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妖魔化的中国文人  张耀杰 几天前,听到一位女学者大谈美国人习惯于用妖魔化的眼光看中 国人,并以张艺谋的走红世界影坛做为例证。笔者当即提出异议: “到目前为止,整个人类都没有成熟彻底走出宗教信仰与宗教痴 迷的浓厚阴影,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妖魔化文化,而且有 愈演愈烈的趋势”。以下是笔者手头掌握的几个中国文人妖魔化 的案例,贡献出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葛红兵的妖魔祭坛 自称是“青年批评家”的葛红兵,于世纪之交一连推出《为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 一份悼词》和《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等多 篇文章,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两篇《悼词》的矛头所向,就是 被推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妖魔祭坛的鲁迅,其他的文坛 中人,无非是鲁迅的陪祭。葛红兵用以裁判并牺牲鲁迅的“批判 的武器”,第一款是“西方”之“魔”与“本土”之“道”的二 元对立:“鲁迅的《野草》单独看无比伟大,太本质了,它将人 的内在表现得很本质、很地道,但是和尼采一比较,我们就发现 太多的相似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等等,在中国是独创的文 体,但是跟果戈理、安特莱夫等的血缘联系就使它们逊色了一截。 只要我们看清了胡适和庞德,曹禺和奥尼尔,冰心和泰戈尔,巴 金和左拉,艾青和凡尔哈仑、波特莱尔等等之间的特殊关系,上 述中国作家在文体上的成就我们只能降一级来看”;第二款则是 “审美理想”之“魔”与“生活理想”之“道”的二元对立: “二十世纪中国,有的只是两种写作。一种是青春冲动型写作, 写感性、写冲动,以情感为中心……另一种则是思想型写作”。 当萨特“借《苍蝇》《赃手》两剧在捷克斯洛伐克演出之际”直接 进行政治宣传时,葛红兵并没有指出其“思想的价值大于审美”的 “共同欠缺”,反倒看到了“人家那是二十世纪的良心”。一旦谈 到鲁迅诸人的所谓“思想型写作”乃至“‘卖身契’写作”,便有 了把“审美理想”之“魔”与“生活理想”之“道”分成两截的二 元对立。如此这般上下其手的妖魔化戏法,到了《跨国资本》中, 便有了更为透底、更为老到的轮回式重演:从妖魔化到神圣招安。 《跨国资本》中所摆出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妖魔祭坛,依 然是“西方”之“魔”与“本土”之“道”外加“审美理想”之 “魔”与“生活理想”之“道”的复合体,被推上祭坛先予以妖魔 化再施以牺牲的殉“道”者,却不再是犯下了“否定中国古典诗学 意味着肯定西方现代诗学”和“思想的价值大于审美的价值”外加 “肤浅的深刻”等多重大罪的鲁迅诸人;也不是无生命无主体的虚 拟之“魔”:“跨国资本”;而是比“西方”的“跨国资本”等而 下之的所谓“主神”博尔赫斯,外加中国“本土”的美女作家卫慧: “当前中国,跨国资本扶持之下的中产阶级趣味已经变成了最重要 的意识形态。它成了一切写作的敌人……” 被妖魔化为万恶之源的“跨国资本”,并没有撤出正在改革开放的 中国“本土”;被划入“我们”之外的敌对阵营中的“作为跨国资 本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新生代”的“他们”,也并没有来得及有 所表示;葛红兵自己倒是一变脸说出了另一番便宜话:“将西方神 化,向西方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走向更高综合的 时代,如何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如何回到我们自身的身体的 存在立场上去,如何获得本土文化的滋育,如何获得'自我经验'这 个无尽的矿藏的滋育,这是21世纪中国新生代作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如此便宜的划时代,所败露出的只能是葛红兵自己对于“跨国资 本”爱之极而恨之切的妖魔化的鬼脸子。事实上,虚拟化、妖魔化 的“本土”之“道”与“西方”之“魔”的敌对斗争,无论如何也 不能够“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把以“边缘人”的生存方式 生活着、写作着的新生代作家,重新以政治操作的不可抗力纳入体 制之内养起来,在国家公务员和企业职工都下岗分流的今天,更是 逆时代而动的不合宜。在写作《跨国资本》一文的同时,葛红兵对 于另一位美女作家棉棉的所谓“魔鬼身材”的捧场叫好,彻头彻尾 地败露了他自己毫无人格操守可言的妖魔化嘴脸。 二、王朔:阿Q加孙悟空的话语英雄 王朔堪称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开一代文风的一位代表人物和优胜 人物,比之于传统文化人,他的极其可贵也极其可耻之处,就在 于撕破假面却又故弄玄虚的叫卖表演:“我是有些生意眼光和商业 头脑的,改革开放初,我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那群 ‘倒爷’中的一个,知道流通领域在整个商品生产环节中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说的‘卖’”。 王朔的叫卖表演之所以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并不在于他自 己有什么特异功能,反倒正在于他本身压根儿就是一位无根无蒂、 精神虚空的空芯男人,却偏偏能够利用现代媒体来近乎本能、近 乎无意识地实现自己的阿Q根性与孙悟空情结的完美对接。 据王朔自己的说法,他撕破假面却又故弄玄虚的叫卖表演,得之 于一个叫付绪文的人:“付绪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 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己垫脚底下,踩 着自己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份,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 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这种低姿态和低调门,近乎于阿 Q的一会儿自认孙子,一会儿又变过脸、缓过气回骂别人“儿子打 老子”的精神胜利法;只不过连阿Q那种最低限度的文化操守都给 舍弃了(这自然是“文革”赋予他的功德与造化),剩下来的便只 有翻脸不认账、狗眼看人低(王朔自己的说辞)的另类眼光,连 同着靠自打嘴巴、自相矛盾的颠倒话玩世不恭的另类追求。