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张家姊妹旧事 张允和口述 叶稚珊编写 （摘自《张家旧事》，山东画报出版社，ISBN 7806033386 这是一本张允和女士回忆家庭旧事，亲朋友故的集子。张家为合肥名 门望族，子孙繁多，生活在五湖四海，多为各界精英。本书为张先生 口述，均为其亲闻亲历，诸多老照片，栩栩如生，是一本史料翔实， 亲切感人的好书。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不折不扣的隔世。张先生讲的都是些上一世的故事。那时没 有我，但我不觉得陌生。我喜欢那种感觉，那种情调，那种牛奶中加 一匙咖啡后以淡咖啡色为基调的雅致的老照片似的风格。单调、安详、 静谧、典雅，同时快乐。 　——叶稚珊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 　　一九一八年，我们全家离开上海搬到苏州。从上海到苏州，我们 的最大兴趣是夏天的晚上在凉床上学唱苏州话民歌。最爱的是：“唔 呀唔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 桃花园里铺房架，梅花园里结成亲……” 　　寿宁弄八号，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甜蜜、最幸福、最无忧无 虑的时光。这里可能是以前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可我们哪里顾得 上去考证宅子的历史，去打听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 们甚至没有耐心去细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房子。我们三姊妹 的闺房在第三进房子的楼上，开窗就可以看到后花园。 　　花园大极了，有水阁凉亭，有假山，有花草，有果树，粉墙黛瓦 幽美雅静，此景只应天上有、梦中有、书中有、戏中有。可它不是 “牡丹亭”中的花园，小姐们进去也不必红娘引路偷偷摸摸。每天我 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文文雅雅 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颠颠爬山、玩水。姨祖 母房间的一个保姆姓赵，赵大姐的丈夫在我们家吃闲饭，他手巧得很， 常用竹子劈成竹片编成小花轿给我们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囡囡 就派上了用场，穿上我们给做的滚了花边的衣服、帽子。坐在花轿里， 保姆郭大姐走在最前边，嘴里“哐，哐”地学锣声，我们抬着轿子浩 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那边，满园子笑声。几次之后觉得玩假的太没 有意思了，就找来大弟当新娘。那年大弟六岁，白白的脸，头发有点 长，我们把母亲房中的胭脂花粉刨花水拿来，替他擦粉点胭脂，把刨 花水拼命往他头上擦。妈妈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了四个朝天辫，我找出 十岁穿的镶着花边的殷红的中式上衣……都穿戴好了，真像一个俏新 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还是妈妈想出了办法，找来一块很大的 绸手帕塞在大弟的裤带上，又请出了二弟作新郎和穿了半边裙子的新 娘拜堂，一本正经拜祖先、拜父母，拜客人磕好头起来时，新郎倌踩 掉了新娘的裙子，“父母高堂”、“来宾”哄堂大笑，新娘子嘴瘪瘪 的要哭，大姐忙搂过去：“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 　　花园中还有一个花厅，冬天我们的书房是在大厅旁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叫它冬宫。春暖后我们挪到花厅里念书，书房只占花厅的三分之 一，放四张桌子，三姊妹和一位老师，还有两个伴读的小“春香”， 是奶妈和保姆的孩子。书房前是两棵大玉兰花，一棵紫玉兰，一棵白 玉兰。刚一有点春信，就满树的花，我们不但看而且吃，求伙房的厨 子把玉兰花瓣放在油锅里一炸，像慈姑片一样，又脆又香。花厅还有 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戏台，门窗上有红绿色的玻璃。靠近书房后墙的花 园里有杏子树和枣子树，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 啪”声，三姊妹互相看看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息一会 儿，三个人抢着往外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没吃够老师又回来 了，赶忙藏在书桌里。