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春秋》 第一章、浮出雾海的秦城 第二节 功德林——秦城预备班 ＜组建监狱图书馆＞ 功德林规定了明确的作习时间。 战犯们的业余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以在花圃庭院作各种体 育活动，如打太极拳等。在文娱方面，有围棋象棋、扑克牌、乒乓 球等。每届重大节日，他们还举行文娱晚会，战犯们自编自导自演。 杨伯涛说： ……我在武汉生活很久，会几首民歌，用“彩龙船”调子，自 编新词歌颂新社会，指挥十余人合唱。虽然没有粉墨化妆，登场演 出时也引起哄堂大笑，鼓掌喝彩。有我们组织的学习委员会，开辟 了墙报栏，张贴大家撰写的学习心得文章，彼此观摩，共促进步。 总的来说，这里不像是监狱，而像是一所学校 …… 杜聿明和其他许多战犯一样，都要求阅读进步书籍。管理所为了 满足这一要求，成立了图书室，由战犯庞镜塘担任筹备和管理工作。 庞原来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 员。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曾作过多年的政治工作。 由他担任筹备图书室的任务后，不到半个月就基本就绪。 除了将战犯们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外，管理所还购置了大批新 书籍，其中主要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其次是社会科学、 各种传记及文艺小说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杜聿明的学习态度很认真。廖耀湘和杜聿明同在第一学习小组， 同住一间寝室。他曾谈到杜聿明的学习情况说： “杜光亭先生最近成了书呆子。夜以继日地看书写笔记。” 杜聿明说：“不读历史书，就不知道历代兴废的原因；读些名人 传记，可作为处世待人的借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 就不能开拓眼界。我以往读的书，多是些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起居注， 对我走上与时代发展相反的道路不无影响。今后要翻一个跟斗来学， 否则世界观就改造不了。” 图书室的建立，对杜聿明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喜讯。开馆那天， 他抢先进入图书室，参观书架上陈列的书籍，仔细翻阅书目，他感 到很多书都须看，但不知先看哪一本好，于是向战犯征求意见，请 他们介绍可看之书。后来杜聿明频频进入图书室，陆续借走了列宁、 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极其它哲学书籍。 一九五七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监狱管理人员组织战犯们出了 一期墙报，让他们发表感想。杜聿明写了一篇题为《纪念五一劳动 节感想》。他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满了两页三十六开纸，谈了自 己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的过程使他懂得了劳动的伟大 意义。是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并了解到，人类社会在原始 氏族阶段，本来是平等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使 人们发生分化，然后划分为阶级——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 于是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对抗的社会。 他还谈到：过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 隶、地主剥削压迫农民、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历史。剥削阶级操 纵着国家机器，一切法令、规章以及伦理道德之类的上层建筑，都 是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他说：“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也同时懂 得了：我前半生干的是什么。不正是维护剥削阶级政权的统治吗？ 我怎能不谴责自己，痛改前非呢！今天在庆祝五一劳动节时，深感 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决心努力学习，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 杜聿明的这篇墙报被认为是真正得自学习的体会，得到许多人的 赞赏。可以同他媲美的有李仙洲、公秉藩两人。 ＜对斯大林“和平呼吁”的异议＞ 战犯在集中后，被编成学习小组。按共产党的学习方式，先通过 粗读，精读文件，各自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互相补充辩论， 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杜聿明过去没有参加集体生活，因而对这种 学习方式感到很不习惯，有时甚至颇为抵触。遇到别人对他的观点 有不同意见而加以批评时，尤其感到难堪。 一次在小组讨论会上，讨论斯大林发起的号召全世界人民签名拥 护和平的运动，宋希濂和杜聿明的看法相左，发生争执。