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摘自《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ISBN 7561716427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有售）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顾颉刚 顾　潮 　　1952年春，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 此之前，1951年12月2日，上海大公报馆举行了一次“胡适思想批判座 谈会”，父亲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 只我一人。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 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父亲在发言中首先叙述了他与胡适的“学问 关系”，接着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一节中谈到近20年来他两人的 一些分歧，最后是自我检讨，说自己因受胡适“提倡实验主义，主张 一点一滴地改造”之影响，“也成了改良主义者”，“没有革命的意 识”。他两人的交谊渐渐枯萎的情形原是父亲“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 主义所限，不肯对人说”的，“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因 将其公诸于世。本来在发言稿里他讲到胡适以前的进步作用，但会前 与友人商量时，方知这些话在会上不能提及，“盖至于今日而真话说 不得矣”（日记，12.2。此次座谈会气氛并不激烈，其他人发言仅针 对胡适而未旁及父亲，但父亲不能不感到压力，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在 公开场合批评胡适，说“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 　　1952年《文史哲》3月号上发表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 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父亲说：两文“均给予无情之 打击，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予浪得浮名卅余年， 今当社会根本改变之际，分当打倒，……然十余年来，予未尝正式发 表文字，一班人殆已忘之，而至今日犹劳打倒，可见古史辨一书影响 思想界者伟矣。”（日记，1952.3.12.）由自己所感受到的压力，父 亲亦能体会到童、杨两人所受之压力，知其“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 然也”。对于虚名，父亲早就不屑一顾，以为“分当打倒”；但对于 《古史辨》的学术研究，父亲却不认为应该打倒。5月，他写笔记数则， 论《古史辨》之地位，曰： 　　《古史辨》是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 发展的结果，……（《虬江市隐杂记》（三）：《疑古思想之由来》） 　　《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 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 这个反动政权是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虽然 将来批判接受总可去毒存粹，但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 使得可以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表现出极清楚 的社会性，然后可以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 该完成。（《虬江市隐杂记》（三）：《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 　　那时，对于此两文所批判者，于鹤年甚为抱不平，他原是禹贡学 会会员，此时在天津河北大学图书馆工作，来信中时时提起此事，父 亲在复信中说：“《文史哲》上之两篇文字，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 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 观两文登出后曾无反响，可知弟于今日已到无名无谤地位，此卅年来 求之而不得者也。”“所恨者，成功之心尚未，无论时代如何，总 想把旧稿编定，已研究而未得结果之问题又总想研究出结果来，结习 如此，奈何奈何！”（致于鹤年信，1952.10.23.）以后，1954年5月， 王树民自河北师范学院来信亦云：“近来史学方面出版刊物虽多，可 观者似颇寥寥。前者杨拱辰与童丕绳两兄在《文史哲》上发表批判 《古史辨》的论文，完全为否定的语气，窃未敢以之为然，盲目的崇 拜与盲目的否定，乃同为失其正旨者也。”6月11日父亲复信曰：“此 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 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 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 谅者也。”