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 一个起误导作用的命题 ——理工科学生不能“有知识、没文化” 陶世龙 傅国涌先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学者,转发过他不少好文章。遗憾的是,有网 友发来2005年6月30日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理工科学生不能“有知识、没文 化”》感到实在不怎么高明,因为对傅先生的期望质高,失望之余,就忍不住说 几句。 “有知识,没文化”这个提法就不能成立 因为知识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一个人有了知识,至少是有了一定文化,而 要有文化,就该努力多掌握知识,怎么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呢。 看下去,得知傅先生是转述一个高校中文教学座谈会上专家们的看法,“理 工科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 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这个“没有文化”,具体说的是不会中 文写作,连最起码的自我表达能力都缺乏 。这个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把文化 就界定为会不会用中文来写文章,未免太狭隘了吧。即使他们这个“文化”还指 有“人文素养”,也不够。 手头有一本民国三十七年版的《辞海》,对“文化”是这样定义的:“人类 社会由野蛮而至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绩,表现于各方面者,为科学、艺术、宗 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 还有一篇梁漱溟先生1947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上》(《观察》 第二卷第五期第7页)里面也有解释:“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无所不包。”梁先 生说的对,我想傅先生也不会反对。要不,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时期,哪能 有文化呢。 因此,从逻辑上来看,“理工科学生不能‘有知识、没文化’”这个命题就 不通,而如以文化应有的内容来衡量,实际上文科生的文化同样是有欠缺的。对 科学所知甚少,缺少逻辑思维的文科生不乏其人,有的人文史基础知识也缺乏, 以致当了教授仍出低级错误,文章可能会写,但内容空洞,甚至错误百出,语无 伦次,却能见于报端,而且并不少见。说明这些报刊的编辑记者也成问题,他 (她)们恐怕是文科出身的多吧。 在今天,文化能不包含科学吗! 诚如梁漱溟先生言”、“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而在今天讲政治, 讲经济,没有科学技术的起码知识,行吗?!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是把 科学排除在文化之外来理解。作为习惯,把文化按其狭义的范围来使用,未尝不 可,但作为认识,则如袁翰青先生在1986年4月19日中国科技报(即现在的科技 日报)召开的“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座谈会上所说:在近代和现代,言文化 而不及科学,不可思议!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认为,讲古代文化不讲科学还可以说得过去,到了近 代和现代就决不能那样讲了,因为现代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科学,离开科学就很 难讲文化。”(1986年4月19日中国科技报第4版)袁先生在1948年时是北大化学 系有名的民主教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出任中国有史 以来第一个科学普及局的局长,是文化部属下的一个单位。那时文化部有一位副 部长丁西林是物理学家,当然,与他在文艺上的创作成就有关,但那时是把科学 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来认识,没有疑问。 问题出在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变化,更多的是 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科学的遗留影响,文化缩小到只有舞文弄墨的原始,加上书 法、绘画、戏曲、杂技等等艺术。科学成为文化以外的东西。作为习惯,或为了 管理的方便,将文化一词按狭义的理解来使用,未尝不可,但作为认识,把科学 排除在文化之外,就明显落后于时代了,不幸的是不少人正是这样认识。 傅先生的文章中讲到了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人都有很高的人 文素养,也讲了“与竺可桢差不多同时代的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从清华的梅 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到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燕京的司徒雷登等,无论他们本身 的专业出身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在办学的方向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归根结 底他们都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修养”。符合事实,他们的确是今天大学校长榜样, 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被忽略了,就是这些大学校长,即使不是自然科学家,都有 良好的科学修养,对自然科学都很理解和很尊重,恐怕是今天不少大学校长,包 括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也不能及的。 大学校长和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不够,应该重视。对大学校长和文科大 学生在科学修养上的不足,也应该同样重视。“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 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是教育的失败;产出在涉及科学常识时开黄腔, 出洋相的人文学者、博导、记者、编辑,也不能说是大学教育的成功。当然一篇 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也反映了科学在中国,实际上仍未得到足够的完整认识。 特别是现时有些人竞说科学如何如何给人类带来灾难,借人文以贬低甚至诋毁科 学之际,端正对文化的认识尤有必要。 需要全面看到,不仅是理工科大学生,所有的大学生在文化修养上都有欠缺。 不能把文化就理解为人文。还需要注意到人文不象科学只有一个,在人文的名义 下可以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述。在今天,特 别要注意打着人文的旗号来推销封建专制愚昧落后的文化。 高等学校没有责任也没有条件承担应该由中小学完成的教学任务 大学生人文修养不够,原因在那里?现在多以为是1949年后的教学改革中实 行了中学文理分科所致,这种认识几乎已成了勿庸质疑的舆论。傅先生倒是没有 提出这一点,但很强调在大学上人文课,也反映了是认为进入大学的学生,缺少 人文素养,需要在大学再学习。 我以为出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中学的文理分科,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也不是大学多上些人文课。 文理分科并不是1949年后才有的,我是1945-1948年间在四川省立成都石室 中学上的高中,我这一届就是分了文理科的。