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的近代改良思想家－－王韬 （作者不详） 中国近代有位学者，年近50，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纳妾生子，以延后嗣， 他却慨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 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这位学者，就是 宣传改良、传播西学、著述宏富、影响深远的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 从谙习儒经到翻译西书 王韬，清道光八年十月初四（1828年11月10日）出生于甫里（今吴县 直 镇）一个私塾教师家中。父亲王昌桂，工诗善文，学问渊博，9岁时就对十三经 能背诵如流，因家贫而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便开学塾以教书谋生。母亲朱氏， 出身书香门第，教子甚严。王韬四五岁时，朱氏即口授《三字经》、《千家诗 》，夏夜纳凉，朱氏讲述古代英雄的事迹，要求王韬长大后学习这些英勇反抗 外族入侵、捍卫国家社稷、保持民族气节的英雄。幼年的王韬望着遥远的星空 ，听着母亲的讲述，常常为英雄的事迹失声痛器，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渐渐萌发 出爱国主义思想和为民做官的愿望。稍大，父亲就教他背诵四书五经，学做八 股文、诗词、笺札。此外，经史子集，旁涉博及。不久，王昌桂出外设馆授徒 ，王韬便入青萝山馆就学于顾惺。顾惺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学生，师生便 常常坐在一起对饮论文。王韬在这里精研文史，博考事迹，为日后的学术成就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受顾惺的影响，也养成了嗜酒好饮的癖习和落拓不羁 的性格。 1843年，王韬年方15，参加县试。主考官为县令杨耕堂，读到王韬的文章 ，击节叹赏，遂补博士弟子员。王韬一击便中，王家大院，红灯高挂，鞭炮声 声，贺客盈门。王韬却旁若无人，持卷朗吟，显得毫不在乎，他说：“这算得 了什么！他日当为天下策画奇计，成不世功业。”这番话显示了王韬以天下为 己任的气概。 然而，王韬的科举道路并不顺利。他17岁时考中秀才，父母对他期望很大 ，但他却发现科举制度弊病很多，再加家庭经济也十分困难，所以此后王韬便 一边在离甫里20里的锦溪（今昆山陈墓镇）办学，一边研习经史作诗写字。同 时，为了实现自己出而用世的理想，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和师友的劝勉，他也没 有放弃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这一念头。1846年，他赴南京参加乡试，结果未 中。通过这次考试，王韬从对科举制的怀疑，发展到对八股帖括和科举制度的 猛烈抨击，决心摒弃帖括，肆力于经史，做些扎扎实实的于国于民有利的事。 1847年，王昌桂到上海设馆授徒。翌日初春，王韬到上海看望父亲，这位 僻居于小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的1842年签 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开始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上海作为新辟的通商口岸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出现了畸形的繁 荣，外国兵船在上海耀武扬威，上海成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这一切，使对 西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王韬眼界大开，感慨万分，也使他以为耻，刺激他 去了解西方。他听说基督新教伦敦会的传教士科都思博士创办的墨海书馆以活 字板机器印书十分迅捷，便主动去拜访麦都思，麦都思十分好客，葡萄美酒殷 勤相劝，又鼓琴一曲以助酒兴，后带他参观印书车间，只见车床以牛拖曳，车 轴旋转如飞，一日可印数千番。会讲中国语言文字的麦都思也对王韬的学识非 常欣赏。上海之行，使王韬大开眼界，对西方科技、文化和传教士有了一点点 感性知识，使王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1849年6月，王昌桂因病去世，家庭生活的全部担子压到了21岁的王韬望上 。这年秋间家乡发了大水，田中一切都冲走了，家中生活无法维持，王韬不得 不考虑出外谋生赚钱养家。这一情况为麦都思得知后，遂两次派人持信来甫里 聘王韬到墨海书馆工作，王韬因上次与麦都思交谈十分投机，且感乡间沉闷， 更想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了解西学，便于9月正式来到墨海书馆工作，从此在 上海一住13年。 这时的墨海书馆，除了出版《圣经》一类宗教书籍外，还编辑、翻译和印 刷西方科技文化书籍。王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外国传教士们所译之书中“拘 文牵义”、“诘曲鄙俚”的文句加以“疏通”、润色的编辑。王韬参与翻译撰 著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其中较为主要并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 响的是：《格致西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考》、《重 学浅说》、《泰西著述考》、《光学图说》等6部书，后来合称《 园西学辑存 六种》。《格致西学提纲》是王韬与艾约瑟合译的。所谓“格致之学”，乃是 近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技文化自然科学知识的总称，亦即西学的别称，它借 用了中国古代“格致”这一词，包括了算学、化学、重学、光学、电学、声学 、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物学、植物学等等近代的各门自然科学。《格 致西学提纲》系统地向国 介绍西方科技新知和最新成就。《华英通商事略》 是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一部叙述英国“东方贸易公司”兴衰史之书。王韬认 为中国必须学习英国，大力开展商务活动，与外国商人进行竞争，故他强调翻 译此书的目的，即为提醒国人，以资借鉴。《西国天学源流考》是王韬与伟烈 亚力合译。此书为中国学人打开了通往外国的天文历算研究之窗，从而认识了 西方公历的精确和研究历法的科学方法。