再下课又忙着去捡新掉的，三个小姐的书桌抽 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 　　我们念的书在当时人的眼里甚至在现在一些人的眼光中都是不成 章法的，我们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两位老师一起筛选编辑的，那时 刚刚有了钢板蜡版，记得是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给我们刻印。我贪玩， 晚上从来不念书，哪天知道老师要检查了，早上起来囫囵吞枣背一气 应付老师。一天老师让我背《孟子》，我哇哇哇不打磕巴背得飞快， 老师都来不及翻篇更没有发现我的偷工减料的秘诀。我自鸣得意，还 把这种方法向大姐、三妹推荐，她们一个规矩一个胆小都不学我，所 以直到现在她们说话还是慢条斯理、文文静静的，我快九十岁了还没 有学会慢慢地讲话。 　　每天早上一吃过饭我们就往花厅跑，上午读书，下午唱戏，从没 觉得读书是苦事情，我一生再没碰到过这么美的书房。 　　家里请了两位先生教我们白话和文言文，稍大一些父亲又请了一 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教我们音乐、舞蹈、算学。吴先生和叶圣陶先 生很熟，叶圣陶先生在《三叶集》中还提到她。 　　我们对算学没什么兴趣，学舞蹈的兴趣大得不得了，家里专为我 们置办了练功衣和软底鞋，我们穿上得意地照了张照片。照片拿来后， 三姊妹争着看，三妹顶顽皮，抢过去大叫：“丑死了，丑死了！”我 们拦也没拦住，她把自己的脸抠掉了。没想到去国离乡半个世纪的大 姐一直保留着这张残破的照片，一九九二年大姐给我和三妹每人翻拍 了一张寄来。一拿到照片，我耳边马上响起了三妹调皮的声音：丑死 了，丑死了…… 　　 乐 益 　　苏州的乐益女中是父亲一九二一年创办的。 　　“乐益”开风气之先，虽然我们也学旧体诗，但更多的是学习各 种新知识。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外国文学作品，学了数学、英文，开始 离开闺房，离开了寿宁弄八号那片小小的乐土，走进了这片大乐土， 跨出了进入社会的第一步。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姑娘们共同生活， 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课堂上我们学诗词歌赋、唐宋八大家，也 学翻译作品，张闻天老师讲的《最后一课》给我的印象最深。当时只 知道他的学问好思想新，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苏州的第一 个共产党支部——苏州独立支部就建立在乐益。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乐益停课十天上街宣传、募捐，分散 在各个城门口、火车站口。那几天一直下雨，我冒雨守在城门口，脚 下的新布鞋湿得一塌糊涂，心中却异常地激动和兴奋。乐益募捐得了 第一名，上海、苏州各报都登了这条消息。为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同 学们自编自演了节目，父亲还请来了马连良、于伶等名演员义演募捐， 共演了三天。上海工人罢工结束，多余的捐款退回苏州，乐益女中的 师生和苏州工人、学生一起，自己动手，填平皇废基空场贯通南北的 小路，开拓为大马路，取名“五卅路”。 　　一九二三年乐益组织了一次远足，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郊游，我 和三妹兆和都作了诗，抒发了这次北固山之游的感慨。三妹比我强， 她的诗老师一字没动，倒是爸爸替她改了几个字。我的诗老师给改了 几个字。 　　乐益的学生最早剪短发，文体活动也是最活跃的。乐益对过的操 场很大，每有运动会，别的学校的师生都到这里集合，乐益的学生最 后列队出场。学校经常开文艺会，次次都有我们两姊妹的《游园》。 可我们已逐渐对话剧发生了兴趣，不耐烦总唱昆曲了。刚学了“木兰 辞”，我们就改编成戏，兆和自小欢喜穿男装就自告奋勇演花木兰。 我们还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英文的“一磅肉”。在“风尘三侠” 中，大姐元和演红拂，三妹兆和演李靖。三妹坐在“龙椅”上，双脚 够不到地，两腿荡荡的，还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好笑极了。三妹演 这样的角色打不起精神来，她顶爱演的是滑稽戏，脸画得乱七八糟上 台，自编自演“万能博士”、“天外来客”。 　　