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www.xys2.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 农民史：一读一把心酸泪 魏得胜 《随笔》2002.1 　　一关涉到农民，仿佛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一方面，农民处在社会 最底层，拿他们说事，基本没什么忌讳和阻力。一方面，中国农民忠 厚老实，对来自基层官员的盘剥，常常是敢怒不敢言。在提留及各种 摊派问题上，农民稍有置疑或迟缓，乡镇派出所的民警，马上就跟在 乡村干部的屁股后面如狼似虎地去抓人。这态势下的农民，忍辱负重 地自我消化掉了绝大部分矛盾，只有极少数尖锐问题潜藏积存，偶有 爆发 (多表现为集体上访和跪拦官员轿车) ，也会被某些官员斥责为 “跪着的暴动”之类；牵头申诉的，跑不掉还要弄个“煽动群众闹事” 的罪名。历史经验证明，农民问题，不到某一事件震惊全国的地步， 万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想见，处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的农民， 没点心理承受力，无论如何是生存不下去的。 　　说到底，农民问题，仍跑不出负担这个老话题。为减轻农民负担， 上面三令五申，然收效甚微。问题应该说是多方面深层次的，从基层 的角度说，乡村干部对于中央精神，往往采取回避态度，垄断红头文 件、堵塞“红头信息”渠道已成常规，以致有的农民想法弄到中央的 减负文件在农村进行宣传竟被基层当局拘留。从上层的角度来说，他 们优先考虑的是社会稳定，无论成因积极与否，只要影响了“稳定压 倒一切”这个大局，都必须加以制止，某省农工委的“中央关于减轻 农民负担文件汇编”(《农村通讯》增刊)一书就被定性为“煽动农民 闹事”而给以停刊处罚。农民负担问题，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又复 杂多变。在基层工作了20多年并且至今仍在基层工作的乡村干部张晓 冰，在其《乡村笔记》(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从一个侧面 详细分析了产生农民负担的个中原因。他说： 　　　　　农村改革10多年了，政府新成立的部门和原有的老部门都 　　　在乡镇发展了自己的“脚”，一有“脚”就要开支，并且这些 　　　“脚”还越来越宽。过去汴河区仅有县公安局的一名特派员， 　　　现在(一区)分成了三个乡镇，每个乡镇的派出所都有几十人， 　　　还觉得不够。“脚”大了，人多了，吃饭的钱从哪里来? 上面 　　　没有给，当然只能找老百姓要。所以派出所就把抓赌博增加经 　　　济收入当成了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其他部门以罚代法、 　　　变相收费也比比皆是。现在国家每颁布一道法，就有一个执法 　　　的政府部门(成立)。但执法部门拿着“法”这个尚方宝剑，除 　　　了落实“法”中规定的收费罚款那个条款外，其他是很少落实 　　　的。比如国家颁布了《渔业法》，县乡增设了渔政站，我只 　　　知道向乡镇收去了“水面资源增殖保护费”，并不知道在哪些 　　　地方进行了“保护”和“增殖”。 　　　　　土管局刚成立的那几年，百废俱兴，清理、登记、办证、 　　　处理纠纷，忙也忙不过来，日子也好过……但基础的“政策饭” 　　　吃光了，增加的人员其嘴又越来越大，乡镇土管所的日子自然 　　　也不好过了，于是变着法增加收入，要求对农民住宅发土地使 　　　用证。汴河镇有近9000户，那就有近10万元收入。说是只收工 　　　本费，但工本费一张硬壳纸，不至于要10元呀! 所以发不发证 　　　不要紧，关键是收10元钱。全镇证一发完，土管所又可以管两 　　　年了。两年之后，也许会来个重新换发新证，并同时宣布老证 　　　无效。这有公安交通部门的经验为参考。汽车拖拉机等机动车 　　　辆的牌照三两年一换，换了红的换绿的，换了数字换英文，一 　　　换就是几百元…… 　　政府职能部门在创收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诸如发证、换证、 制作各类统一表格等等，均以高过证件、表格若干倍的价格强行推销 给前来办事的单位和个人。这实际已形成一种制度 (张五常教授总结 为“第三体制”) ，政府各部门，你吃你那一块，我吃我这一块，而 且是垄断性地强吃。老百姓不让吃，就休想办成任何事。这样的话， 政府各职能部门，分工越细，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重到什么地步呢? 重到“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的程度。这句 话是湖北省监利县一乡党委书记在致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说的，此信一 经《南方周末》刊出，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第1期《读书》， 以头条位置发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文章，话题就是从这 封信切入的，文章分析说： 　　　　　“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逐渐加重，虽然上面三令五申 　　　要减轻农民负担，但很多地方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有的地方 　　　农民的实际负担占了纯收入的15％－20％”，为此，“有些地 　　　方农民已经自己办起了上访培训班!” 　　同期的《读书》还有《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亦涉及农 民负担问题： 　　　　　“农村的好景不长。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产资料产品 　　　价格随着上升，农产品提价的好处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农村 　　　基层官员对农民的剥夺和各种类型的苛捐杂税，现在在农村种 　　　田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 　　“经常碰到老人痛苦流泪盼早死”，与“现在在农村种田已经无 法活下去了”的说法是吻合的。这说明，目前农民所处的劣势，已达 极致。《焦点访谈》(2001．6．5)播出的一期节目，也佐证了这一点。 报道说，上边“划拨”给(四川广元市)某农村一部分扶贫贷款，而农 民用房子做抵押贷来的款，却迟迟到不了自己手里。那些贷款到哪里 去了呢? 答案是被乡村两级给扣住了，用村支部书记的话说，是怕农 民给乱花了。但这位村支部书记又不得不承认，装修村委会会议室时 挪用了一点。这时我们就不得不来关注一下贷款以外的镜头了：但见 这位村支部书记西装革履，身上没有一丝农民的影子，全然一副有权 又有钱的政府官员的形象。记者采访他的地点，就在刚刚装修一新的 村委会会议室，其豪华、生活用品之齐备，与我们所见过的城镇政府 华丽的会议室没甚区别。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旁的那些破旧农 舍。那位村支部书记为表明他那奢侈的公款消费都是有名目的，特地 从公文包 (如今的干部公文包，早已是不装公文，而只装发票和红包 了) 里掏出一大包白条、收据，诸如抽烟、喝酒、住宿、接待等等， 凡我们在其他政府机关所能看到的一切巧立名目的公款消费，这里几 乎全有。那么谁来支付乡村基层干部如此大的公款消费呢? 自然是农 民了。在这里，基层官员与农民之间，已实际完成了“剥削与被剥削” 的新基层行政体系的构筑。这时的农民问题，已不是靠曝光所能解决 问题的了。这就是说，不从制度上人手，仅靠蜻蜓点水似的“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是不能期待根本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日前， 我读到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它是吴思先生的《恶政是一面筛子》　( 《新媒介·读书文摘》2001年6月号)。文章从两起皇宫火灾说起，这 也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源头。