《重学浅说》是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 ，各中国人介绍了物理学。《泰西著述考》是王韬集所见各门西学，自己编撰 的。该书所收西书较多，在当时不失为一本比较好的学习西学的入门书、工具 书。《光学图说》是王韬与艾约瑟合译的。这本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地介绍光 学理论的中文书籍。在翻译、编撰以上书籍的过程中，王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 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对传统文化的妄自尊大，醒悟到要用西学作为中 国富强之策。 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 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 在的弊端。为此，王韬多次上书给上海道和江苏省的官员，力图以自己的思想 来影响执政者。然而，由于“言过切直”触及当局痛处，王韬反被目为“狂生 ”、“悖逆”，其改革思想当然也就无从为世所用。对此，王韬常自叹生不逢 时，“虽有心救时，然进身乏术”，常常“痛哭流涕扼腕叹息”。为了实现自 己的政治理想，他于1862年2月化名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 平天国身上。不料，不多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 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王韬在英国传教士帮助下避居上海英领事馆，母亲朱 氏在这时病重去世，作为独子的王韬也不能离开领事馆要亲自含殓。135天后， 王韬在英国人的庇护下，化装出行，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 ，从此结束了上海13年的译书生活，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 从英译中国经典到登上牛津大学的讲台 1862年10月11日后，王韬抵达香港，来到英华书院任职。英华书院院长理 雅各努力翻译中国名著，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对王韬的到来非常高兴，以 国士名流，优礼相加。在王韬的帮助下，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进展 顺利。《中国经典》在西方引起轰动，使欧美人士得以了解中国经典的标准译 本，理雅各因此书而首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金，获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 位，牛津大学聘他为特邀第一任汉学讲座荣誉教授。在每译一经前，本来就有 着扎实经学功底的王韬仍必事先广辑博集，收历代名家之说，加上自己研究心 得作为译经之参考，所以对译书的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先后为理雅各助译 了《书经》、《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 》等。理雅各称王韬是他所见的“最博通中国典籍”之“中国学者”，他表示 “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 王韬在到达香港后，看到原本是蕞尔小岛的香港如今已是繁华富丽，香港 的变化使王韬的改革中国的思想继续发展。1867年，理雅各回国探亲，因事无 法在短期内返回香港，便写信邀王韬到其家乡英国苏格兰去续译《中国经典》 。王韬久存漫游世界之心，很想到当时领先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英伦三岛实地考 察，了解其强盛的根源现实，故于1867年12月15日动身前往英国。王韬毅然跨 出国门，实地去欧洲考察，直接接受西学的熏陶，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迈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王韬一路坐船经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马来亚、锡兰，入红海天丁 湾至开罗，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达意大利墨西拿，然后到达法国马赛 ，登岸抵达巴黎，游览法国后遂由巴黎至海口加莱，从那里渡英吉利海峡，经 英国多佛尔，改乘火车到达伦敦，后随理雅各到其家乡苏格兰北境克拉克曼郡 亨达利镇之杜拉村。王韬在英国译书、游历的时间达两年多。途中王韬每到一 地，和登岸考察当地的民俗风情，将自己所见所闻感记载了他的《漫游随录》 一书中。当他看到埃及的衰落无限感慨，认为这主要是闭关锁国和“不知变通 ”所致，中国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法国他专门访问了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博 士，两人一见如故，共同探讨中国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在英国，译书之余 ，他便游览各地，共两游英京伦敦、三游苏格兰都城爱丁堡，眼界为之大开。 他坐上了火车，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火车的高速便捷，他参观了电报局，看到 了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施，享受到了科学技术带 给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 及科学文化知识。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院 国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 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 王韬在英国的两年，不仅是接受西方各种新知的两年，也是传播中国文化 的两年。《中国经典》英译本出版后，在英国引起轰动，王韬也因此名噪一时 ，为英国学术界乃至社会所注目，各大学、教会、民间团体竞相邀请他讲学。 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在牛津大学的讲台上，呼吁英国停止 对华不平等行为，提出中英两国应相互尊重，和睦共处。他对中西文化的异同 作了比较，强调中西文化这两种特质各异的文化，本质是“同而异”。他慷慨 激昂地指出：东方西方心同理同，历史嬗递，发展演变，最终将出现一个大同 世界。