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文学抛开改革享清福去了   杨曾宪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她的命运依然与改革紧紧地连在一起。   回顾前25年,伴随改革的步伐,中国社会由浅入深,已发生了令世人刮目 的巨变。但我们远未到欢庆胜利的时刻,改革仍在过大关。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各层面问题和矛盾交织着、聚集着,依然要靠更深入地改革去克服和消除。 但恰恰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文学却早早抛开改革享清福去了。   我这说法是套用南帆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 该文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批评家纷纷撤出文学前沿,走学院化道 路去了。几乎与此同时,作家们也纷纷放下清高身价,走市场化道路去了。尽管 80年代的蜜月风光不再,但双方都很快乐。回归学院的批评家,拿着不同来路 的经费,遍访欧美各国名师,"提到纽约、巴黎、东京如同提到邻居花园一样自 然",真是优哉游哉。进入市场的作家,更是百无禁忌,万花怒放。传统作家老 想着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当今作家却先把自己"解放"了:今天耸起高高 的器官,明天发出快乐的叫喊,视觉听觉通感,版税稿酬兼得,日子更是滋润且 利润。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恰恰相反,这一切既打着开放的印记,又都是改革的成 果。因为开放,学院的理论来自西方,所以,批评家难免崇洋;因为改革,出版 利润来自市场,所以,作家们自然媚俗。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批评家当了教授, 超越世俗诱惑,不再依附创作"吃饭",文学批评便可更犀利更准确。作家进入市 场,获得经济独立,不再依附单位"吃饭",文学创作便可更自由更真诚。因此, 无论批评学院化还是创作市场化,这本身并不构成批评脱离文学、文学远离改革 的充分理由。认为深刻反映改革的文学不能市场走红,或者切近现实的批评家不 能立足学院,起码眼下这没根据。实际上,近十年来,仍有不少批评家时时关注 着文学,或站在人文立场上对商业化冲击作激烈批判,或依傍后学理论对大众文 化进行持续批评。但这两大批判主题皆不得要领,结果,既使批评愈加脱离文学, 又使文学愈加疏远改革。   人文精神源自资本主义文化,而市场经济则是催生西方近现代文学的沃土。 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学经典,也同样是产生于半殖民条件下市场经济社会。基本靠 市场生存的鲁迅,创作出迄今仍思想灼人的伟大作品。而苏联和中国那些以计划 经济为背景,表现合作化、歌颂集体农庄的,却鲜有成功之作。因此,怎能说商 品大潮给文学带来危机呢?至于大众文化泛滥导致的创造庸俗化、粗鄙化倾向, 更与文学的商品化缺少必然关联。人类自有文学以来,"下里巴人"就以绝对数量 优势压倒"阳春白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大都属不入主流的货色。此论 于史有证,于今亦有例:譬如东北繁荣的二人转,譬如餐桌上泛滥的"段子"。当 然,后学理论的大众文化有特指内涵,理论高深得很。但"大众"作家们却在与大 众文化理论调侃中得到启发,一面接过放弃深度思考的口号,一面用"身体写作" 实践"平面化"理论。结果,种种粗鄙化文学,恰恰就在大众文化批判声中迅速蔓 延开来。   前不久,当有人对充斥文坛的"喊叫"声深表不满时,一位批评家反驳道:" 生活不过是饮食男女,都到了可以打开天窗谈性的时候了,还对'快感''叫喊'之 类敏感至极,有点做作吧"(余娜)。这预示着,新锐批评家已与新锐文学家交 欢共享清福去了。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正是文学常态。只要不违法缺 德、不诲淫诲盗,任何人没有权力不让作家自由喊叫、快感生活。改革的目的, 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快感地生活着。动辄批评"文学的'屁股'坐哪里去了",或 者要求所有批评家都成为某种理论的传声筒,让所有作家都有历史使命感,这既 不可能,也有违文学多样化的生存规律。   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时代所有作家都去自由地叫喊,都放弃文学应承担的 社会责任,这同样也不正常。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部记录"饮食男女"的流水账, 而是由扣紧时代的经典作品支撑的。评论界不时发出对经典作品的呼唤,中国作 家更有深深的诺贝尔情结。我愿断言,能把当代中国改革进程写透了的作品,就 是当代经典,就离诺贝尔领奖台不远了。但现实是:"近十年来,当代中国一些 尖锐问题的提出,几乎都和文学批评无关"(蔡翔),也几乎与文学创作无关。 而这十年,恰恰是中国思想界交锋空前激烈的十年,也是社科界创新思维空前活 跃的十年。因此,我对当前文坛深感忧虑的不是平庸作家、武侠文学、美女作品 多了,而是有思想的作家、有深度的文学、有阳刚之气的恢宏之作太少了,再具 体地说,就是深刻反映反思中国改革的作家、作品太少了。   那么,原因何在呢?显然,偌大中国决不缺胸襟博大关注改革的作家,而今 日作家,更不缺技巧--就纯文学叙述表达技巧而言,当今汉语文学水准,绝不亚 于世界任何语种。"当代文学中改革主题之所以没有顺理成章地响亮起来,原因 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自身理性 的迷惆与困惑。"这是我十年前的观点,今天我依然坚持。这其中,特别是当代 批评难辞其咎。学院派批评经过所谓两次转型,已几乎与西方同步了。"对于他 们说来,不是在'无意识'、'能指'、'二项对立'、'欲望'或者'交往理性'、'谱 系学'、'期待视野'这些术语之中操练过的文学问题基本上没有价值。"(南帆) 但经过这些范式过滤的文学问题,则大半与中国现实无关了。任何民族的文学, 都是不能仅靠外来理论模式铸成的,特别是在中西、"前""后"文化时空严重错位 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当然,在学院之外,也有不断呼吁文学表现改革生活的批评家。但他们所操 作的批评话语,几十年一贯制,同样远离当下改革现实。