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groups.yahoo.com/group/xys)◇◇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费孝通 我今年五月渡泸，深入凉山，第一站是西昌。在面对邛海的小楼上憩息时， 一位同行的朋友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是科学出版社发行的《为接朝霞顾夕 阳》。那位朋友指着作者的名字问我，“西南联大的老人，你熟悉他的吧？”我 一看忙着点头，突然一转念，却又怅然自思：这样一个我一向尊敬的人怎么连他 现在在哪里都说不上来了？”作者是汤佩松先生。这是他的一本回忆录。 自称是“一个清华人”的汤佩松先生现在已经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了，比我年 长七年零十天。这不到十岁之差却把我们两人划成两辈。正因为辈份不同，加上 了我又是个学医未成，在生命科学中半途掉队的人，原是无缘和汤先生相识的。 当然，正如送我这本书的朋友说，我们两人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同事过，但他住 在大普集，我住在 使 奎阁，南北相距有一天步行的路程，相见自是不易。他的 大名却早已灌入我的耳中，那是因为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和汤先生是莫逆之交。 不仅这本回忆录的第一页中有潘先生的名字，而且汤先生在接到我托人带给他赞 赏这书的口信后特地签名赠我的那本书的扉页上还写着怀念潘先生的话。 我早年对他的印象是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人。当时，文指的是他能说一 口好英文，武指的是他会打球。在他这本回忆录中不仅得到了证实，内涵更丰富 和提高了。他在清华学堂里就是个活宝，成绩一直维持优良外又是“一个少数几 名获得‘全能’奖的体育运动员”。他在球迷中名声太响，以至当时他的化学老 师甚至怀疑他超人一等的实验报告是抄高班同学的旧作业，理由是：“一个在球 场上出色的运动员，不可能是一个功课好的学生”。真冤枉了他。 在读到这本回忆录时，我差一点成了这位化学老师的同类人，因为在我初读 这本回忆录时，竟怀疑这是不是他亲自执笔写成的，因为我不大相信一个一生在 实验室里搞自然科学的学者能写出这一手动人的文章来。直到我看到他叙述从昆 明复员回来写这篇“一个清华人的自白”时记下的一笔：“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从 清华园本校步行到几公里外的颐和园对面(升平署)我的办公室(和宿舍)来，专门 为了赞扬我这篇‘文学作品’，这是我一生中几次少有的幸遇之一！”能得到朱 自清先生赏识的文才必然是货真价实的。这也说明汤先生的能文能武是高规格的。 汤先生在清华的教师中念念不忘的是马约翰老师。他说，“我在那时及以后 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运动竞赛作风、 态度及精神，是和在清华八年间的强迫性体育制度分不开的。具体地说，体坛巨 师，已故的马约翰教授的培养起了极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所说竞赛作风、态度 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这两个字很难翻译，而正 是清华人之所以成为清华人的精神内容。 以足球来说，Sportsmanship是竞赛道德，是从球员怎样对待竞赛对手来说的， 要能主动的严守球规，己所不欲勿施于对方，不搞小动作，尊重裁判的裁决，不 计较胜负始终全力以赴。在这种竞赛精神下才能显得出球艺，球艺是以运动道德 为前提的，两者也是分不开的。Teamwork则是从球队内部队员之间的关系来说的。 各个队员要能各守岗位，各尽全力，密切配合，不存个人突出之心，步步从全队 整体出发，顾全大局。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 运动的目的就是在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受过良好运动员训练的 人重要的是在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处的社会能赖 以健全和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汤先生的自传，那就能对他之所以感激马约翰先 生有所领会了。 汤佩松先生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采的球赛。他使出浑身解数冲向一个目 标，有如球员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这个球门就是他所说的“生命 的奥秘”。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 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比 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样总是有点牵强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 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我既是个球迷，自 容易这样来体会和赞赏他在这本回忆录里写下的一生经历。 在汤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门是清楚的，也就是说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十分 自觉的。