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 ”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 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 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 低。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 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 为农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 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 助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 ”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4个帝王,即汉高祖、 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 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 ,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 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 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 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 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1268年夏 迄1273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 ,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 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 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 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 (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 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 “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 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1285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 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 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 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 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John Dardess而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 在是“超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 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 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 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 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 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 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 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 ,蒙古人在1234年才灭金,忽必烈在1260年才称帝,1271年才称他的政治 组织为元朝,1276年元军才入临安,1279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 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 ,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 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 “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 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 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 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 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 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1400万。而整个长江以北 不及200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 Franz 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 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 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 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 采珠户”3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 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 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 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 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 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 阿合马替世祖理财20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 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 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 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 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 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 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 连以前作桑哥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 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 。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 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 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 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 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 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 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1291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 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 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 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3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 ,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 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 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 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 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 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 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 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1265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 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 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5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1 7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 土番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1260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 时候。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 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 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 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 能抬头,也可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 、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 也没有廷纳汉人有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 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1274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 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25000人,用大小船800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 后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训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 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1300 0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1281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 丽军四万人乘船900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 人,都系中国人。其船只3500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 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 博多湾上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 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 月初又有台风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 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 今津及志贺岛尚有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 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议 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中 国方面参加的10万人,只有3人逃归,连这3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面 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 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的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的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 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 效,军队发遣分配。1285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100万石往朝鲜囤集,好 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 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时候忽必烈 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和缅甸,以及最后的 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 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 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700年后人今日想写一部详尽的传记包括忽 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 世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 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 穿各朝代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 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 吉思汗的传统。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 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 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 真实的力量。 ---- 输入:小爬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