈伯达也就知道了郭沫若的写书情况。当时的陈是“文革”小组组长，自然会对 “文化”现状格外关注。得知消息后他也就来凑热闹。陈先是对郭的这部著作表 示关心和重视，当即指示中科院印刷厂将郭的全部手稿进行影印。如此重视，陈 伯达是要干什么？郭当然无从知道，陈也未讲，也用不着跟他讲。郭猜测有可能 是将书稿送给毛泽东看，也就同意了书稿的处理意见。但是影印之后不久，陈伯 达马上变了态度，说不能将此书稿送达毛泽东，“让郭自行处理”。郭沫若莫名 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陈伯达对郭的这部书大加指责，说了许多有关评价 李白的话。这样，郭沫若的这部书也就不能马上正式印出。倒是有机会留下给郭 以修改的余地。 　　这里的问题是，陈伯达为什么不允诺送达而要退还书稿？难道只是其中郭沫 若引用了李白有关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方面的文论？未必这么简单！陈伯 达不仅是“文革”小组主任，而且是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学人。他的“文 化”嗅觉应该说很是不赖。他是否看出了郭沫若书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如 果郭沫若的书旨在讨好毛泽东，自然不会引起陈的反感，相反他还会以此而去邀 功行赏，绝不会“退还”给郭沫若。极度鼓吹李白而贬斥了杜甫，是否让陈伯达 看出了“李白”的“放荡不羁”和“直谏”味道？假如解读出了“杜甫”的“奴 性十足”语意，陈又会做何感想？ 　　这是一个谜，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甚至猜测。 　　总之，这部看起来“最不成功”的书，却有着很多谜团，隐含着最成功的成 分。 　　1971年10月，郭沫若经过对书稿的“大小改动了几百处”之后，终于出版了。 该书一出，立刻引起了“议论”，其中“非议”的比例实在高过“赞誉”。大家 纷纷猜测和讥刺郭沫若的“动机”和“目的”，大家惊讶郭沫若对杜甫的如此苛 刻。 　　然而，各种非议也只能是非议，并没有媒体将这些“不同声音”发表出来。 　　毛泽东是否看过《李白与杜甫》？他看后有什么样的意见？至今没有相关材 料。照理来说，郭沫若这么大的动静，既然能惊动陈伯达，必然会惊动“四人帮” 等“文革”核心人物。而惊动了这些“权倾一时”的“红人”，毛泽东那里也是 会有些动静。嗜书如命的毛泽东最起码会翻翻这部与他“兴致”相投的书，最低 条件他会听听有关此书的情况介绍。“文革”中，毛泽东都能知道姚雪垠写作 《李自成》的动向，难道真就不知道郭沫若的这一《李白与杜甫》动向？这时的 毛泽东虽然开始痛恨起了林彪，但精气神还没有坏到不能读书的地步。可惜又可 惜，至今没有任何有关毛泽东的评价。 　　二十一、毛泽东批评郭沫若 　　事过不久，毛泽东就发动了“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的运动。 　　这场运动的对象，正如郭沫若所云，就是周恩来。 　　1973年春，毛泽东点名批评郭沫若，跟江青哂笑郭沫若道：“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同年8月5日，毛泽东专门写诗《读 〈封建论〉，赠郭老》，进而又批他“《十批》不是好文章”，告诫他“劝君少 骂秦始皇”。关键一句正在最后，那就是“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是一句告诫的话，要郭好好读读《封建论》，不要从柳宗元的水平倒退到周公 文王和孔子那里去。这里“文王”其实就是“孔子”。因为孔子最佩服的就是文 王。 　　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意思，就是你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实在不如 章士钊写《柳文指要》。你看人家所写的《指要》多好，你不妨“熟读”一下 《封建论》。这里的《封建论》完全可以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代称。毛泽东 善于“迂回”，很难说这里没有针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意思。试想，1971 年出版的书，而且是郭沫若所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主观动机又是在歌颂领袖 毛泽东，毛泽东怎能不知道情况？这于理于情实在都讲不通。文革中没有人写书， 这是极少见的著作之一。 　　据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在回忆乔冠华的一部书中讲，章士钊出版《柳文指要》，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自给了章士钊一万元人民币的稿费。这笔钱，章士钊没有派 上用场，却被章含之派上了用场，给乔冠治疗癌症购买了高级补品（主要是西洋 参）。 　　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除得到出版社的某些稿费外（应该如此，但文 革中常常没有稿费），并没有得到诸如毛泽东或周恩来的什么奖赏，相反两年后 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两度嘲弄。