王朔 对于这种自由表达的话语特权,自有其与政治性的标语口号和商 务性的广而告之毫无二致的表达方式:曰:“我是流氓,我怕谁? ”“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笑骂由人笑骂,好钱我自搂 之”。在王朔以另类姿态摆出来的阿Q式的低姿态背后,另有一 重极为传统又极为迫切的功利情结,那就是孙悟空式的先大闹天 宫再替天行道而后便修成正果的功利情结。 对于国人文化根性中的孙悟空情结,曹禺在其晚年曾有过大彻大 悟的反思与解构:“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 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 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 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 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 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 ‘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 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的向往,就不同了。” 王朔虽然没有光明磊落地承认过自己身上先大闹天宫再替天行道 而后再修成正果的功利情结,却总免不了在得意忘形的叫卖表演 中露出破绽:“未必一开始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走的是梁 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作官。” 更为无耻的是,王朔为了把自己打造成为永远的话语英雄,更多 的时候则是像当年的“才子加流氓”创造社才子那样,玩弄着“ 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 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恶劣把戏。他之所以要骂金庸、 骂老舍、骂鲁迅、骂徐志摩、骂严家炎,骂一切的一切,目标都 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牺牲别人以成全自己。对于自己这种阿Q加 孙悟空式的文化根性,王朔倒是在外国人面前说了个透明透亮: “说一套做一套正是中国文人的强项。……明白地讲,我在成年 过程中也不例外地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坏蛋。……作为一个濒临绝 境的人,我首先本能的反应是寻找替罪羊,转嫁责任。” 三、旷新年的平等神话 在2000年第3期《东方文化》的“学者立论”一栏中,刊登了清华 大学旷新年的奇文《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旷新年一上来,就 搬出了千军万马般的“我们”,说是“在90年代,我们听到一种说 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绝妙的是,旷新年的“我们”转眼 之间又与为他所划分、所挑战、所攻击、所骚扰的“他们”混同了 起来:“我们被迫面对的是真正的问题:是贵族的自由,还是人民 民主?是少数人的自由,还是多数人的民主?…… 90年代中国自由 主义‘天真'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以为突然一劳永逸地找到了这个问 题的最后答案,已经轻易地解决了历史之谜。然而,实际上,我 们不过是企图以一己的偏见遮断永恒的历史。简单地说,我们不 过是企图以‘少数人的自由’来反对‘大多数人的民主’……” 一厢情愿地代别人立心与立言,在旷新年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 的事情,在他的文本中,像“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看来,鲁迅是侏儒, 只有西方的大师才是巨人。我们到底有多少判断是建立在自己的 真实感觉之上?……”之类的话语比比皆是。不过,旷新年及其 “新左派”同仁最为极端、最为神圣的“莫须有”式的“假问题” 与“假学问”,还在于以中国传统戏曲所惯用的神道设教加代人立 心的妖魔化语态和语码,把当下的中国社会诋毁为暗无天日人欲横 流的人间地狱,把当下的民众诋毁为鬼魂般行尸走肉般一无是处的 异化“非人”:“随着80年代主体性的神秘泡沫的破灭,90年代到 来的是对于权力的绝对依附与对于国际资本的五体投地的崇拜。…… 在今天,除了国际垄断资本的秩序,除了权力与资本的网络,哪里 还有‘主体'的位置?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人’?”“今天,许多名 词被扭曲了、强奸了、出卖了。我们处于一种价值真空的状态。我 们还相信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够相信什么?我们今天唯一的信仰是 钱。” 旷新年之所以会有如此表现,主要是基于他自己的一套“莫须有” 的“平等”神话:“我从来不认为平等是一种终极的目的,对于我 来说,只有自由才是真正的目的。平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平等只 不过是实现自由的一种必然的条件。” 而在实际上,由不平等到相对平等、由不自由到相对自由,才是人 类文明史与人化史的必然规律;“平等”与“自由”之间,却并不 存在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旷新年以“莫须有”的“平等”神话对于 “自由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栽诬,则是他再一次以“我们”的名义 所发布的一道妖魔化宣言:“今天我们的历史任务不是反对自由主 义,也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奴隶制,反对对于中国人民的 重新奴役。