并为此信抄件加按语曰：“一人之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 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 　　那年7月至9月，父亲在上海学院参加上海第三批大专院校思想改 造运动，其中包括三反运动。在父亲看来，“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 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我一向自信，在学术上，在道 德上，都是站得住的”，“我这一生，除了在封建家庭里强迫度着组 织的生活而外，一入了社会，就只知道发展个性，过自由散漫的生活， 永远‘称心为好’，不知道有什么服从领导、集体生活、群众路线这 些事情。”（《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7月初，父亲先作简单之 《年谱》，以备作交代书之用。7月9日，运动正式开始，父亲在日记 中记载参加大会之情形说：报告人“报告四小时，既无说话技术，又 满口江西音，许多人听不懂，而竭力拉长，使人困怠。”又说：“此 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蒸，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 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 　　运动固然紧张，但第三批院校到底不是重点，父亲认为较之第一 批之复旦、交大，第二批之沪江、圣约翰诸大学，还算轻松得多了。 只是他也遇到难题：“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 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 （日记，7.13.）“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 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 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 （日记，8.9.）而且在每人自我检讨之外，其他人均要对其提出批评， 这对于一贯是“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父亲来说是头一回：“人家 自我批评，必要我加以批评，这在我是极困难的事。我从小养成的习 性，要我六十岁改了，真是天大的难事。”（日记，7.31.）由于父亲 实在不会，以后不得不由小组负责人提供材料，父亲方能对每人提出 一点意见。 　　在三反运动中，父亲是“一个不重要的脚色，本想不出什么来。 自听了两天的报告与提意见，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毛蒜皮也。盖 贪污、浪费，在旧社会中本亦视为恶德，故予兢兢不敢犯，兹所提者 皆平常不视为贪污者也。”（日记，7.19.）比如，从前在燕京、齐鲁 两个大学里教书，教会学校总是供给住房的，不用付房租，此时父亲 无可奈何，只好说不付房租就是“贪污”；又如，他在上海几所大学 里兼课，此时便说兼课是“贪污”。所以，父亲在他自己所开的“贪 污单”里，有“解放前一千二百余万，解放后四十八万”等语。他对 同事戏言道：“可套《金刚经》语曰：所谓贪污，即非贪污。”（日 记，7.24.） 　　从父亲日记中可知，那时他有两次发言不当。一次是参加互助小 组，谈个人立场，“予说到对美苏态度，因谓苏联自为先进国家，我 国应追随之，然胸中有积疑二；乌苏里江东之东海滨省，黑龙江北之 阿穆尔省，帝俄时代所夺地也，既对我友好何以不还？一也。帕米尔 高原，唐努乌梁海，皆中国地也，苏联何以不声不响地拿了去？二也。 此事，我政府或有难言之隐，然对我辈高级知识分子必当有一交代。 归为静秋述之，静秋大詈余，谓为惹祸招灾。然既要说对苏态度，自 当忠诚老实，虽得祸不悔也。”（7.30.）一次是“互道资产阶级思想， 作竞赛”，“组织上要我们每人自认资产思想，列举唯利是图、损人 利己、投机取巧诸项，众皆争认，予独以为无有”，“众大哗”。大 家以为父亲在工商业中工作多年而谓无资产阶级思想“为不可能之事， 嘱予再检讨”。父亲当夜分析自己的思想归属，“殆为封建阶级思想， 所以入资产阶级者偶然事耳。封建阶级则有模糊剥削实质而行其仁心 仁政者”。那夜他“失眠，至一时后服药眠”（7.31.）。这既反映出 父亲的耿直，又可看出他是如何的不合时宜。 　　这班知识分子刚刚转入一个新的社会，第一次参加这种人人过关 的运动，“死不开窍”或“不知所措”者当然不少，那么挨骂就是必 不可免的了，父亲日记中记道：某某领导“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 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 之感。”（7.30.）“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 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此与思想改造有何好处，至多完成 任务而已。安得毛主席化身千万亿，解除此偏差乎！”（8.8.）某某 领导“说话，直是谩骂。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奈何！”（8.21.） 　　不过，父亲在运动中还不曾遇到过分难堪之事，当时有传言，领 导命学委会“对顾颉刚教授保护过关”，“闻上海得此待遇者仅予一 人，与工商界之荣毅仁等。