我们是秋季入学,招收的人多,能 分出两个班,还有春季入学的,人少,只有一个班,没有分科。分科由学生自己 选择,我选择了理科,理科班的学生多于文科。课程其实没有多大差别,主要是 在师资配备上有区别,文科的中国语文课是有名的老师包括大师级的学者来教, 理科的差一点,学生不满意,小小的闹了一次事,受了处罚,但随后来派来的周 虚白先生也是有名的学者,也不比文科差了。而我们的数学老师都是很有经验的 名师,如外号周三角的校长,特别是外号“活阎王”的代数老师何叔宜先生,因 为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判卷时该得多少分就是多少,一分也不送。但他课讲 得好,而且铁面无私,公平,所以学生都都怕他但又尊敬他,他是早年日本东京 帝国大学的毕业生,还有位李俊予先生,教我们的化学,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他们都在这里教了多年,讲起课来可谓炉火纯青,使人学起来有压力但又有兴趣, 理科的特点也就表现在数理化的师资强,更关键的是在升留级时对这些课的把关 比文科严,不及格后经补考仍有不及格的,一门也留级,毫不宽假,我这个班入 学后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后,不及格的同学在下学期开学前补考仍不及格而被 留级的,就占了将近全班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但还是志愿选理科的人多,不见得是喜欢数理化,而是为了升大学,因为那 时是各大学自己招生,文科考试项目的得分,没有明确的标准,受出题和阅卷老 师个人风格爱好的影响大,拿高分没有把握,数理化则只要答对了就可稳拿高分, 读理科的大多是要准备升学的。当时高中毕业生不多,毕业可以找到工作,这些 工作对数理化的要求一般不高,而语文和一般的知识对他们的工作更有用。当时 四川的大学少,要出去上大学花费很大,有的人不准备升学了,学文科更合算。 今天中学的文理分科的目的和作法,与1949年前当然不同了,但在课程设置 上文理两科基本上还是相同的,如把中学的的课程学好了,象傅先生文中提到的 以及报刊上议论到的那许多大学生人文修养上的问题,都不应该存在。 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的,不仅是不会用中文来表达,大学生分不清西汉和东汉, 把杨家将当成真实的历史,不知道斯里兰卡、新西兰在哪里,都是有的,对学地 质来说,前面几条不知道还可以把课讲下去,而如地理知识缺乏到这种程度,这 课教起来就太难了。因此我和万天丰、程捷教授编地球科学概论这本教材时,安 排的第一次练习就是要学生在一张空白的世界地图上填出一批大陆、大洋,山、 海、岛屿、河流的名字,这些地名是以后讲课中经常要遇到的。他们两位有丰富 的现实的教学经验,不是无的放矢。 因此我也赞成在大学中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补救大学生人文修养不够。但必须 明确,这并不是大学本身应有的任务。如傅先生的文章所引用的,竺可桢先生做 浙江大学校长时,“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那个时代的浙江大学, 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正好说明了大学重视人文教育并不是去解决不会写 文章这类中小学就该解决的问题。 想用《大学人文读本》以及《大学人文教程》这类读物来使大学生“精神成 人”,即使书编得很好,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傅先生的看 法,“要真正改变理工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母语素养、人文常识的现状,不是一 套书或几套书能解决的。” 我还想指出一点,笼统地说大学放弃了人文教育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几十年 来大学中的政治课,德育课,学时不少,现在强调素质教育又加了选修课,如杨 叔子倡导熊良山讲授的《道德经》,总算起来大学人文教育所占时间,比1949年 前还多,这些课程所想解决的问题,不正是如何使大学生在“精神上成人”吗? 除了上课,还有人数不少的辅导员、班主任等等,不都是为了帮助大学生“精神 成人”的吗。因此问题不在于大学有没有人文教育,而在于拿什么样的人文去教 育。但是现在从这方面提出问题的很少,而如要另外去加许多人文课,恐怕实际 上作不到,大学生的课程负担已经很重了。 因此我认为把中小学的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扎扎实实学好,应该说就已 能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我们知道郭沫若先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甲骨文的研 究,但他在大学阶段是学医的,研究文史的基础是那里来的呢,自然是在中小学 阶段,他是石室中学出来的,我们那所中学最知名的校友,不过他实际上只上了 一年,就因参与学潮而被开除了,他在乐山受教育那一段更重要。钱学森先生对 我说过,他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比交大给他的影响还大。 可是多年以来,重大学,轻重中小学,头重脚轻,在经费的投入上就表现得 最明显不过了。这个问题谈论的已很多,我不再多说,只是用来说明,今天大学 生(不止是理工科)的人文修养不高,不是大学的问题,而应从中小学教育去求 得从根本上解决。 而且仅仅是教育也还不够,刚看到一条消息,《九成中学生认为做老实人吃 亏(重庆晚报)》,还有《中国,谁在消费女大学生提供的色情服务》 ,冯远理 先生写的《我们还敢相信什么》,再看看每天媒体大量宣扬的是些什么,就知道 光有学校教育的努力,如整个社会环境如此,也无济于事。 值得注意的错误延伸 现在大学生的人文修养是不高,而突出理工科大学生没文化,实际上还有 一层含义,似乎一个人经过理工科的训练就会变得如同机械,头脑僵化,把生命 看成无生命的片段、数学的组合,也就是说没有人文关怀了。推而广之,于是就 有了理工科思维治国不行,或者说现在是“科学主义”泛滥,科学已成为霸权, 这些人把自己也说不清的“科学主义”者拿来作为靶子,号召人们反“科学主 义”,似乎这竟是中国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大多停留在口头上的喊叫, 也未见揭示出他们的具体目标。但却也已起到搅乱人们的思想、动摇人们对科学 的信任的作用。 而也就有人进一步与现实联系,对今日出现诸多问题,不是从消除中国文化 传统中专制、愚昧的落后成分去求得解决,而是从现今中国执政者大多为理工科 出身上去寻找原因,叹息不象西方国家领袖多出身于人文,这就掩盖了产生这些 问题的真正原因,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实为一种干扰。 其实真正的人文学者从来就是充分认识到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的, 应当相信科学,崇尚科学这些号召,正是首先由这些人文学者和有远见的政治家 提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科学家自吹自擂。现在出来致力于诋毁科学,妄图动摇科 学根基的一批人,不知到他们该算那一界,是自称为游走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蝙蝠 似的角色,这里谈到`这些问题是问题的延伸,与傅先生的文章无关,因此仅提 出问题,并不去展开,而且只需要把几位众所景仰的人文学家对科学的评论列出 部分,看看他们对科学是怎样评价的,再看看江晓原、吴国盛、刘兵等对科学又 是怎样说的,那几个被吹捧为科学与人文兼备的所谓“科学文化人”或FN的真实 面目,就不难辨认了。下面便把陈独秀、梁启超、梁漱凕、胡适评论科学的言论 摘录一部分于下: 陈独秀: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 先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 学仍应该归到文化。)