三妹在学校里很活跃，常常出洋相。有时睡到半夜人不见了，大 家起来找，原来她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放在窗台上的糖爬满了蚂蚁， 她说“蚂蚁是有鼻子的”；半夜三更同宿舍的同学笑得睡不成觉，她 却没什么事呼呼大睡。那时的她和现在这个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的三 妹完全是两个人。 　　在进乐益之前，我们三姊妹都进过苏州女子职业女中。在家里虽 读过不少诗书，但没学过数学，大姐用功成绩还好，我和三妹还和在 家一样，放了学就疯玩，结果期末考试数学都得了零分，哭哭涕涕地 留了级。进了乐益后，我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数学老师，叫周侯于。 他上的第一节几何课先讲“什么叫点”，说世界上本没有“点”， “点”用显微镜放大，有面积有体积……唉呀，一下子抓住了我，我 对哲学天生敏感，周先生第一节课分明讲的不是几何而是哲学，才奇 怪呢，从此我的几何总是１００、１００，有一次证错一道题得了９ ０分，我拿到卷子当场嚓嚓两下撕了，大哭一场，对先生很不恭敬。 周先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安慰我。周先生有两个孩子都死了，待我 就像自己的孩子，每个礼拜天必请我到他家吃饭，我那时怎么那么皮， 饭量小，每顿只吃半碗饭，还不好好吃，饭桌上总是不停地讲话，老 师把筷子一放，“个小娘唔（小女孩），不好好吃饭，要饿死的……” 先生的江阴话我一直记得，先生家的清水虾现在还是我顶爱吃的菜。 　　夏天放学后，周先生走在五卅路上，我怕太阳晒，走在先生的影 子里，穿长衫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把我完全罩住了…… 　　 绰 号 　　我们四姊妹同父同母，却生得个奇怪，两黑两白，大姐二姐白， 三妹四妹黑。一九七九年小四妹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三十几 年不见了，见面的第一句话我说的是：“小四黑子，你怎么还这么黑 呀？”一黑一白的两姊妹抱在一起，都老了。 　　大学里的男生挨个给女生起外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绿鹦 哥”，因为我又瘦又小，好管闲事好讲话，尤其好打抱不平，又爱穿 绿衣服；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这个绰号还见过报， 一九二八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公学篮球队之 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小活猴’之称…… 惜投篮欠准……” 　　三妹又黑又胖，样子粗粗的，没有一点闺秀气。她的绰号总归离 不开一个“黑”字。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 个名字我怀疑是沈从文起的。男生原来替三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 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 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是五百米短 跑的最后一名。三妹喜欢男装，那时女人的旗袍下摆是窄的，而她偏 穿男式的大摆袍子，颜色也总是阴丹士林的蓝色。有一次去参加亲戚 的婚礼，家里的人嘱咐她一定要做一件新衣服，她又要做蓝色的，我 气得把她骂了一顿：“人家是结婚，你做蓝布袍子干什么？” 　　大姐生得端庄秀美，穿衣的颜色、式样都很雅致得体。她最喜欢 的颜色是咖啡色，被称为“大厦皇后”。 　　四妹喜欢戴小红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学们叫她“小红帽”。 “小红帽”很淘气，有一次到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着头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这张照片到东吴大学的游泳馆办理游泳证。 办证人员说，这张照片怎么行，不合格。她装出很奇怪的样子说： “为什么不合格？你们要两寸半身，这难道不是吗？” 　　 媒 婆 　　“媒—婆——”沈从文先生带着浓重的乡音叫出这两个字特别好 听，他这么叫了我有五十多年。我不但给三妹当媒婆，还为大姐的婚 姻做了一半的主。 　　三妹紧跟着我，只晚我半年（１９３３．１０）也结了婚。