与章士钊《柳文指要》一书的出版情况相仿，《李 白与杜甫》从写作到出版，也经历的反复修改的过程，曾在抽屉中积压了好长时 间才得以问世。这两部同年出版的“阿谀”之做，命运却完全不同。这实在有些 蹊跷。应该说，郭书中更含有毛泽东不愿接受的某种文字和态度。极度鼓吹李白 之“造反有理”，就等于对现实之严重不满。与杜甫相比，李白不恰恰是一位勇 于“造反”的诗人代表吗？伟大领袖可以高喊“造反有理”，但未必喜欢别人的 “造反有理”，“战友”们如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仅仅因为不同意他的某些 主张，根本谈不上“造反”，一个个就被打倒在地，谁还敢去喊什么“有理”？！ 　　《李白与杜甫》1971年10出版，1973年5月和8月，就开始遭毛泽东的点名呵 斥。毛和江青长期关系不好，这回却故意要将自己的“顺口溜”念给她听。让江 青知道毛对郭的态度，不正是想借江青来向郭沫若“施威”吗？果真，江青、张 春桥向郭沫若发难了，让郭沫若犯了心脏病。 　　除了《十批判书》本身大大诋毁了秦始皇，攻击了韩非的理论，谩骂了申不 害的“法术”；除了周恩来是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是他多年的“朋友”等具体 的政治因素外，是否毛从《李白与杜甫》中感觉出了什么问题？ 　　既然毛泽东在50年代就能听懂康生指摘别人的“用小说反党”，难道就看不 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的某种“抗议”？这些都还可做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别看《李白与杜甫》表面上是一部“迎合”、“阿谀”之作，但却隐伏着许 多未必“迎合”的声音。 　　毛泽东没有直接发表对这部书的看法，但他对郭却有直接的意见。 　　毛泽东向喜迂回战术，旁敲侧击，声东击西，让你摸不着头脑。在“批林批 孔”运动的酝酿时期，毛泽东就捎带批判了郭沫若，这是否也属一种“迂回”？！ 　　…… …… 　　二十二、郭沫若生后“非议”种种 　　郭沫若谢世之后，对他“非议”的声音终于陆续出来。其中萧涤非的“反弹” 调门最高。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1979年萧涤非开始在《文史哲》上面“反 驳”郭沫若。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的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 在翻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为 什么萧涤非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郭沫若在批杜甫时，处 处是拿着萧之言论当“靶子”，萧涤非是“人民诗人”的鼓吹者。其实，维护杜 甫“人民诗人”的尊严者们，实在看不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问题上的微妙。包 括萧涤非这样的高手。 　　就在各种“非议”中，居然有一种“认为”说：“当时，被批判者是没有答 辩的权利的，局外人更是不容置喙。一则因为《李白与杜甫》是名家著作，而对 此书的反驳就是对名家不敬，二则据说李白已内定为法家诗人，而杜甫是儒家， 《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所以也反驳不得。” （见陈榕甫《杜甫优劣古今谈》，载《文汇报》，1980年12月17日）。这完全是 一厢情愿的猜测，书写作于“文革”岁月，出书也在1971年，那时且没有开始 “批林批孔”运动，郭沫若再能耐，他怎么能在“文革”中嗅出“儒法”的气味？ 如果真是将李白“内定”为“法家诗人”，那么郭沫若为何还要痛遭毛泽东的呵 斥？这种猜测，实属臆断，不足取信。 　　郭沫若的文章总有一种特点，做得太与时代密切结合，让人发生着各种联想， 既能让你感觉到他在“巴结”和“讨好”当今“最高统帅”，又能让你与“儒法 斗争”发生起联系。猛一听似有几分道理，道家诗人李白的确是在大骂儒家诗人 杜甫啊。可，李白这样一个“道家人”，怎么突然间变成了“法家”？他有什么 “法术”，他有什么“竣法”理论？实在讲不去。细想一下，不攻自破。 　　…… 　　世人都说《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坏”的一部著作，而我却觉得这是 郭沫若最好的一部书。它好就好在，千头万绪，让人莫衷一是，摸不着头脑，可 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借劲使劲”，“造反有理”，“高扬骨气”，“反对奴气” 的这种“解读”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一种“可能”，不知会否遭来方家的连篇喝斥。 我等待着。 　　诗人已乘黄鹤去，李白杜甫乱悠悠！《李白与杜甫》的莫衷一是，其本身都 会作为遗产人供后人反复讨论永远议论。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