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 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 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论理学、历史学、 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 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 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 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 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 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 胡说。(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梁启超: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 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 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 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 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为这种故见横亘在胸 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 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髦了,但因为 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 在。老先生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 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检查一检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 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 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 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 求?学校中能够有几处象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 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我固然不 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兴味总不如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 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 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的最受社会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 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他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 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 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 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梁启超:科学 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 胡适:这个世界文化的最重要成分是三四百年的科学成绩。有些悲观的人,看了 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看了最近几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常常说,科学是杀 人的利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他们听了两个原子弹毁灭了日本两个大都 市,杀了几十万人,他们就想像将来的世界大战一定要把整个世界文明都毁灭完 了,所以他们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 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持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他的最大努 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 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科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 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 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务力量,譬如叫电气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 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这几百年来的科学成绩,都是朝著这个方向做去的。无数聪明才智的人.抱著求 真理的大决心;终身埋头在科学实验室里,一点一滴的研究,一步一步的进步, 几百年继续不断的努力,发明了无数新事业、新理论、新定律,造成了人类历史 上空前的一个科学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的病痛减少了!人类的传染病 在文明国家里差不多没有了,平均寿命延长了几十年,科学文明的结果应用到工 业技术上造出了种种替代人工的机器,使人们可以减轻工作的劳力,增加工作的 效能,使人们可以享受无数机械的奴隶服侍。总而言之,科学文明的结果使人类 痛苦害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1947) 梁漱溟:...如吾人所知,知识实为人类文化力量之所在;西洋人“知识即力量” 之言极是。中国文化在过去之所以见优胜,无疑地亦正有知识之力量在内。但中 国人似非以知识见长之民族。此观于其开化甚早,文化寿命极长,而卒不能产生 科学,可以知道。科学是知识之正规或典范。只有科学,才算确实而有系统底知 识。只有科学,知识才得其前进发展之道。(《观察》第二卷第五期第9页, 1947) 胡适:...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 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 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应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 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 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 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的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 新文明,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 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是我们 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 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 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 会改革,1961) 2005年7月15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附: 理工科学生不能“有知识、没文化” 南方周末   2005-06-30 14:52:18   □傅国涌   在一次长三角地区高校中文教学座谈会上,专家们说理工科学生“有知识、 没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 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 还不会中文?”