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摘自《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出版,ISBN 7108010364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黄仁宇·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 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 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 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 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 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宏 观与微视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 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 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 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 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 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 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 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 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 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 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 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 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 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 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 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 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 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 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 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 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 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 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 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 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 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 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 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 徭”、“驿传”与“民壮”。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 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 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 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 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 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千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 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 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这种作 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不专恃 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 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 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语他古怪孤 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 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 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 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 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 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 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 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 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 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 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 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 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 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 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 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 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 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 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 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 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 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 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 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 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 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 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 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 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 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 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己了 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 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 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 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已有西方及 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 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 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 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 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 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 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 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 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 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 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 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袁绍 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 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 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 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 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 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宋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 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 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 “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 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 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 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涉 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 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观,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 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 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 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 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 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 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 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 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 ,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 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 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 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 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 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为如此,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 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 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中国 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 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 到大陆上“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复成为生产的 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 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 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 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 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 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可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 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班牙,说及确 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 耐烦了。 黄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