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汪曾祺 邓友梅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 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 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 ,我望尘奠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 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 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 ,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 。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 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 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 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 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 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 !”。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 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 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 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 “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 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 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曲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 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 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 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 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 ……”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 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 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 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 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 、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 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 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 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 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 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 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 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 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 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 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 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 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 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 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 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 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 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 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 绝,索兴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 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 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见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 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 ),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 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 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 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 ,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 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 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 ,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 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 :“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 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 、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 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 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 ,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 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 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 ,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 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 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 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 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 ,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 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采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 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 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 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 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 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 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 “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 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 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 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 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 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 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 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 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 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 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 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 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 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 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 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 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 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 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 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 严和闲心。碰到1962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 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 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 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 意他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 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 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 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 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二十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 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 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 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 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 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 昏,因之“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 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轮大起落对 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 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 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 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 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 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铮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 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 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 板戏”,甚至辩解说“江青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 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四人帮”反动政治服务的 。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 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 ---- 输入:天津Sunny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