宋认为， 和平签名运动对于消弥新的世界大战可以起重大的作用。只要这个 运动全面深入展开，全世界人民都在上面签了字，不仅造成强大的 舆论，而且产生实际的行动，阻碍侵略国家的备战活动，从而达到 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 杜聿明认为，要准备两手，和平签名是一手，还得准备武力这一 手，就是以战争制止战争。如果只依靠和平签名运动，来对付战争 贩子的疯狂备战是不够的。 在讨论中，多数人不同意杜聿明的观点。有人认为，既签名拥护 和平，又实际严整军备，这很虚伪，归根到底，还是唯武力论者。 这样只会促进军备竞赛，造成恶性循环，无助于世界和平。 在争论中还出现了一些尖锐的言论，给不同观点扣大帽子。如“ 黩武主义”、“好战分子”之类的帽子。杜聿明对此不能接受，觉 得是受到污辱，大丢面子。事后憋了一肚子气，私下和人交谈时， 还忍不住要为自己辩护。他举出抗美援朝作例子，如果不去和美国 人打一场恶仗，光靠和平签名运动，能把侵略者赶出朝鲜吗？ ＜说“国民党不抗日”是颠倒是非＞ 在讨论中，另一个叫杜聿明最想不通的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 作用问题。有人在发言中说，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由 此把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说成是消极抗日或者不抗日的。 杜聿明认为这是颠倒是非。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昭然若 揭的，蒋介石对此也清楚。日军要侵吞整个中国，不仅关系民族 存亡，也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有逼他必须抗战的一 面；同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不放心，感到威胁，又有他反共的一 面。但是，西安事变以后，出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的 局面，这总是事实。和共产党摩擦的，只是少数反动部队，有所 谓“摩擦专家”，不能以一概全。 他自忖在“八年抗战”中的广大战场上，没有向八路军、新四军 放过一矢，根本不存在“反共”问题。因此他对于一股脑指责国民 党军队“消极抗战”深感恼怒，认为这有失公道，违背历史事实， 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八一三”凇沪战役、台儿庄大捷、 武汉会战等，国民党军队都曾在民众的支持下，奋勇抗战。在桂南 昆仑战役中，杜聿明所部曾歼灭日本侵略军一个旅团之众；中国远 征军还出国到缅甸作战，第五军攻守进退，牺牲惨重，怎能说没有 积极抗日？ 杜聿明认为，在八年抗战中，全国军民包括国民党军队士兵，死 伤何止千万！他们为国捐躯，应该列为国殇，让忠魂浩魄，永彪史 册。如果说成是消极抗战，这不仅攸关个人荣辱问题，实有损于中 华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又何以安先烈而励来兹？！ 他的言论，当时遭到了战犯同学的严厉驳斥。但许多年以后，共 产党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态度确立，杜聿明的上述观点终于得到 承认。 ＜杜聿明被俘，程潜早已算定＞ 杜聿明对于国民党将领陈明仁的长沙起义，一直感到迷惑不解。 他一直认为，出身黄埔的陈明仁对蒋校长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反感 是不容置疑的。在单独囚禁时，他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到功德林 以后，战犯门可以彼此交流了，他终于解开了这个疙瘩。 一次，同他的参谋长文强散步时，杜聿民说出了这个心头悬念。 文强对他说： “我看陈子良（明仁）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的情况看， 陈之起义必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老哥，你将长沙起义这件 大事只限于陈子良一人身上着想，而在长沙起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 国民党元老程颂公（程潜）。这位党国元老在长沙起义前不是还在 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 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吗？像这样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毅然 领导这次关键性的和平起义，这其中必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啊！” 文强还对杜聿明说：“记得你邀我当你的参谋长，在湘临行时， 颂公曾批评你迷信武力，没有吸取在东北的教训。并且指出，国民 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对人民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 文强回忆说： 记得杜聿明邀我到徐州时，程颂公在长沙为我饯行，他说：“ 此去徐州谨防当俘虏。杜光亭没有接受在东北的失败教训，延安抓 住了人心，南京失人心，焉有不失败之理。”我当年并不以颂公之 言为然……现在可心服口服了。 ……从颂公的谈话中，可知颂公的起义，决非偶然。 杜聿明听了文强的话，沉思良久，绕树三匝，过了好一阵才对文 强说： “你我今天的谈话是交心，很有意义。