头一件发生在东汉时期的洛阳南宫， 大火烧了半个月；再一件是明万历年间的坤宁宫。皇宫一烧，必然要 盖新的，这部分钱上哪儿去筹划呢? 汉灵帝的办法是：从现在开始， 天下田每亩要交十钱，新任官员也要交一笔钱才能上任。万历的办法 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收来的钱不入国库，直接进皇宫，成 了皇帝的私房钱。两个皇帝所干的事，用“搜刮民脂民膏”便可概括 之。《明史》载，万历特派到湖广征税采矿的阉官陈奉，其征税行为 竟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 　　旧时的四川有民谣曰：“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对 苦难深重的农民，总结得可谓淋漓尽致。其实，官来何止如剃? 有些 官，剃了农民不算，还要他们的老命!如20世纪50年代的“信阳事件” (载《随笔》2001年第3期)就是—例： 　　　　　“据原中央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1993年 　　　写于病中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肖冬连 　　　等著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一书披露，河南省50年 　　　代末的浮夸风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全省粮食 　　　产量281亿斤，河南省委虚报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 　　　购，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一味地‘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 　　　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958年11月底，密县 　　　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的泛滥和死人的事 　　　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 　　　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 　　　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 　　　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就打追逼，关押 　　　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光山县委书记一天竟 　　　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阳地区领导班 　　　子中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量20多亿斤夸大 　　　成70多亿斤，强行征购，农民颗粒无存。1960年，一边是大小 　　　仓库堆满粮， 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 　　　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从1959年11月到1960 　　　年7月， 信阳地区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 　　　就达1774人， 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人达10720人， 　　　死于拘留所的667人。 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 　　　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围追堵截 (魏得胜评注：这无异于 　　　对农民的一次大屠杀) 。农民面对满仓粮食和暴虐的干部，没 　　　有采取半点过激行动……他们纵然一死，也得‘顾全大局’， 　　　‘不能给咱政府抹黑’。” 　　　　　“大好形势下的历史功绩和地方官的伟大政绩就是吴芝圃 　　　用高征购敛聚的资金在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的别 　　　墅群(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人1个套间，党的7位领袖每人 　　　一幢别墅)。这是用成千上万农民的尸体堆起来的一座行宫。” 　　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除了扮演过不多的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外， 余下的岁月，几乎都是处在被动位置上的。历史上常有盛世或什么开 明君主“使农民得到喘息的机会”这样的说法，诸如“文景之治”之 类，但仍屈指可数。在这为数不多的“使农民得到喘息的机会”之中， 有一例出在清朝末年。以北京良乡县吴店村为例，当年该村的公共事 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 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 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这样的事，我们无法认定它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也不能说，清朝末年 就比现在好。但从农民的角度而言，没有比切实地减轻他们的负担更 重要的了。比如说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政府分给农民土地，发给他 们土地证，并没有因此向农民要什么费，当时政府的财政状况绝不会 比现在好，所以广大农民才忠心地拥护党，跟着党走。虽然说现在的 农民也拥护党，但人人却捂着一肚子的冤屈说不出来，甚至不敢说或 无处说。 　　话题再回到当年的北京良乡县吴店村。这里的农民所得到的“喘 息机会”，很快就在1919年开始的军阀混战中灰飞烟灭，各路军阀们 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勒索村民，自己又陪不 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 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 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 没有好人愿意干。吴思先生是这样评论这种现象的，他说：“一个变 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 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需要补充的是，行之无效的所谓善政，同样也是一面筛子，因为 制度方面的先天不足，它被动地淘汰掉了许多清官，而不得不去选择 恶棍。进一步说，那些被淘汰掉的清官，是被善政下的恶棍们给排挤 掉的。因为在官场上真正受到重用的，常常是那些奴颜婢膝、言听计 从的恶棍。恶棍在面对有文化、普遍具有觉醒意识的城镇居民的时候， 其恶行有所收敛；而一旦面对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农民，他们的行为 便变得肆无忌惮起来。越是最底层，越是被欺压盘剥，越是被欺压盘 剥，就越愚忠，以致表现出“纵然一死，也得‘顾全大局’，‘不能 给咱政府抹黑”的畸形胸怀。一个把农民往死路上赶杀的政府，就已 是天下最黑的政府了，又何谈本已处在弱势的农民给它抹黑呢?这时， 我们就不能单纯地去责怪农民不觉醒，实在是他们觉醒不起呀! ◇◇新语丝(www.xys.org)(www.xys2.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