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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苏力适合在什么时代当警察

　　TASCAT

　　朱先生说要论证警察某种权力的合法性，他没有举出任何法律条款，但是说
了不少的“主义”，当然都是外国的。比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等，这些主
义本来就定义不清，朱先生的使用，又天马行空般地随意，

　　比如：朱先生说：这个事件是个社群主义问题。

　　警察晚上入户，拘留人，搬走电视，这叫做“社群主义”。什么社群这么厉
害？这样的社群，只存在于文化革命之中，某些地方居民委员会可以组织人炒家，
抓人批斗。

　　朱先生说：警方的责任就是要严肃对社会上一切可疑的信息，可疑的东西，
———所以警察不知道你是好人，只能先把你扣下，程序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好人，而警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出判断。

　　这种警察维持的社会，比文化革命还可怕。任何人都会在任何时候遭殃。因
为警察任何时候都会对你有一些古怪的“判断”。“先把你扣下再说”只能把社
会搞得如同地狱，而非使其更为安全。

　　另外朱先生认为，此案的关键问题是有“举报”。举报使警察有了这种权力。
但是他并没有说，举报的是什么内容。而且，朱先生也没有说，哪条法律规定了
“举报”有如此大的权力，能使非法的行为合法。另外，我们要问，朱先生如此
重视的举报，除了权力之外，有什么相应的责任？哪条法律对此作了规定？

　　朱先生说：

　　“如果看黄碟真对女性有损害，而且女性不愿看，那么政府加以干预是可以
的。事件中虽然有一个女性在看黄碟，但她并不代表所有女性。”

　　我们不知道他说这个“如果”，是想干什么，因为这么信口开河的“如果”，
没有任何意义。你可以随便说，如果不看黄碟对性生活或性教育有害，政府就可
以干涉。如果明天要地震，政府现在应该搭帐篷。用这些不相干的“如果”，也
能论证警察的权力？这权力也真是无边无际了。

　　再说，政府干预，是不是先要有个立法过程？如果没有立法，政府依什么规
则干预？

　　他还说，如果不给警察如此权力，警察就消极怠工，“打电话也不出警”。
好像这种钱和权的奖励，对警察的工作，和社会是安定是必须的。可是，大家都
知道，警察是一种工作，他有工资，有相应待遇，如果他认为这不足以让工作，
他可以换个收入更高工作。这不是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规则？难道朱先生的法社
会学，要否定这一规则？

　　总之，这篇演说，很像说相声。或者，卖大力丸，而且是外国的“主义”大
力丸。当然，他卖弄不卖弄，我们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其随意性，随意地使用
这些定义不清的主义，为警察的某些随意的权力辩护，这正好和法制背道而驰。
我们知道文革期间有主义，但是没有法律。朱先生演说不能不让我们想起那段时
光。因为那时候经常有人检举，这检举使“社群骨干”，或警察，有权力把两口
子从床上揪起来，或者批斗，或者关押，或者干脆打死，这些行为，被主义堂而
皇之合法化。

(XYS200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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