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高教改革之错,不在“产业化”而在“惟市场化”   ——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一   杨曾宪   网上发表说明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在《社会科学论坛》 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发表后,又读到了《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 进水平》的报道。报道中引用教育部长的话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 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 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 步。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除了毛入学率这一事实无异 议外,拙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评价与部长恰好相反。究竟谁的评价准确,期 待读者特别是大学们的评判了。拙文2.6万字,实在太长。为便于读者阅读,我 将分段贴出。   #########################################   写在前面的话   2006年夏,我赴荷兰探亲两个月。期间,持欧铁通票,周游列国1个月。欧 洲的火车,无论乘客多少,车厢里静悄悄的,火车行进又稳,窗外的风景看久了 也单调,脑子里难免会涌进一些问题,引起一些思索。由于到过女儿的大学,了 解了一些荷兰教育的情况,便想到了中国的教育。   荷兰人口1600万,仅为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总量的2/3。这也就是说,我们 每三年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就相当一个荷兰国!而且,中国学生的刻苦精神远超 过荷兰——荷兰孩子上一般大学不需要考试,毕业也不愁工作,所以,也往往表 现散漫。中小学生,则课余时间疯玩,“自由”得一塌糊涂。但荷兰却一直拥有 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学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找不到别的解释,只 能说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本身有问题。于是,我想到了中国大学生的 “两难”,想从这里入手,梳理中国大学的问题。   原以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很快会想通,返回荷兰住地便可成文。谁知,一 旦沉浸其中,竟有无法自拔的感觉——后来我才搞清,原来这是一个因果互关、 因果连环的复杂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不是针对单一根源,开个简单药方 (譬如弘扬大学自由精神、实行高校自治等等)就可解决的。结果,不仅在荷兰 没完成,返回国内,又用了三个多月功夫,才最终成文,它几乎是我单篇文章中 耗时最多的一篇。如果这篇文章,能对解决中国高教种种弊端发挥微薄作用,也 不枉我“浪费”本该用来写游记、随笔的宝贵时间了。   *****************************************************   “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   毋庸讳言,中国高等教育已暴露出了众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大学生“两难”:一是贫困生上学难、二是大学生就业难(以下简称“上学难”、 “就业难”)。“两难”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舆论往往是夏天 讨论完“上学难”,秋天接着探讨“就业难”。如果说“上学难”集中反应了社 会不公问题的话,那么,“就业难”则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问题。尽管舆 论不断聚焦,但对“两难”产生根源的认识却并不统一、也不准确。笔者认为, 造成“两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对高教“产业化、市场化”认知混乱的原因, 有实践中“惟市场化”偏颇的原因,但最终直接、间接,却皆与高教大跃进相关。 当教育部官员高调批判“高教产业化”的时候,恰恰掩蔽了高教所面临的真正危 机,也回避了其失职、失察之处。高教大跃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戕害几乎是致命 的;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中国公立大学已陷入空前的危机中。许多人感到困惑: 高校,是科学的世袭领地;质量,是高教的生命;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大跃进呢? 人们在不断地给出答案,又不断地否定某些答案。但坦率地说,任何单一答案都 失之片面,中国高教大跃进是多重因素、多种驱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 梳理高教“产业化、市场化”等概念入手,围绕大学生“两难”问题,由现象到 本质、由理论到实践,逐层揭示中国高教大跃进的危害,并提出解决相应的对策。   一、高教“产业化”、“市场化”口号本身没错   多年来,围绕大学扩招频频出现的一个口号,就是“高教产业化”。现在, 人们对它非议甚多,认为它是高教问题的罪魁祸首。严格讲来,这种认识并不准 确,因为“产业化”只是一个用来指称经济规模化、链条化运行的概念,“高教 产业化”,描述的只是现代高等教育本身在产业链条中存在的这样一种客观事实。 高等教育无论是属于国家投资、无偿供给的公共物品,还是民间投资、有偿供给 的市场商品,它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一个供求链条,刺激上下游产业的 生产,扩大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不仅属于“三产”, 而且,它还具有直接的科技创新功能和技术经济属性。相对而言,政府投入高教 资金对经济的短期、长期拉动效用,比起投向某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要高出 许多倍。特别是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背景下,正确理解并肯定高教的 产业化性质,有利于引导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大学建设;当财政资金增加了,所 谓高教不公的问题,就可大大化解;当中低收入家庭不再为孩子上学而拼命储蓄 时,内需不足的问题也可缓解。因此,笼统否定高教产业化口号,对中国的高等 教育来讲,未必是件好事。   我们再来讨论“市场化”。由于对“产业化”概念缺少准确理解,在中国当 下语境中,它几乎等同于“市场化”,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鉴于这种混淆不 利于把握问题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讨论时两者的界限是明晰的。所谓高教市场 化,就是承认高教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并把市场作为配置高教资源的重要方式 (注意,不是惟一方式)。从理论上讲,这种改革思路也是正确的。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教育难免会获得商品属性。高校教育,不同于九年义务教育,其主要任 务是育才而非育人,在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尚不能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市场 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有公平意义,又具效率功能。