王韬在牛津大学的演说，使英人闻所未闻，满掌听众，无不鼓掌蹈足， 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大学及各种团 体纷纷邀请他讲学和参加各种活动，报纸上也进行报道，欢迎这位“东方学者 ”。他的手书、诗词被当作珍品。他吟诵古诗文时英国听众击节作和，说他的 吟诵就像金石和声、风云变色。他的相片和题诗被悬挂在伦敦画室。中国文化 在西方得到那么多人的理解和欣赏，这使王韬不禁喜形于色。归国前，为表示 中英友好，促进西方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东西文化交流，王韬将所携至英 国的110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为英国知识界同声嘉 叹，推为盛举。 王韬在英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呼吁禁烟。王韬早在上海、香港即主张禁 止英国销售鸦片，并撰有《禁鸦片》等文。此次来到英国，感到是直接呼吁的 好机会，便利用一切场合广泛宣扬鸦片对中国的危害，甚至直接与英国资本家 当面交锋。有一天，英格兰海耳商会举行盛会，群商糜集，王韬亦应邀而至。 他在与众人握手行礼之后，便与他们共同探讨中英商务贸易方法与趋势，王韬 说：“丝茶之外，英国对华商务中鸦片是大宗，丝茶贸易是正常的，有益于英 国及其他国家，也有利于中国。鸦片则不同，除了英国得巨利外，中国有百弊 而无一利，其害不可胜言。这难道是正常的公平贸易吗？这即是自称为仁义文 明之国的大不列颠王国的“正义之举”吗？王韬要求在座各位以仁义之心出面 呼吁禁止鸦片的种植和倾销。王韬的呼吁震撼了某些具有正义感的人士。一位 英国下议院议员劳爱，起立答道：嗣后当纠二三同志设一公会，禁止印度种植 生产鸦片，从要本上消除鸦片的危害。劳爱并表示要府中提出这样的提案。 1870年2月，王韬与理雅各同返香港。这时的王韬，已成为一个改良主义思 想家，他认识到：“士生于世，当不只以文章自见，应该讲求经世致用之道” ，使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他正式宣布自己是魏源“师（夷）长（技） ”主张的继承者。 主编《循环日报》 倡言变法图强 王韬回香港后，开始深入探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探索国家命运和振 兴中国的道路。1871年，传教士欧海理停办英华书院，王韬与该院买办黄胜集 资买下该书院印刷厂，易名为“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具有维新思想和西方新 知的著作，历时3年。1874年1月5日，在此基础上，王韬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 报》，自任主编，以此为阵地，大规模宣传其变法主张。由于他回香港后写的 《普法战纪》等书传到了正在锐意求新 的日本，在那儿引起轰动，日本学者 邀请他在1879年访问了日本，共同探讨学习西法的问题，王韬在日本的游历使 他更坚定了变法的主张。从1874-1884年这10年间，他用遁窟废民、天南遁叟、 园老民、欧西寓公等笔名，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 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 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 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 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 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 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 那么，如何“变”呢？王韬主张“渐变”、反对“速变”。他认为中国几 千年来虽变不断，然其变均缓，不求骤克其功。北宋的王安石等人追求速度， 太过于速，故变法失败，变法成果也冰消瓦解。同样，在当今社会封闭、民智 未开、长期不变的国情下，大多数中国人必然难以承受“突变”，变法太速， 仿佛寒暑骤更，冰碳立异可能招致动荡不安，变法也就难竟其功。所以，不变 是不对的，但在目前条件下只有渐变，才能稳当，才能真正收益有利。 关于变法图强的纲领，王韬强调要在变法改良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 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 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认为，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政体，一曰君主之国 ，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体，孰优孰劣呢？王韬分析：君 主之国，那国君一定要是尧舜，国家才可久安长治，然而尧、舜之后这样的国 君难得一见；民主之国，由于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流弊甚多；君民共主 ，可以实现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所以是三种政体中最好 的。王韬说，英国的立国之本就是这种’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 宪政体，是英国富经的要本所恃。王韬认为，把英国立国之本当作是船坚炮利 、工商发达而不是君主立宪政体，这是浮浅的、错误的认识。 那么，如何在中国通过变法，建成一个比较廉洁的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君 主立宪政府，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呢？王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主 张。 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 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重民就是以民为 重，具体措施如：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商学“各操其业”。民有所难，政 府救恤，民有所求，政府当努力为之。在当前应允许人民发展工商业，自立公 司，让民众得利。重言路就是加强官民联系，政府应倾听百姓要求，让人民讲 话，求民之隐，达民之情，使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以民意为转移决定政 府的方针政策。