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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作等身”谈起

肖黎
2002年11月20日中华读书报

　　过去，一些大作家、大学问家倾一生之力，写了许多著作，往往被人们誉之为“著
作等身”。其实，“著作等身”是一个形容词，并不是一个准确的量词。 

　　“著作等身”，曾是许多文人的终生追求。在古代，文人若有“著作等身”抱负的
话，因为那时印刷技术落后，用笔墨纸砚撰写，还是有可能实现的。明清时期的一些大
家的文集，一函一函地摞起来，与身高差不多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时至今日，随着科技
的发展，造纸业、印刷业的现代化，再想做到“著作等身”，恐怕是极其困难的。为
此，我曾用尺子大致量了一下，按一米七的身高计，大约是3000多万字。如果想达到这
个标准，每年平均要写出50万字，一直要写60年。假设从20岁开始写作，也得写到80
岁，不仅高产，还要高寿，也许小说家可以，学问家是难以做到的。 

　　我这个人学识浅薄，孤陋寡闻。在我的印象当中，梁启超先生可谓是学问大家，著
作颇丰，也许能够真的做到著作等身。我查了一下资料，据梁先生之友徐佛苏的推算，
梁氏“生平之文字‘著’与‘述’两项言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记梁任公
先生逸事注》）严格说来，梁任公先生也只能算个“著作半身”。我认识一位“著作近
半身”的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长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了一位我的
大学老师，因多年不见，又无深交，只知他年轻时聪明好学，知识面很宽，文笔也好。
在校友聊天时得知，这位老师已出版了11部书，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出版15部书。同学们
都很惊讶！他说，我是因祸得福，长时间不能上课，我就看书做卡片。就是在“文革”
时期也偷偷地积累资料，因而现在他才能一本一本地出版专著。同学们都祝愿老师早日
“著作等身”。从那次聊天至今又有十多年了，那位老师现已年近八旬，依然笔耕不
辍，又出版了几部书，想必已经是个“著作近半身”的学者。这在学界已是凤毛麟角。


　　一般来说，“著作等身”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以为，作为学
者，应该在学术质量上有所追求，力争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是创新之作，那些重
复自己、重复别人的东西，除了制造一些垃圾，又有何用？ 

　　近年来学风日下，特别是有几位知名大家的一些作为，影响很不好。他们年事已
高，无论是从精力、能力上都已不可能再著书立说了，但却依然不甘寂寞，或主动、或
被动地领衔主编了许多大部头的书。这几位学者、大家登高一呼，就有众星捧月，于
是，便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或组织百几十人标点前人的文集，或弄个上百人的队伍
分头抄书搞什么大书。如果仅看字数，有的已经“等身”了，但这不是真正的著作。也
许有人会说，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不也是著作吗？《资治通鉴》是主编司马光殚
精竭虑花了19年时间才完成的巨著，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
有所创见，因而形成了历史编纂学上的“《通鉴》学”。而时下的那些大部头的“著
作”，领衔者多是既不主也不编，活得十分潇洒，一帮徒子徒孙东抄西拼搞的是急就
章，自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学术垃圾。其结果不仅未能达到“著作等身”的初
衷，反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众所周知，学问水平高低，不在文章字数多寡。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未能建立起
必要的、科学的学术规范，特别是以数量代替质量倾向的误导，助长了平庸之作满天
飞，抄袭、剽窃之风愈演愈烈，学术泡沫越吹越大。最近一部号称“最权威、最现代、
最先进、最丰富、最有用”的词典，仅前50页中的错误竟达64处之多，这样的词典字数
越多，岂不垃圾越多。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学术上的浪费时间、浪费物资、浪费人力，算不算
犯罪，我说不准，但浪费总是不应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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