更引人入胜的是他叙述这个目标怎样逐步由模糊而明确，由动摇而坚定， 由抽象而具体，由“定情”而坚贞不移。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里，他的兴趣被一个物理化学教授吸引到热力学这门学 科中，又被他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个老师避而不答的“愚蠢问题”播下了他一生事 业的种子。这个“愚蠢问题”是发生在胚胎学班上，当他的老师刚讲完种子在萌 芽过程中胚乳里无结构的淀粉质逐步转变成为有形态结构的幼苗这个变化时，他 突然站起来向老师发问：“在这个形态建成过程中，无组织的有机化合物是以什 么(化学、物理学)方式达到一个有形态结构的幼苗？”这是个当时生物科学里还 没有人能答复的问题，甚至还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生，当着老师 的面这样发问，不是有点冒失，甚至有意撞碰和捣乱么？他看到老师的窘状，不 能不后悔而认为这个问题是“愚蠢”的了。 愚蠢和敏捷本是一回事的两面。这个问题实际触及了一个探求生命现象的物 理学及化学机制，企图答复“生命是什么”的根本问题。 提出“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希奇，古已有之，而且甚至可说人人发生 过。我 们天天接触到的东西，有的是活的，有的不是活的。活和不活的区别我 们都明白。但是 这个区别怎么发生的？一个东西怎么会是活的？那就提出了生 命是什么的问题了。但一般人却不去思索了，把问题挂了起来，或是说这是 “天生如此”、“上帝知道”。 自从人类对自然的知识丰富了一些之后，明白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曾经有 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存在活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所谓生物，是后来 发生的。相信这 段自然历史的人不免要问：没有生命的世界里怎样发生生命的 呢？ 如果一个人发生了一个无法答复的问题，似乎可以戴得上愚蠢的帽子。汤 佩松先生在课堂上提的问题其实已 超过了“无法答复”的界限，因为他已经指 出了答复这问题的方法，就是要用化学和物 理学的知识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提 出的是一个科学命题，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 问题，不是愚蠢问题。但 是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一些，超前了一些，因此当时那位胚胎 学的老师只能避 而不答了。我们不能怪这位老师，因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生物科 学还刚 刚开始和物理化学相结合。汤佩松先生冒了尖，敏捷过了人。 超前或敏捷过人是汤佩松先生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 使他的 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再举一个实例：汤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 读完本科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一九三○年他受哈佛大学 普通生理学研究室之聘去协助当时的权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题目是 “种子萌发期中呼吸作用的温度特征”。这是生物科学当时的前哨课题，目的 是在找出呼吸这种生理现象和温度的关系， 求得在不同温度中生理上化学反应 速度的常数。可是我们这位不甘心在时代水平上“人 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却 “对老板的总的思路开始怀疑甚至厌恶”了起来，因为他认为 “呼吸作用只是 气体交换的表面工作，离开探索生理功能的实质相差甚远”。 汤先生在 完成和 老板约定的试验工作的同时，私下却做了一些“黑活”。通过这项“黑活”，他 “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复方法首次证明了在植物中存在着细胞色素氧化 酶”， 而且他的实验又突破了当时酶学动力学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数，因为 米氏公式只适用于离体单纯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于细胞体内(in situ) 的酶活性与氧浓度(分压、底物)的关系。换一句话说，米氏是把细胞破碎后去测 定的，而汤氏则在完整生活着 的细胞中测定的。这项“黑活”把汤先生真正挤 进了探索生命奥秘的大门，而把当时的 那些权威一下抛在身后。 他在一九三三年离美时绕道走欧洲返国，目的是探探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水 平。他 访问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谢)作用的权威。在英国剑桥大学遇见Keilin时 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的这些关于细胞色素在体外氧化还原现象是否能代表它 们在体内进行的规律？”他 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 这句简单的答语指出了汤先生正在 进行的“细胞呼吸作用的动力学研究”将是 他在这门学科中“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特色 的思路和研究体系。