譬如有人动辄要求作家 深入到火热的改革生活中去,号召作家表现"英雄辈出、奇迹迭现、壮举频频、 伟业煌煌的时代",发现和塑造改革英雄:"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煌业伟绩的人们当 中,难道会没有英雄吗?难道会只是一群猥琐平庸的芸芸众生吗?"(艾裴)当 代中国的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业,但这些成就,并非如革命时期那样,是靠少 数英雄率领群众通过轰轰烈烈地斗争创造的,而是靠破除旧体制、旧机制调动起 千千万万群众致富积极性实现的。温州就是典型。今日温州的辉煌,便是温州人 为全国人擦鞋、修鞋、做鞋,甚至做假鞋赚来的钱一分一份积累起来的。温州, 只有热闹的市场,有忙于赚钱的商人,哪里有火热的改革场景呢?何处寻找改革 英雄呢?有的只是"猥琐平庸的芸芸众生"--小商小贩,甚至缺德犯法的奸商。当 然,当代也有当代的英雄:优秀的企业家、干部、医生等等,但他们并不是中国 改革成功的关键。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是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为我们指明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扬弃 了英雄史观,实践了唯物史观。   遗憾的是,上述理论教条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太难突破了,结果,少数表现当 代生活的作家,也同样是将几十年一贯制的创作模式套到改革文学头上。在这些 作品中,艰难的改革进程,变成了改革英雄与腐败坏人的曲折斗法过程:国营企 业破产,必是坏人腐败;农村恶霸横行,必有坏人撑腰。而英雄到了山穷水尽之 时,必有中央或省纪检委书记拍案而起,使出霹雳手段,挽救了英雄,拯救了工 厂,伸张了正义,惩处了恶霸。这样的故事现实中当然存在。问题是,如果让这 些人物穿上长袍短衫,换上顶戴花翎,这些故事几乎可照编照演不误。试问,这 样永恒的文本结构、永恒的扬善主题,与真实的改革有什么关系呢?这便是当代 文学远离改革的内因:作家即便有强烈愿望,也不能切中肯綮地表现出来。   十年前,我在《从恶的评价两难论及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文学评论》 1993、1)中曾指出:"真实的改革进程,决不是身披霞光的改革"新星"与 顽固保守派的斗法过程,而是真正触及社会经济结构与习俗规范的革命过程,是 伴随生产关系与各阶层各群体利益重新调整而使整个传统价值观念受到猛烈冲击 逐渐蜕变更新的过程。而问题正出在这里:当作家、批评家自身的价值观念同样 受到冲击,陷于某种混乱而失去把握现实的理性制高点时,便不得不对某些改革 的现实采取回避态度,从而给当代文学留下一块近乎无奈的空白。"(《文学评论》 1993年1 期)"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让人愈加无奈。因为批评家普遍缺乏"深 入思考问题的能力"(扬扬),而在这能力欠缺的背后,则是理论的严重贫困。 当作家们感到困惑时,舞弄银样蜡枪头的后学理论家或教条批评家,反而只能使 作家心中添乱,更找不到北!   当代作家的困惑,可能有无数条,但核心的一条,恐怕还是如何看待表现" 恶"了。中国几千年历时态存在的文明,正在同时经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处于前 现代的中国社会,正不断接纳后现代的西方文化;中国计划经济列车在向市场经 济转轨同时,正在与世界接轨……。中国改革这一复杂进程,必然带来道德的错 位、缺位、失范,难免使种种恶之花矫艳地盛开。文学家永远是要批判恶的,但 却不能教条地对待恶。前不久,我在一篇文章中论及现代作家局限性:"193 0年代,出现在《日出》中的上海,一片黑暗,是一个鱼吃鱼、人吃人的时代, 但那十年,也是上海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GDP翻番的十年"。蒙林希先生不 吝赐教,指出《日出》创作背景是天津,使我深获教益。但当他质疑我在倡导什 么新观点、要做翻案文章时,却是误读了。因为我只是重复"恶是历史发展动力"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如恩格斯所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 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道德的批判与历史的评价,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 的,老巴尔扎克就是例证,尽管他的道德是大成问题的。   因此,我呼唤文学关注改革,绝不是呼唤标榜改革的宏大主题,而是期盼有 "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的改革文学。这样的文学,不 一定有英雄,却必须有思想;它肯定要揭露"恶",但一定要有分析。某些丑恶现 象既是改革的代价,也是深化改革的目标,譬如寻租行为。对它们的批判,就是 对改革的推动。某些传统意义上的恶,譬如剥削,在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应是劳资双赢的契约行为,已不属批判对象。某些传统意义上善,譬如仁义道德, 却在时时产生腐败,哪些为亲朋好友徇私枉法的行为,理应严厉批判。某些计划 经济时代的美德,譬如平均主义,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却会导致企业衰亡,亦 应否定。某些西方价值范畴,离开文化背景,离开经济基础,同样会产生负面效 用,绝不能盲目颂扬,如此等等。显然,对这各种"恶"的批判,是要见思想和理 论真功夫的。鲁迅先生的《祝福》,没有歹毒的恶人,没有仗义的英雄,却是现 代文学中最具思想深度的作品。至于我的这些见解本身,则皆卑之无甚高论,不 过是提醒当代作家,真正能启智改革文学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被新锐批评家 不屑一顾、被教条理论家所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此而已。   发表于《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 (XYS2003081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