果尔，予可不受打击矣。”（日记，8. 10.）由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作交代的情形来看，该传言或许可信： “今日予交代，不到休息时间而休息（下午本休息一次，今日两次）， 众人又为予递茶水。”（日记，8.25.）这种优待确是其他人所未有的。 待次日父亲交代完毕，第三天由同组人提意见：“自三时至五时，对 予提意见。今日提意见者，有为予开脱者，亦有切中予病者。予生平 直谅之友不多，今日闻此，大有蘧伯玉知非之感。”（日记，8.27.） 在这次交代之后，领导又令父亲答覆四点：一、与胡适关系；二、与 鲁迅关系；三、与国民党关系；四、与共产党关系。于是在9月1日父 亲作第二次交代两小时，即告完竣，“在上海学院诸教授中可谓最轻 松者，弥深欣幸。”（致辛树帜信，1952.10.28.） 　　在父亲的交代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三年来，我目睹人民政府 领导着全国的人民在极大的困难中求进步。以前我们常用帝国主义者 批评我们的话，说：‘中国四万万人民是一盘散沙。’我常想：要是 中国的国民性是如此的，中国怎么站得起来！倘使有人能把这一盘散 沙团结起来，我死也情愿，因为这是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根本问题。哪 知在这短短的三年之中，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由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组织起来了！人民既和政府打成一片，……看国家的利益高出于 其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国家的强盛方始有了真实的基础。于是外面打 倒帝国主义，里面团结兄弟民族，整个的国家好像一个没有一些裂缝 和漏洞的金瓯。……我受了五十多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气愤，现在 躬逢其盛，惟有欢呼赞叹，致衷心的敬佩与爱戴；自己觉得，到这时 才认识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由此可知父亲对于新社会的基 本态度。 　　紧接着父亲又写道：“但是我自己呢，心头却藏着很深的悲哀。 在反动派统治时期，社会是停滞不动的，我想突破这种空气，带着几 个青年朋友乱干一阵，就觉得自己是能推动社会的。解放之后，社会 突飞猛进，我想追赶上去，无如轮子转得太快，逼得我退了下来。…… 我虽不甘心做一个落伍分子，但事实上已不可能。加以年纪长了，体 力就衰，……在祖国的伟大发展中不能多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免发生 了黄昏思想，这是怎样的悲哀！”这种做落伍分子的悲哀以后一直伴 随着父亲。 　　不过父亲所说的“落伍”，是指在政治思想方面不能真正掌握马 列主义，而在学术工作上，父亲毫不认为自己落伍，1954年3月在《法 华读书记（一）序》中写道： 　　五二年“思想改造”中，予以《浪口》一编送小组，检讨之者斥 曰：“此落后至于三百年前之物也。”彼盖以《日知录》体裁如此， 今不当效之耳。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书岂伊自为，亦承 梦溪、容斋之绪也。是固我国文体之一种，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脱 不废整理古史、古籍之业者，其体实终古而长存。予之书苟能步武亭 林，于愿足矣，即千万人斥我以落后，亦甘受之矣。 　　父亲不仅自己坚持民族文化的整理和研究，还深切盼望引起政府 的重视，当时在致王伯祥信中说：“弟意，毛主席一再宣示，文化有 三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写入《共同纲领》。现在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俱已发动，而民族的文化则置之高阁，视为不急之务。上 周锡兰和平代表某君莅沪，告人曰“‘上海偌大一个都市，而上海图 书馆之藏书乃不及我家！’其实馆中有书百万册，只缘干部不重视线 装书，不但不买，即没收及捐赠者皆装箱锁置仓库，陈列者皆新华、 中图所出小册，故以为不及其家也。故民族文化之不整理，不但有负 先民之劳动成绩，并将贻羞国际，视我为无文化之国家。现在私家图 书已集中国家图书馆，诚能早些编目，则集合各本而校一定本，集合 各家说而编一集解，事不为难；更请精通马列主义者予以批评，亦不 致贻读者以毒素。此事只有现在可做，若再迟十年，我辈纵不死亦必 不能工作，待后起者则不知何时，此学势将中断。弟卅年前本期专治 古史，后知不先整理古书即是失却古史研究基础，故专力于古书。现 在弟于文管会不过伴食耳，于书局不过做外行事耳，即专任教授，而 现在大学生对于此方面毫无根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亦不过浪费 时间而已。日夕望政府整理民族文化，俾有以自献其才力，为文化建 设之一助，而时会未至，有如卞和抱璞而泣。窃以为兄与平心及弟等 皆此类人才，而主持出版之愈之、圣陶两兄复为稔友，若不努力辟此 道路，岂不苟生于新民主主义时代。故愿兄之进一言也。”（1952. 10.29.） 　　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上海学院被取消，并入复旦大学等三校。父 亲被分至复旦大学任专任教授，因路途太远，遂请假一年，未上课。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