王韬认为在省会设立报馆就可以通上下之情，可以通中外之情 ，使上情下达，民隐上达，扬善贬恶，感化人心，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认 识中国。王韬虽未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让人民言政议政的机构，但他在 文章中多次大量介绍西方议院制、共和制，说明他对议会是十分欣赏的。其二 ，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 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王韬尖锐批评捐纳为官使堂堂朝廷变为市场，其危害 大则祸国殃民，小则空糜廪禄，指出“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必须认真 清理仕途，对大小官吏严加甄别，尽行裁撤旧官僚而延用新人。王韬又指出中 国律例繁多，刑狱琐碎，官吏由此舞文弄弊，黑幕重重。他赞美中国古代法律 “尚简”和当今英美法等国的法律制度，主张以法律简明实现政治清明，建议 一律废除的律例，裁撤旧的官吏，然后“就西洋律例之精意”，对中国法律全 部重新厘订，一律用明习新律之人充任官员。 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取士和科举教育制度。八股取士的 科举制是王韬几十年来一贯反对的弊政。在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代之法， 即取士时实行“科甲”和“保举”并行。“科甲”考试内容区分为经学、吏学 、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论、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方极谏10科 ，士子可要据所长自由选习一门，考取后给以一定官职试用。“保举”则概由 乡选里举，将孝悌贤良、孝廉方正、德著行修、茂才异等之人选举出来，由国 家破格擢用。为使这一取士制度能够实现，王韬又提出改革旧式书院为新式学 校，精选各科专门名家为导师，让士子掌握各科知识。王韬认为，通过这种学 校的专门学习，学生有真才实学，即使考不取而不能成为朝廷的官员，也有一 技之长可谋生和服务社会。王韬的文教改革主张，实质上是要培养有实学和技 能的科技人才，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革新服务。 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王韬认为，欲 得精兵，先求良将，故应改革武科武学，让士子学习西法练兵，考试通过后担 任军官，平时训练精兵，战时就能战胜敌人。另外，要废弃落后的武器装备， 全部使用西洋式装备，“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为此王韬编写了《火器 辂说》，介绍西方最新的枪炮制造，又撰写了《操肋要览》，将西方当时新式 炮船的各种样式、图形和制造方法一一作了介绍，使中国对西洋式装备能由“ 仿制”到“精制”到“驾乎其上”，超过西洋，从而使中国海军不仅能巩固边 防，还可保护本国商业的远洋运输、拓展市场，与外商竞争。 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王韬对欧洲的 政治、历史有较深的了解，并在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故对外交及国际公法的 认识，远比中国一般在夫要高明得多。他对清政府在外交上以为依仗与外国签 有成约就可相安无事的态度极为不满。他认为能否守约取决于签给双方力量之 均衡，一旦力量对比推动平衡，则条约即无效。所以，只有国家强盛，才能使 对方信守成约，才能废除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才有真正的独立外交。他认 为当今中国十分贫弱，真正的独立外交还不存在，更必须通过改革外交工作来 加以弥补。其一要简派公使，即精选公使及其随员，集中各式人才，组成一个 办事效率高的使团。王韬特别强调公使要选用得当，因为其职重分尊，代表国 家。他认为真正的公使必须“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度势审时，察机观变”， 深知各国交际之道，对驻在国的政情民俗了如指掌，与驻在国能清除轸见，相 待以诚，讲信修睦，结盟交好。其二要多设领事，以保卫海外华侨所应该享有 的权利，配合驻在国使馆的外交工作。其三，要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的指 授机宜、总揽外务的机构作及时的刷新与调整，增添一批有外交才能的人参与。 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看到西 方各国工商致富、日臻繁荣富强的景象后，对传统经济领域中“农本商末”、 “重农抑商’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商为国本“的新经济思想。王韬认 为，经济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工商业上，即放在商品的制造和流通方面。他的具 体改革措施是，其一要开矿源，即开采煤矿及五金诸矿。其二要大力兴办纺织 工业以与西方输华的纺织品竞争。其三要建立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业，促进 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其四要设立保险公司，鼓励人们投资于 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运输的积极性，夺回外国在华保险公司的高额利润。其五， 采用“公司”这一经济实体来经营和管理这些工矿事定。他认为旧式传统的生 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采用“公司”这种形式，能 把分散于各地之财聚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参与同西方的竞争。其六，王 韬建议政府要设一个总的工商业管理机构－－商务局专司其事，起到协调和促 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 王韬关于政治、文教、军事、外交、经济改革的各种思想是紧密关联的， 他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良中国政治文化制度、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振 兴中国联系到了一起，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 资本主义强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自强求 富的洋务运动有极其重要的指导功能。 