他当即立下决 心将为此奋斗终身。这个体系的主导思想，用他自己 的话说：“是用尽可能简 单的，并又在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机体(动、植物或其细胞)在 尽可能单纯的化 学及物理环境(反应体系)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些无组织的(有机) 物质是 如何通过呼吸代谢、能量转换而变成有形态组构，能进行包括生长、发育在内的 生命活动现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学的最前沿 了。 如果容许我用通俗的语言来重复上面这个科学命题，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 作为一 个活着的人继续不断地在吸收体外没有生命的东西把它们变成我们生命 的一部分，而又 把原属于我们这个有生命的部分排出体外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 这里不就存在着从无生 到有生，又从有生到无生的不断转化过程，也不就是生 命的过程么？如果我们对这个过 程能用化学和物理学上的概念解释清楚，不就 是说明了生命的奥秘了么？我这样说如果 和汤先生的科学命题相离不太远，我 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汤先生抓住呼吸这个关键。 普通人不是都认为生死相差 只是一口气么？这口气就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力和化的来源， 力是指热力，化是 指代谢作用。断气也成了死亡的同义词。我和生物学告别已有六十年， 对这类 的问题本来不应当有发言权的。说些门外的话，如果不合原意，还得请汤先生及 读者原谅。 在这里我想说，像这样的一条科学思路在生物学界里应当不是难于理解和接 受的。 但是如果“超了前”，却还是会被没有赶上前哨的“权威”们所冷视和 排斥。汤先生一 九三三年回国后，还没有来得及在武汉大学落窝，就碰到了抗 战。尽管抗战时期生活怎 样颠簸，他的时间多半花在总结过去关于细胞呼吸的 研究工作，从而理出一条学术思路。他撰写了三篇论文。第一篇就是“一个完整 而正在进行生命活动的细胞(生物)如何将外 加(或内储)的无形结构的物质转变 为自身的有序性较高的结构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熵与 形态变换的关系”。他把 这篇文章寄给他国外的老师和老友，当时这门学科的权威 R.Gerard，请他提意 见并转投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生物学季刊》)发表。这 位老友却很 为难，因为直到这时(一九四一年)西方的生物学界对“在进行生命活动的细 胞” 这个研究对象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文前作了一篇‘说情’式的介绍，并 称 此文作者是在战火纷飞的中国的困难条件下文献阅读不全而写作的，故而有 些‘与众不 同’”。 另一篇是论太阳能的生物转化作为人类(生物)能源的基本 意义的论文，一九四 四年发表在scientific Monthly(《科学月刊》)。此文一 发表，该刊收到过不少谩骂性 的“读者来信”。第三篇是汤先生和王竹溪合写 的“细胞吸水的热力学处理”，在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物理化学 杂志》，一九四一年)发表，见世后却如石 落深山。直到一九八五年在Kramer所 著的《植物细胞和环境》一书中才提到说，“二十 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早已讨论 并认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一九六○)，方发现这篇文章。 ”“希望这篇(指 Kramer的)短文能……弥补我们对汤和王关于细胞水分关系热力学的先驱性论文 长期忽视的遗憾。” 在学术上一直是个超前人物的汤先生不能不在今天长长地 呼了一口气说：“时间和岁月是对科学成果估量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决者。” 他是个 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有着竞技道德和队伍精神的锻炼，他不计较荣誉和 得失。他在自传 的结语里写着他一生奉行的信念，首先是“忠于科学”，而且 他说，“科学就是积累、 继承、突破和演进的过程。它来自个人，却属于全人 类”。 对这样一个在科学阵地善于“突破”的超前人物，当前的读者也许会发生一 个问题，如果上帝给他一个安定的环境，优裕的条件，他对人类知识的累积会做 出多大的贡献？ 话里也不免流露出为这样的人才抱屈。在读完了他的回忆录后， 必然会明白那种所谓 “安定的环境、优裕的条件”在他一生中其实都是唾手可 得的。但是他一一地自觉地拒 绝了。他自愿、主动、视为当然地选择了这一条 在一些人看来也许会说他是个“傻子” 的道路。这本自传是用他一个接一个坚 定的决断串成的。 他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从美国乘船回国的。他的一位至友在接到他要回国 的消息，特地赶到哈佛劝他一定不要离开美国，因为这位朋友相信他在美国一定 会脱颖而出，为 生物学作出惊人的贡献；并且已经为他的研究工作和前妻因目 疾而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全 都作了妥善的安排。但是他谢绝了。 后来过了大约有二十年，在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中，斗争他时要追究他 回国的 动机。他说这是完全出于他的意外的。