由于高等教育,可大幅提 高受教育者的专业技能,在市场化环境中,高校毕业生可获取更多报酬、享有更 高社会地位,这便使上大学具有投资意义。因此,如果大学学费全部由纳税人的 钱来支付,大学生只享受投资收益,这对那些未上大学的公民来说,显然是不公 平的。   实际上,今天中国的富裕阶层是完全接受高教市场化这一现实的,他们需要 的是优价、优质的高教产品。有些家庭甚至节衣缩食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也就是 把上大学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谁投资,谁收益;高投资,高收益,这是公平的。 同时,高教市场化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或私人资本加入,扩大高教办学 规模,吸纳更多的优秀学生入学,满足社会对高教的需求;另一方面会激励各大 学为自身生存和声誉,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大学生,满足市 场对人才的需求。这样,尽管高校学费不菲,但高教的性价比却会越来越高。当 获得优质教育的大学生创造更多财富、得到更高收入时,高校和大学生便可实现 其社会效益最大化,大学生家庭则可实现其投资效益最大化;由此产生的示范效 用,优秀的大学会吸引更多学生入学,获得更多的投资,从而产生学校与家庭、 经济与社会双重双赢的结局。这些都是高教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正面效益或结局, 这种效益和结局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这也是我认为它不应被笼统否定 的缘由。   既然高教产业化口号或市场化改革方向本身都没有错,为什么社会舆论对它 指责甚多呢?其一,是由于某些所谓高教产业化决策,往往是为了“产业化”而 牺牲了“高教”;地方政府不向高教投钱,却要高教给地方贡献GDP。这种“产 业化”,自然对高教无益甚至有害了。其二,在高教改革中所实际实行的、所客 观存在的,也并不是“市场化”,而是“惟市场化”或“伪市场化”,把因此而 产生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这种认识不准确。这些,便是本文将要一一辨析的。   二、“上学难”的成因(上):高教“惟市场化”   我们先从贫困生“上学难”问题谈起。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伴随高教市场 化改革产生的。十多年来,大学学费猛涨了20多倍,远远超出同期国民收入增长 水平,更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水平,由此便形成了上学难。但这种上学难 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排斥高教公益性的“惟市场化”趋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 高教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认识到,高教之商品性,只是其在市场中的获得性属性, 并不能改变其人本文化的本质;商品关系永远都不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全部。因此, 承认高教具有商品属性,并不等于否定高教的公益性;承认高教市场化的合理性, 也不意味着高校可以惟利是图,统统变成赚钱的机器;高教的市场公平原则,绝 不能取代社会公平原则。真正的教育,无论育人育才,都应当是无私的、超越现 实功利的,这与艺术品可进入市场、获得商品属性,但真正艺术永远超功利存在 是一个道理。市场公平原则,是等价交换原则,它只对具有相应创造交换能力, 能进入高教市场的群体来说具有公平意义,而对没有交换能力的弱势阶层来说, 它却会剥夺其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权利,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对于现代 文明社会而言,这种社会公平带有更根本性的意义。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好比市场供给的食品,百万富翁可山珍海味,小康 人家可粗茶淡饭,这很公平,谁想吃得更好,就要多劳动多挣钱。但对丧失劳力 的病残家庭、对一文不名的灾区灾民来说,却只能靠国家或慈善组织无偿提供食 品;这时的食品就不能再作为商品,否则,就会产生人道灾难,这是文明社会所 不允许出现的。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深谙这样的道理:市场公平是有限度的,如 果单靠市场调节,必将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靠福利政策调节、靠公共产品分配,来补救市场缺 陷、维持社会公平。今天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既有市场属性一面、又有公 益属性一面。像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都是私立的,但它们却都有针对贫困生的 助学金。这便造成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美国,供子女上大学负担最重的, 不是贫困家庭,而恰恰是中产家庭。这看似不公,却体现着社会正义。我们是社 会主义国家,更应当通过政府调节,保证高教的社会公平。这种公平,必须体现 在公有高教资源全民共享上;名牌大学的门,也要向穷人子弟敞开。由此可见, 中国高教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并没有错,错的是放弃外部公益性的“惟市场化”、 错的是对贫困大学生没有相应的学费减免(注意:不是助学贷款)救济保障政策。 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即便按国家核定的大学学费,也远 超出经济发达国家年均学费占人均GDP20%的比例——中国达40—50%,更超出贫 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据有人统计:在中国,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竟合城乡 贫困家庭5年、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收入 !这种高教外部惟市场化的做法,对于 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内伤,是非常之严重的。   必须看到,中国城乡低收入阶层,他们或是贫瘠资源的拥有者、或是改革代 价的承担者;确保他们的优秀子女能免费上大学、包括上名校,顺利成才,有着 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家庭生存状况,减轻社会对贫困阶层承担的 救助压力,更可以大大减缓两极分化趋势、减少贫富对立情绪。特别是在落后的 农村地区,破解“三农”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教育。正常情况下,即便大学生毕 业后“凤凰东南飞”,起码也可1人解决1户农民脱贫;即便大学毕业后返乡,也 可解决农村精英不足的问题,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中国自古便有秀才 (良绅)治村的传统,发达国家的农民,持有大学文凭者甚众。因此,扶持优秀 农民子弟上大学,比发放低效的扶贫款,其综合社会效益大得多。但目前这种一 刀切的市场化、高收费,却让众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甚至年年都有农民因此而 自杀身亡的悲惨案例!上大学,原应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公平社会的桥梁,现 在却成为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堑壕。这种局面当然应该改变。   出自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   刊发《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 (XYS2007012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