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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仅一位作家的失误

苏　迅

　　梁晓声先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部畅销书，其对中国当
前各阶层的认识和分析虽不无可商之处，但通览全书，却也显示出作
者的一些真知灼见。可书中有三处明显失误，未免给读者留下遗憾。

　　该书第一章《当代资产者阶层》中道：“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
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
过程……他们的成功非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
果。”文中“运交华盖”一词为梁晓声先生误用。按作者之意，竟将
交华盖运与交好运、走鸿运当作同义词了，其实词义恰恰相反。“运
交华盖”因鲁迅先生的诗而惯为群众所称引，但多犯与梁先生同样的
错，甚至还有人误以为是指官运。其实只要翻翻《辞海》就能得到答
案：“旧时迷信，以为人有华盖星犯命，是运气不好。”《儒林外史》
中瞎子替病重的聘娘算命时就曾说道：“莫怪我直谈，姑娘命里犯一
个华盖星，都要记一个佛名，应破了才好。”这就很清楚了。

　　第四章《当代知识分子》中写道：“直到满清王朝覆灭，大小官
僚盖由圣旨任命。哪怕是九品芝麻官的一名小小县令。”自隋唐以降，
县令虽小却非九品，而在七品以上，明清两代为正七品。七品与等而
下之的八品、九品是泾渭分明的两截：七品及七品以上者称“入流”，
性质为官；七品以下者为“不入流”，性质为吏。梁晓声先生误以县
令为“九品芝麻官”，大概是受“以极端神经质的表演风格搞笑的周
星驰”（作者语）所演《九品芝麻官》的影响？

　　接着，梁晓声先生又写道：“但‘京试’毕竟3年才举行一次，而
且状元仅只一名，榜眼探花加在一起也不过十来名。其余绝大多数，
皆落陪考下场。”据字面上看，很容易发现作者犯了计算错误：状元
和榜眼探花“加在一起”应当是3名，而非“十来名”。若联系下文来
推断，梁先生的这“十来名”大概是指一次“京试”所取的进士总额，
那他还是搞错了。科举制度成形于唐，其时每年举试一次，取士分进
士科和明经科。据清朝徐松《登科记考》统计，唐代仅进士一科，及
第者在6000人以上，平均每年都不止“十来名”。状元始于宋太祖朝，
北宋初年也是基本每年开科，每科取士30人左右。宋英宗治平年间正
式规定，每3年开科一次，每科人数大为增加。到北宋中期，甚至出现
了每科取进士500人的记录。明清两代每科取士各省有定额，总额约
190名，所以清末梁启超在《各省举人上皇帝书》中说：“天下聚数千
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因此不管怎么讲，梁晓声这句话肯定错
了。

　　梁先生的这些失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样的书中出现，
似乎不能算什么大不了的过错。但联系到前阶段文坛上“为什么中国
当代没有文学大师”的话题，却不能不使人浮想翩翩。为什么中国当
代就出不了真正的文学大师？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不是也由于
我们的文人们自己不争气呢？

　　的确，这一代知识分子被迫浪费了太多的求知时间，到能静下心
来创作的时候，敏感的文艺工作者们会发觉原来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
知近于盲点，而对这个社会的过去更是一无所知。怎么办？像老辈学
人那样蒙读《诗经》、《孟子》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种汲取养分的
方法早被“五四”以降的文坛先驱骂臭了。于是有的人就走捷径，在
民间“高士”处学着用《周易》测算时运，用河洛图推究天理，如此
等等，智计百出，试图以这种方法贴近传统文化的底蕴。可到头来却
只能是“野狐修禅，未闻大道”，连传统文化的门都没摸到。

　　当代中国文坛有没有文学大师？我不知道。不远的将来会不会有，
也很难说。关键要看人们拿什么标准去要求和衡量。但如果文章中常
犯梁晓声先生这种失误，想来总是与“大师”有些距离的。 

光明日报199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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