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回忆监狱生活 摘自《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 　　台湾政治犯的制造经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讯期， 普通都在调查局或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最为艰难。社会上受到 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绅士，突然间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铁栏杆的 小房间里，被侮辱，被殴打，精神会霎时崩溃。货真价实的“叛徒”， 反而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决定招出什么或不招出什么就够了。只有那 些欲招却无供可招的人，苦难最多，因为他必须揣摩问官所引导的方 向，假设当初预定你是参加民主同盟的话，如果你忽然参加了共产党， 他们就无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测始终不能符合他们给你的暗示，苦难 就更大。有人在刑求下，悲愤地叫： 　　“我是匪谍，我是匪谍，你们教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 　　这种绝望的哀求，更激起审问官的愤怒，因为你冒犯了他职业的 尊严，审问官会抓住政治犯的头发，教他跪在算盘上： 　　“我们从不教人招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就招什么。”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 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 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 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 密地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 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 逼死或逼疯。1968年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 一个学生社团（统中会），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 每逢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 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 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 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 　　“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 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我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20年，九十年代初 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台 东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患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 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 作证。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台湾 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 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 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 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 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 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 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 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 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看守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 门“咔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 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 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 囚犯们滴血的心头。 　　第三阶段就是火烧岛，政治犯到了火烧岛就到了终站。无期徒刑 囚犯只有死亡才能出去，有期徒刑囚犯虽然出狱的日子总在10年、 20年之后，但总算有一个盼望。 　　大脑是一个最难控制的东西，越是不愿去想的事，越会更强烈地 去想。在看守所时，难友蒋海溶有一天警告我说： 　　“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蒋海溶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 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 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 　　我否认喃喃自语。 　　“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溶说。 　　我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我最害 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以为情，但我接受 这个事实，向蒋海溶恳求说： 　　“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 　　蒋海溶承诺，于是不久，蒋海溶的一拳击中我的右肘。 　　“有什么事？” 　　“你刚才又自言自语。” 　　“我没有。” 　　一个难友在旁说： 　　“你刚才确实说了一连串无聊的话。” 　　就这样，蒋海溶把我从疯狂边缘拉回，然而，我却无以为报。他 是当时政治犯中身份最显赫的一位，官拜调查局调查处长，最后擢升 为调查局主任秘书。蒋经国介入特务机关，主持情报改制后，“国防 部情报局”负责大陆情报，“法务部调查局”主管台湾情报，爆发特 务人员之间的内斗。普通行政机关内斗，最多不过走人，特务机关内 斗，就非见血不可。蒋海溶和调查处当时的副处长李世杰，以及情报 部门当时的一位副处长等十几个人，先后被捕下狱，受尽自己人的折 磨。 　　他三次被判处死刑，终于以无期徒刑定案，也被送到火烧岛。一 年后的一天，忽然又被调查局押回台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提前释放， 多年后才知道，他在调查局监狱被特务用绳子绞死。调查局对蒋海溶 之死的说词，跟对沈源嫜之死的说词，如同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四个 大字：“畏罪自杀”。 　　闯过喃喃自语一关后，逐渐适应监狱生活，我还发明一项守则： 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我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 《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 人史纲》。我用早上吃剩下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地黏成一个 纸板，凝干之后就像铜板一样坚硬。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 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 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我想突 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 　　另外，我也写了些诗。监狱实在不是创作抒情文学的地方，人在 坐牢三五年之后，因为生活简单，不但谈话内容会越来越简单，连梦 也会越来越简单，到了后来，索性连一个梦也没有了。俗话说：“日 有所见，夜有所梦”。日无所见的时候，储备不出来做梦的素材，自 然无梦。长期坐牢的政治犯心灵，好像压干了的果实，失去原有的润 泽和滋味。 　　出狱的时候，有些人就在监狱门口，把穿过的囚衣和洗涤用具全 部焚毁，不希望把霉气带回家。我却是把每一样有监狱标志的东西， 都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小心翼翼地装进行李袋。这使有些难友大为惊 奇。平常，我总是想尽办法使生活多一点情趣，监狱官在每个押房， 会随便指定一囚犯担任室长，我就自封为室长助理，后来觉得这个官 衔还不够过瘾，就再自动加官为“特别助理”。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