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 一向的想法很简 单：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他在美国的生活一直 是顺利和愉快的，对美国人 是友好的，但是总是觉得他不属于这个地方(I don’t belong here)，“生我之乡的山山 水水总是最可爱的。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为 什么要回国的念头。” 当然有人可以说，他 当时已得到了武汉大学教授的聘书， 而且还答应用二千元美金为他建立一个研究室。那 不是“衣锦荣归”而且有了 “独树一帜”在国内学术界露一手的机会了么？这个说法却 不能用来解释为什 么其后两次拒绝离国从业的机会。 他在抗战时期所遭受的困难，这里不必多说。一九四三年他的前妻，加拿大 籍，由 于营养不足，缺医少药，以致双目失明，不能不在怀孕期间，带了二个 孩子，离昆明回 娘家。感情十分亲密的夫妇一别四年，一九四七年汤先生在日 本投降后应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邀请去伦敦参加学术讨论会，返国时便道去加 拿大探亲。他的前妻和所有的亲友 都力主他一家人不应再分离了，并在温哥华 大学替他谋得了职位。但是他自认是个“清华 人”绝不能和母校“不辞而别”， 在加拿大家里同妻儿只团聚了两个月，就回到北平。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一 九七九年，中加建交后，他经历了“文革”的折磨，又回加拿 大探亲。这时他 的前妻已经过世，他又拒绝温哥华大学的聘约，在前妻的墓前献了花， 和三个 儿子告别回国了。他当时已经七十六岁了。如果还有人要追问他为什么要回国， 他已经以行动作出了答复：“我是属于中国的”。不能辜负“一个清华人”这个 光荣的 称号。 说汤佩松先生是一个杰出的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已为 “探索 生命奥秘”找到了一条科学之路。他已用科学的语言说明了，通过呼吸 代谢、能量转换， 无生的东西怎样转化成有生的东西，变成有形态结构、并能 进行生长、发育的生理机制。 他已经用被称为生物力能学的体系占领了生物学 发展的这个前哨阵地。汤先生对个人的 成就应当可以满足了。但是还是孜孜的 工作，因为他深知一门学科要有它的生命，需要 科学家本身的代谢作用才能持 续和发展下去。生命奥秘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探索。他在 自己冲锋陷阵之外， 着手培养后一代的继承人。建立一个科学队伍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 任。 一九三八年他应母校清华大学的聘约，从贵阳往昆明的路上，在回忆录里有 下面这 段话：“不知道为什么连美丽壮观的黄果树瀑布都没有引起我的赞美， 倒是曲靖城楼上 ‘金汤永固’的金字黑匾却那样使我难忘。”其实使他难忘的 正就是使他不愿留居国外 高等学府的那股情深义重向往祖国的热忱。那股热忱 是出于超过个人寿命而能长期持续 下去的集体生命，祖国对他的召唤。用他的 话来说：“要在这个后方基地为百孔千疮的 祖国做出我应当做、也能做的贡 献。”他应当做也能做，而且确实做到了的是：“为战 时和战后国家贮备及培 养一批实验生物学的科学人才”。他明确地把“为国储才”作为 他在抗战时期 向自己提出的目标和誓言。 体育锻炼使汤先生不仅明白竞赛道德是对人处 世的 基本守则，而且深信队伍组织是成事创业的不二法门。足球要个球队，科学研究 要 个实验机构。汤先生一到昆明就着手组织他的科研队伍。西南联大是抗战时 期北方三个 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时组成的联合体。清华大学用独立的 基金在联合体之外另 设了五个研究所，其中农业研究所下设植物生理研究组归 汤先生主持。为了避免敌机的 空袭干扰，这些研究所陆续迁出昆明市区。一九 四○年农业研究所除昆虫研究组外和其 他二所迁到了昆明北郊的一个小镇上， 这个镇名称大普集。“大普集”从一九四○年到 一九四六年成了我国抗战时期 有名的科学中心之一。聚集在这个中心里的人也就自称是 “大普集人”，其中 最活跃的，起着核心作用的就是汤佩松先生。 他这本《回忆录》里最能使同西南联大沾过边的人萦怀万千的也许就是这记 下了大 普集时代的第十一章“难忘的岁月”。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就我个人 (及我的研究室的 许多同事)来说，这一段的生活占了抗战八年中的最长时间， 是工作和收集青年工作人员 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内在生活上愈来 愈艰苦，工作上由于物资的来源和供 应愈来愈困难也更加艰苦。而正由于此， 我们之间也愈来愈团结，意志愈坚强。无论是 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总是协同 一致、互相帮助……这六年在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材上也 是一个最集中和高潮的 时期。” 在这一章回忆录中，汤先生提名道姓列举了他这个研究 队伍的人，我 统计一下有二十七人。这个队伍是指在他的研究室工作和生活过的同事和 学生 们，至于在大普集与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里每月定期会晤，无拘无束地进行学 术 讨论的，以及国内外到大普集来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们都没有统计在这个数 目里。这二 十七人后来几乎都成了这个学科的带头人和骨干分子，分散在全国 有关的学术机关里。 他们现在可能已全部进入了退休行列，但这一代学者所创 下的业绩，历史会作出公正和 权威的估量。 