我当时对颂公之言一点也 不知道，当年你来徐州到差时，为何不向我谈谈呢？这不能不怪你 了。” 文强回答说： “你用不着怪我。由于对颂公之言，我也不以为然，听不进耳， 甚至认为是给我到差泼冷水，内心抵触。当年你的思想感情和我相 同，我就是对你说了，你也听不进耳的，我何必自讨没趣，将颂公 端出的一盆冷水，偏泼到你头上呢？” 杜听了之后一阵苦笑叹息地说：“颂公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令 人钦佩。而你也深入骨髓地看清我是一块顽石了。” ＜打人事件＞ 黄维所在的学习组，还因讨论时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一起“打人事 件”。据黄维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我的那个小组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 副组长董益三（原属军统）、李宰卿（某地方团队头目）。另有阎 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我 们这几个人过去互不相识，又属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阂。 ……当时，管理处组织我们学习座谈揭露蒋、宋、孔、陈官僚 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我从内心就很反感。一天上 午，董益三刚把一本书的一部分念完，我就说：“我不同意这本书 的说法，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 全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 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 话音刚落，董益三就大声批驳我，其他几个人也都对着我来了。还 要我写书面检查，反省思想。可是你批你的，我黄某人无动于衷。 午饭过后，我拿出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坐在桌子跟前写起来。 梁培璜以为我在写检讨材料，好奇地凑过身来看。不料，他看到的 并不是什么检讨，而是两句骂他们的打油诗：“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下子把梁培璜气坏了。 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 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此事惊动了局长姚伦，他亲临现场，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处 理了这场纠纷。 ＜在劳动中寻找乐趣＞ 杜聿明不强迫自己服从不同意的观点，但认识到哪里就做到哪 里。 他身体不太好，但认识到劳动的伟大意义以后，就经常自觉争取 做花圃菜园的劳动，锄草浇水，忙个不停；在宿舍里，第一组取暖 的烧炉工作算是给他包了；环境卫生也抢着打扫。为了保持战犯管 理所宿舍和庭院的环境卫生，消灭蚊蝇细菌，预防传染疾病，管理 人员经常用喷雾器喷喷洒消毒药剂。喷雾器使用久了，经常发生故 障，管理人员要拿到城里去修理，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取回来。杜聿 明知道后，对管理员说：“我来试试修理一下。”征得管理员同意 后，他在室外找了一块当阳的地方，坐在小凳上专心致志地修理起 来。 人们不知道，搞机械出身的人，具有动手的僻好。只见他小心翼 翼地将每具喷雾器拆开，对每个零件逐一检查，找出毛病所在，然 后向管理员要一些材料。经过他的敲敲打打，调整校正，只花了一 天时间就把所有的喷雾器都修好了。 最初，战犯管理所没有给他们安排劳动课程。积极分子打扫院子、 厕所，或从事其他劳动都是出于自愿。以后不久，管理人员将他们 组织起来，分成清洁组、理发组、洗衣组、补鞋组、挑饭菜组、煤 炭组、缝纫组、木工组和图书管理等六个小组。 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参加了理发组。抱着学一门手艺，将来 好自食其力的目的，沈醉刚开始报名参加了这个组。但这个组只有 在星期天才有事干，以后他又参加了缝纫组。 缝纫组由杜聿明、王泽浚、韩浚、梁培璜、文强等人组成。大家 推杜聿明为组长，沈醉为副组长。组里分机工、手工两部分。其中 能上机的，只有杜聿明、沈醉几人。 杜聿明对缝纫技术还算老手。原来，早在抗日战争中杜任第二○ ○师师长驻湖南湘潭时，他就曾组织军官家属办了一座缝纫工厂。 他的妻子曹秀清就在那个工厂当厂长。杜有时去厂里视察，就凑热 闹上机试干一阵。不只是出于干得有意思，还是想老婆，反正以后 有空就去，所以，多少也学得一点裁剪、缝纫，甚至缝纫机修理技 术。 由于杜有这个“专长”，以后缝纫组里的缝纫机出了故障，多是 杜聿明出来修理。他不顾脸上抹黑、身上揩油，随坏随修，使机器 保持正常运转，从没有耽误工夫。锁扣眼、钉扣子、熨烫衣布、铺 垫棉花等手工活，则由韩浚、文强等数人担任。缝纫组在杜聿明的 领导下显得生气勃勃。 在缝纫组的工作之余，杜聿明还把缝纫剪裁下来的边角废料搜集 起来，经过整理，用缝纫机扎成长条，然后扎成拖把。经他的手扎 的拖把，有十几把。对于细碎的小布条，他也尽量物尽其用——把 它们挫成绳子，用来捆扎葡萄和西红柿的架子。 学习劳动，对于“行伍”出身的战犯来说，是全新的事情。 王泽浚第一次到缝纫组工作，干的是钉扣子的活。谁知他刚缝了 两针，就听有人叫了一声“哎哟”。原来他拔针时，用力过猛，一 针正好扎在旁边同学的脖子上。 针对这次“流血事件”，几个老头围在一起，研究来研究去，最 后得出一条经验：拔针的时候，必须把针尖朝里，才不会扎到旁边 的人。 