大姐 人品出众、条件优越，但选择太苛，直到近三十岁了还是骄傲的孤单 的公主。卢沟桥事变后，我们手足离散，大姐逃难到汉口。一九三八 年，我一家和弟弟妹妹在大后方碰了头，我写信给大姐，告诉她“四 弟五弟四妹都在四川，你也来吧。”她回信给我说，“我现在是去四 川还是到上海一时决定不了，上海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也对他好， 但这件事（结婚）是不大可能的事。”我看出了她的矛盾心理，也对 她和顾传之间的感情有所察觉。顾传玠原名时雨，虽说顾是难得优 秀的昆曲小生，人品也不错，但要想托付终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一个名门闺秀女大学生和一个昆曲演员之间的悬殊地位，来自各方面 的舆论，确实给了大姐不小的精神压力。我理解她，支持她，马上回 信代行家长职责“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大姐得到信， 很快回上海，一九三九年和顾传结了婚，这时大姐已过了三十岁。 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登得一塌糊涂。顾传玠后来 写信给我，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屎上”，后来的事实证明， 他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 　　只可惜四妹没请我这个媒婆，自做主张嫁给了洋人。 　　 打了几十年的嘴仗 　　可能因为我和三妹的年龄接近又从小到大学一直生活在一起，好 得像一个人，无话不说，但毕竟一黑一白，一胖一瘦，差异还是有的， 有些事打了几十年的嘴仗，到现在也难分胜负。别看我的身体不好， 可脑子好得不得了，她干的“坏事”我全记在心里，她就是不承认， 像小孩子一样口口声声辩解“就是没有这个事情”说我专说她的坏话， 戳她的蹩脚。 　　我们小的时候，女人梳头用的头油放在一个磁盒子里，梳头时用 油贴子沾上油再抹到头发上。女孩子初学女红都欢喜做油贴子，圆圆 的上面绣着花，很有意思。三妹做不来女孩子的活儿，穿针引线线头 上打的疙瘩缝在油贴子的正面，给我留下了几十年的笑柄。她居然不 承认了，一提起这件事我们就要斗嘴。 　　三妹好事坏事都不记，小时候我“持强凌弱”欺侮过她，她也不 记仇。记得四五岁时一次家里吃水果，我们小孩子每人一个苹果，我 三口两口吃完了自己的，看看三妹还有一大半没吃，就一把抢过来， 三妹瘪瘪嘴要哭，我一巴掌打过去“哭什么哭！”她马上不作声了。 现在想想真奇怪，我那时怎么那么不讲理呀？ 　　恋爱时节的三妹和我无话不讲，日记也拿给我看。她聪明健美， 追求者不少，其中不乏相当优秀、知名的人。这个淘气的丫头不为所 动，居然在日记本上排出ｆｒｏｇＮｏ１、ｆｒｏｇＮｏ２……（青 蛙一号、青蛙二号……），我逗她“沈从文该排到赖蛤蟆十三号了吧？”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沈从文给她写了不少信，三妹招架不住告到 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先生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顽固地爱你”。 三妹说：“我顽固地不爱她”。从胡适先生那里回来后她得意地把这 件事告诉我。是呀，连我当时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沈从文？写的 白话文小说，有什么稀奇？还听说他第一次讲课站在讲台前居然紧张 得有十分钟讲不出话来，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吓的同学们都怔住了， 他却说：“你们来了这么许多人，我要哭了。”多么好笑，从小到大 教我们的那么多先生可没有一位是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 “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幸而沈从文先 生的“顽固”，不然我当不上媒婆事小，三妹这只黑“天鹅”不知会 飞到哪去。几十年的生活证明，沈先生是多么好的人，三妹与他同甘 同苦，经历了重压和磨难，为此三妹的性格都有了许多改变，很少有 人能相信她原来是那样的顽皮活跃。 　　这些事三妹现在居然都顽固地不承认了。 　　 告 贷 　　一九六四年，九十六岁的婆婆生病住了六个月的医院，我们想办 法给她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那时胡子婴在卫生部工作，我们托 她买在当时很少有的外国药。