主掌格致书院 培养变法人才 王韬蛰居香港，转眼已近20年。在这20年里，他著述宏富，交游广泛，已 作为公认的洋务人才、政论专家和著名的改良主义者而名扬海内外，而他的那 桩上书太平天国的公案也时过境迁，少为人知了。随着年岁的增加，王韬的身 状况日益恶化，十分想念故乡。1882年春，王韬获准回乡探亲，回到一别21年 的甫里故乡，直到中元节前才重返香港。1883年春，王韬又因病重而返归故乡 养病，到11月病愈以后方回到香港。1884年，清政府终于允许王韬回国定居。 年近花甲的王韬终于结束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选定在上海度过晚年。他想 吸取以往文字祸的教训，不涉政治，终老残生，所以每日载酒看花，放浪形骸 ，出没于灯红酒绿的青楼歌台，人称“风雅宗主”。但是，中国的情形实在糟 透了，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一味妥协，法国终于“不胜而胜” ，中国则“不败而败”。现实使王韬日夜不安，“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 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叹息泣下”。这样，隐士式的风雅生活未过多久，他便 不顾环境的险恶，重新执笔，在《申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变法 维新的思想。1887年，王韬应邀主掌上海格致书院，从此积极地从事变法人才 的培养教育工作。 格致书院，始创于1876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专门研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 然科学的新型书院。王韬到格致书院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书院设立“ 学塾”，招收“肄业生童”。王韬认为必须从小培养格致之士，故亲自为这些 年龄较小的学生制定教学计划，安排学西国语言文字和格致诸端等教学内容。 二是改革书院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原先格致书院只是单纯地学习和研究 西方科学技术。王韬改变书院主旨，规定士子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 ，更要讨论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把中国放到世界和时代的大背景下去考 察。由于王韬的改革，校园里评论时政，一时蔚为风气。在教学方法上王韬提 倡自由讨论法和问签法，改变过去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积极地参与教 学过程。三是采用别开生面的考课制度。王韬注重考试对学生学习的导向性作 用，故他聘请博通中西的洋务官员如李鸿章、刘坤一等，或具有改良新知、留 心时务的薛福成、郑观应等，或热心介绍西学到中国的外国人傅兰雅、裴式模 等出考试题目。题目以西学为主，旁及时事洋务，史论亦在所不废。这些题目 或是询问西学，以诱导于新知识之讨论与理解，或是询问时务，以诱导于时务 局势之分析批评，这种考题促进了学生研讨西艺、讨论时务。王韬执掌期间的 格致书院成为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使已获得科甲出身甚至官至五品的人也来 就读，他们在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在东渐之西学的濡染下，离开了原来视 为无上光荣的仕宦道路，为解决“如何使中国富强”这一时代课题的答案而孜 孜以求，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王韬的倡导下，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在格致书院中“ 讲求西学，揣摩时局”，不仅直接继承了王韬等人的思想，又在某些地方超过 并反过来推动和启迪了王韬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继续前进。格致书院成了吸引四 方之士、传播西学、宣传统新变法的基地，在日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格致书 院的这批热心时务不满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构成了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之一 ，后来他们努力向社会灌输新知，启发思想，大造舆论，成为从改良主义者到 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桥梁。这正是王韬和格致书院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最 大的贡献。而王韬本人，在执掌格致书院期间，写了大量文章，多次上书给政 府，提出了比以前更为完整、成熟的改革建议，他还在1895年为康有为、梁启 超立意改革摇旗呐喊，他表示：“为国家培植人才，教育后世，夫岂有涯哉” ，表达了奋斗不息的决心。1897年秋，“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 的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 所城西草堂阖然与世长逝，享年70岁。 王韬一生，学贯中西，著述等身，已刊末刊的著作共达50多种，重要的著 作有：《 园文录外编》12卷，它是集《循环日报》论说的精华而编成的政论 文集；《 园尺牍》12卷，是王韬的书信集，体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文教 、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思想。王韬的著作，不仅记录了王韬一生思想发 展变化的轨迹，也是汇集了近代早期改良主义理论的精华，他的著作不仅对当 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还流传到英国和日本，对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产生 了巨大影响。王韬在哲学、教育、社会、新闻、经济、文史、史学、民俗学等 各个领域作出的巨大的贡献，近代史上，实在罕见，因而受到中国及国际上的 高度评价。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