因而从迈进大学的门槛起,他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忙乎“英语四 级”、“计算机二级”等与毕业证书相关的科目了,特别是对外语的热情早已远 远超过了母语。结果是他们可以在专业成绩上拿满分,外语考试应付自如,却连 最起码的自我表达都有问题,电脑高手面对人文软件竟束手无策。复旦大学中文 系副主任汪涌豪称这些学生“词汇量贫乏”:“表达程度的副词,学生们只会用 ‘非常’;需要表达悲伤或沮丧时,就剩下一个‘郁闷’”。   在专业化教育理念无限扩张的大前提下,教学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越来越 浓厚,还有多少年轻学子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过去那些有成就的自然科 学家、工程师,包括负有盛名的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人都有很高 的人文素养,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非凡的造诣,而且对人 文科学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真正是文理贯通、学究天人。这种良好的传统为什 么没有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 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技术取代了一切,实用心理、 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 术无人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竺可桢先生做过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真知灼见,通才教 育就是他的重要主张之一。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 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1936年,他走 马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进行讨论, 目的就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 课程分配委员会。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 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而且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在他的 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江大学,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 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他本身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 地理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否则我们就无法想象 他在气候研究、物候学研究中常常将古诗词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他常常说,大 学教育主要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 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因此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 加重要。他说,大学如果只是侧重于应用科学,而对纯粹科学、人文科学置之不 理,“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他谆谆劝告大学生,你们到大学来,千万不要 存心以为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作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与竺可桢差不多同时代的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从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 张伯苓到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燕京的司徒雷登等,无论他们本身的专业出身是 理工科还是文科,在办学的方向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有 着深厚的人文修养、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没有那种鼠目寸光、急 功近利者的短视,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得很远,他们把大学看做社会的灯塔、文明 的堡垒,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 精英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前几年广西师 大出版社组织一批人文学者选编了一套三卷本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大学人 文教程》,旨在为现在的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一种读物,深得社会各界的好 评,也受到大学师生的欢迎,“大学人文”成了一个流行词汇。但要真正改变理 工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母语素养、人文常识的现状,不是一套书或几套书能解决 的。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一些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 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前些日子有 媒体报道说,复旦大学将成立文理学院,2005年的新生按专业录取后将进入文理 学院,接受没有专业局限的文科、理科大平台的教育,学习一年后再进入专业院 系。目的就是要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给学生更多自主的机会,为养成通才做准 备。这个消息表明至少有些高校已开始注意到了过分倾向专业教育的弊端。当然, 仅仅靠这一措施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们的大学需要一个兼容并包的多元的 人文氛围。无论如何,通才教育不可缓行,作为第一步,复旦大学的做法值得推 广。 (XYS20050716)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