我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收入，周有光的 工资在那时算是高的，每月二百四十一元半，可光医药费一项每月就 要七八百元。我生平第一次开始借钱，公家借，私人借，共借了四千 元，三妹那儿借得最多，一千五百元。我从没有欠过这么多债，无形 的重压使我好像害了大病，昏沉沉轻飘飘的，一天可以昏睡二十小时。 眼看过年了，幸好我们几姊妹少时的朋友“窦舅舅”寄来了四百元， 我还了表弟董寅初二百元（共向他借了四百元），用余下的二百元过 了年。 　　九十六岁的婆婆去世了。 　　一九六六年初，我除了还欠董寅初二百元外，还清了所有的账。 还没来得及“一身轻”，“文革”就开始了。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 术权威”，我开始不明就理，听到“学术权威”心里还很高兴，觉得 挺好听。很快我就尝到了“权威”的滋味，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 除去房租等开销，还剩几元钱，怎么生活呢？又开始了第二次借债。 前前后后又是四千元，三妹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尽量地帮我，到一 九七三年秋我去还最后一笔钱，沈从文和三妹一起惊讶地说：“哪有 那么多钱呀？”三妹从小数学不好，他们两夫妇都不会算账，也从不 记账。 　　我有账，也许是从第一次借钱开始吧，我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到 现在我还有十一个账簿，家里家外的所有进出往来账目不拘数额大小 我都有账。 　　只有一笔呆账，我至今欠董寅初二百元未还。 　　 共襄《水》事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大姐、四妹相继去了台湾、美国，顾传 玠去世后，大姐也在美国定居。此后几十年我们不但不相往来，甚至 有很长时间断了音讯。 　　劫后余生的四姊妹第一次团聚，是一九七九年，“小四黑子”都 已成了白发人，三个姐姐更不必说了。短暂的欢聚后再分手，我心中 悄悄涌起了一个念头……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四姐妹组成了一个 “水社”，后来几个弟弟不甘落后，也组了一个“九如社”。“水社” 有社刊《水》，不光得到沈从文、周耀平（有光）这些“外人”的协 助，“九如社”的“同仁”也热心支持，把《水》当成自己的事情， 组稿、投稿、编辑、刻版、油印、分页、装订，两“社”的成员都忙 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大弟的好友窦祖麟，分担了许多必不可少的看似 琐碎却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水社”真正的无名英雄。水社成员还开 风气之先，参加女子自行车、女子游泳、女子篮球甚至女子足球运动。 对这些事，有许多人点头，也有许多人摇头，我们根本不管这些，只 顾自己开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一泓清水浸润了近七十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永存一 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 甜清纯。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时， 我向海内外的张氏家族成员发出了一封封约稿信，总印数二十五份， 除我们十姊弟或后代外，只给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 　　我是始作俑者，就自封为主编，三妹这个老资格的大编辑我封她 副主编。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我自鸣得意，自得其乐，自 命不凡。但二八（８８）年华，究竟非复当年，精力不及，一些错漏 没能察觉，况且我毕竟没专职做过编辑，办事认真的三妹说我“拆烂 污”，我顺水推舟、倚老卖老，从第七期起交副主编张兆和主持，我 退居“二线”，可职务不让，还是主编，你看我多么霸道。 　　《水》秉承当年父亲办学的精神气质，不接受来自任何团体和个 人的资助捐赠，我不但是主编，还兼任财务主管和出版发行部负责人。 我专门有一本《水》的账目，办刊经费主要来自当年“水社”成员即 四姊妹，尤其是在美国的大姐、四妹和七弟，给《水》注入了外资， 三妹也处处照顾我这个无收入者，我尽自己的努力量入为出，专款专 用，谢绝、退还了几位最要好朋友的资助。相信《水》仍会像几十年 前一样，细水长流，滴滴入心头。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