汤先生这枝生花妙笔把当年这几间泥砖盖起的“陋室”里仙境般的灵气，一 一从回 忆中记录了下来：从门上手锯的木制金字，室内那些分别由成员们从远 洋带回来的冰箱、 电动唱机等“超级”设备，墙外喊声震天男女混打的排球场， “雷打不动”的周末桥牌 集会，以及香飘门外的“殷家烙饼”和改善生活时的 “汤阴楼”聚餐会，一直到四合院 场地上 就练 扬的“盛大舞会”，在半个世 纪后的今天读起来还是那么风趣横溢和栩栩 如生。这不仅是令人难忘的，而且 是历史上也永远不会褪色的镜头。 至于这个科研队伍在这样简陋的战时设备下，在学术上作出的成果中，许多 都是这 门学科的先驱甚至超前的作业。幸亏汤先生已经把这些成就的基本观点 和哲学思想总结 在他的Green Thraldom一书中，至少在国外已经不会失传了。这 里用不到我这个外行后生 多赘一词。 我想也许还有人存在一个问题，这种生命奥秘理论上的探索对实际的国计民 生究竟 有多大用处呢？用这些大普集人所做的研究成果就能扫清这些人的怀疑。 让我随手举出 下面一些具体例子：这个研究室成功地从荸荠中提取出了一种新 的抗菌物质，称作 Puchiin，取其音同荸荠及普集。这是紧接着轰动世界的青霉 素之后，国际上首次在高 等植物中发现的一种抗生素，可惜当时未能在医药中 得到应用，但是它的实用价值很显 然，没有得到实用是另一回事。还有一件使 我不能忘怀的是我最近在山东和四川看到农 村里正在大量推广的用塑料薄膜覆 盖来提高棉花和玉米产量的新技术。在读到汤先生的 回忆录后才知道，这个现 在才得到下乡的新科技却是汤先生在三十年前的《农业学报》 上早已经提出的 育秧方法。 汤先生从专业出发还提出了整整下一代人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有关国计民生 甚至整 个人类前途的深远问题，比如他从营养学的分析引导出来的世界粮食问 题和人口问题； 一九四○年前后出版而现在已绝版的《天、地、人》论文集里 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 中国经济体系如何改变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的问题； 这些不正是至今我们还在探索的 课题么？只说汤先生具有先见之明是不够的， 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竟 如泥牛入海，而导致了我们在这半个 世纪里走上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 抗战胜利，复员回北平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汤先生以“无穷的精力”劲头 十足地 指望“大普集”能在美丽的清华园里茁壮成长。这股充沛的热情在庆祝 复员后的第一次 校庆那一天像高压下的喷泉，一泻千里地涌流出“一个清华人 的自白”那篇引起朱自清 先生赞赏的传世之作。他日以继夜地一心一意扑在筹 建清华农学院的工作上，成了他 “一生中少有的几次美丽好景中的一个”。在 这个美景的向往中，他等待着北平的解放。 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的围城时 期召开的一次清华大学全体教授会议上，他又一次表 白了清华人的呐喊：“清 华是全中国国民的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 时候了。”在回 忆录里，他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怒吼正好是由她的儿子‘一个清华 人’在 这个关键时刻首先发出的。他没有辜负‘一个清华人’这个光荣称号。” 汤先生这本回忆录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写成的，离开最后一次“清华人”的呐 喊已经 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比了他从学成回国到清华园解放的十五年要长得 多，可是在回忆 录里却只占了一百五十页中的十八页。这段时期对一个以旧社 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来 说原是没有多少可以鼓舞后人的事值得述说的，如果 把那些最好在记忆里抹去的事写出 来，经历过的人不言自喻，没有经历过的人 读到了好处也不大，我看少说还是较好。他 只用最简括的语言总结了这段生活： “往事已矣！决无私人怨恨！这就是历史，这就是 人生。没有什么可以自悯， 更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国家历史 的自然演变过程。” 在回忆录的倒数第三页，他对自己这一生作出了如下估计：“在植物生物学、 生物 化学和生物力能学中我的确很努力地作了不少工作。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 也尽了我能尽 的力量。但我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毕竟离我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要 求相差很远。我工作成 就不多、贡献不大，特别在建国以来未能作出合乎我主 观愿望的成就，这只能归咎于我 自己的努力和工作水平不够，决不能归咎于任 何客观条件，如物质条件的不足或政治运 动的频繁上。” 这段话里，他重又以 他青年时代运动员的那种坚持竞赛道德和队伍精神 的面貌留下了他在科学界的 形象，一个不朽的形象，称得上“不愧是个清华人”的形象。 写到这里，我觉得言犹未尽，还想在这本书的书名中的“为接朝霞”这四个 字上做 点文章。正在下笔踌躇时，来了位朋友，抢着读完了我的草稿，抬起头 来呆呆地看着我， 一语不发，接着讷讷自言：“真是个白头宫女，还有心情闲 坐说清华。”好，让我就用 这句话来结束这篇读后感吧。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日于丹东山上宾馆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