还有一次，沈醉缝了十二条衣领，由于做工不仔细，他把衣领上 歪了。杜聿明检查时，认为不合格，让他全部拆掉返工。沈醉当时 满肚子不高兴，认为反正是自己同学穿的，偏点、正点没关系。事 后才承认杜聿明是对的。 ＜师长光临＞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将功德林对外开放。管理所将战犯的名单通 报了在京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他们中的自愿者前往访问战犯， 通过他们的口，把共产党的宽大教育改造方针和新中国的大好形势， 对战犯们再讲了一遍。 前往访问的人士大多分别是各战犯的老师、长官、同事和亲友。 有很多还是社会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战犯素所敬服的人物。 他们中有：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卫立煌、傅作义、章士钊、刘 斐、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卢汉、郑洞国、侯镜如、陈明仁、 张难先、肖作霖、唐生明、杨武之等。他们或被安排单独会见，或 被安排成批会见。 这项活动，历时数月，使功德林内空气为之一振。 战犯中的杜聿明和张治中、邵力子有师生之谊；程潜、傅作义、 卫立煌、刘斐、卢汉等，原是他的长官或同僚；郑洞国、陈明仁、 侯镜如等则是黄埔第一期同学，因而也是接待来访最多的人。特别 是他的大女儿致礼的公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的来访，杜聿 明实感意外。 功德林中的黄埔一期同学除杜聿明外，还有宋希濂、范汉杰、刘 家树、韩浚、周振强。作为黄埔军校的教务官，张治中以过去在军 校时那种热烈爽朗的语调，与他们侃侃而谈。据郑洞国等人回忆， 张治中说： ……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 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 交待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 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让你们有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 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 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 ……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不 咎既往，一律 宽大处理。 张治中还谈到过去大家都是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号召投入 黄埔军校的，现在，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取得了抗美 援朝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他在畅谈之际，频频以目光注视杜聿明，和善地询问杜的想法。 杜聿明对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壮举感到无比的兴 奋和敬佩。感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借此机会，杜聿明还向共产党表达了感激心情，他说：“我被俘 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 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 腑。” 在功德林，程潜还特地个别访问了刘嘉树同学。刘嘉树曾任程潜 起义前部队的参谋长，是坚决反对和平起义的死硬派。他为逃避和 平起义，带着残部逃到越南边境，结果部队被解放军围歼，他本人 被活捉。刘这次见到自己的老上级程潜，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深 自忏悔愚忠于国民党的行为。 傅作义与陈长捷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后又在阎锡山部共事。平津 战役时，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陈长捷任天津市防守司令， 公私关系都很密切。他两谈话内容战犯们知之不详，但陈与傅会谈 归来后喜形于色。 张难先是湖北辛亥首义老人，他访问结束时正巧碰见在图书室工 作返回宿舍的庞镜塘。张、庞二人关系，介于朋友与师生之间。两 人相见，双手紧握。张难先说： “我一生也没看见过这么多文官武将聚在一起，做梦也没想到共产 党对待你们战俘这样有理有节，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我听到张 文白（治中）、邵力子、章士钊诸先生谈过他们的观感：‘战犯不 战犯，都改造成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和朋友了。’我也认为，我今 天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来访问诸位，明天，不久的明天，你们同 样都是爱国民主人士了。” 一九五七年春，管理所还让战犯们到北京、天津、东北等地进行 了参观。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