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他们实质 上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 四、余杰笔下的“忏悔” 应该说,2000年中国文坛最热闹也最为妖魔化的事件,无过于余 秋雨与余杰的“二余之争”。余秋雨早在刊登于《文艺报》1999年 1月7日的《余秋雨敬告全国读者》一文中,在对自己已经出版的 《山居笔记》和并未出版的《霜冷长河》大做广告的同时,就摆 出妖魔化的嘴脸,编造出一个俨然要重整天下的弥天大网:“我们 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 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 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21世 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 余秋雨如出一辙的妖魔化“杀手”,是以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 不忏悔》大出风头的北大怪才余杰。小余一上来就端出一副孙悟 空式的同时也不失其为余秋雨式的替天行道的大架式,在诅咒大 余为“文革余孽”和“流氓才子”的同时,颇为强暴地勒令对方进 行“忏悔”。自许为“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余秋雨,在小余步步紧 逼的杀伐和旧同事孙光萱的揭发检举之下彻底乱了方寸,活脱脱败 露出自己素以文坛霸主自许自恋的妖魔化嘴脸,说什么:“不瞒你 说,当我在年轻人的文章中看到‘据当年同事揭发’的字样,闭眼 一猜,第一个就是他。”“把我拉扯成是他的‘同事’后,希望我 在写自传的时候把他的这篇收进去。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意愿使他 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 对于大余自己耍赖还偏要反咬别人的妖魔化戏法,小余偏偏要大 较其真:“今天,批评尽管可以相当尖锐,但在批评的过程中并没 有一方企图牵扯进权力的因素来压迫和打击对方。正如余秋雨拥 有不忏悔的权利,同样是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也有批评余秋雨不 忏悔的权利。” 笔者认为,“忏悔”并不是什么法律意义上的权 利与义务,更不是神圣宗教或神圣道德意义上的所谓“名声”,而 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对于自己所犯下的过失乃至罪孽的一种觉悟与担 承。从马克思“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意义上说,忏悔只对忏 悔者和受害者的人本身有效,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强制忏悔的 权力和资格。在短短一篇《究竟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中 一会儿标举“理性”,一会儿奢谈“法律”,一会儿又张扬妖魔化 的“忏悔名声”的余杰,虽然没有犯下诽谤罪,却明显地犯下了侵 权罪--对于“拥有不忏悔的权利”的余秋雨滥施“批评”的侵权 罪。 五、余论 进入2001年以来,最具妖魔化色彩的文化盛事,当属电视连续剧 《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频道的热播以及在诸多地方电视台 的后续播出;在《中国电视报》的大幅广告中,更出现了“一部讲 述大家族兴衰的现代《红楼梦》”的夸大其辞。揭穿了看,《大宅 门》的卖点,恰恰在于传承中国妖魔化文化的两位妖魔化英雄人 物:白文氏和白景琦。 在家族危难中赢得以理杀人、保家护种的 神圣法权的二奶奶白文氏,为挽回白家的败局与颓势,竟然不择 手段地动用修祖坟的款项,为宫里新得势的太监常公公买下一处 豪宅并陪送两名妙龄美女。到了在白家奠定自己慈禧太后式的独 裁地位之后,她保家护种的后半生,又几乎是专门为摧残妓女出 身的杨九红而生存的。她先是从杨九红身边抢走人家的女儿,到 九红第二次怀孕逃回济南时,还强逼景琦追回九红,直接导致九 红在火车上流产。10多年后,杨九红回到白景琦自立门户的新宅 门,白文氏依然不肯放过。直至临死,她留下来的最后一句遗嘱 竟然还是“不许杨九红戴孝”,从而对亲手缝制孝衣孝帽的杨九 红,造成最为致命的精神剥夺与人格摧毁。 事事处处抢占精神制高点的白景琦,凭着五两银子的秘方加上区 区两千两银子的借款,巧取豪夺地收买了28家泷胶作坊,其残酷 与野蛮的程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跑马圈地的原始积累有过之 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白景琦并不知道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 本家那样,把泷胶生意给他带来的成千上万的资产,重新投入到 社会化扩大再生产之中,以便为更多的国人谋取福利,并在拉动 社会经济整体繁荣的同时,强化自身的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反倒以“钱是王八蛋”之类的混帐话相粉饰、相标榜,既心安理得 又堂而皇之地充当起了欺男霸女加图财害命的“活土匪”。为了实 现自己“杀他个干干净净”的商业霸权,他甚至当面向府台大人献 计献策,通过拖延结案时间的办法,耗尽孙家的财产,耗死自己 曾经上门取经请教的泷胶业老行尊孙万田。 到了日本军队进入北京之后,白景琦并不真刀实枪地抗战爱国,也 没有贡献出所谓的“秘方”去救治中国伤员,而是借着爱国名义私 设刑堂,说是“族中如有与日本人通同一气者,人人可诛之!”从 而把整个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死死捆绑在“存天理灭人欲”式的 爱国死穴上。这种大敌当前还要对自家人赶尽杀绝的神圣内耗, 除了能够落得个妖魔化的爱国虚名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行性 与有效性。 文坛之外的中国本土,妖魔化现象更是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此 处不予赘述。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