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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点校二十四史

刘进宝

　　中国的文化有所谓“避讳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已是司空见
惯之事。但还有一种“避讳”，即为仇者、敌人，甚至犯了错误的人
“避讳”，将他们的贡献，或正确的见解也一笔带过，甚至抹煞。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中国的出版业除了领袖、伟人的著作
和儒法斗争等配合“形势”的出版物外，其他能够出版的寥寥无几。
但有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却是在这一阶段校点和出版的，这就是中
华书局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

　　为什么能在“文革”中集中大批的史学界一流专家汇集北京、上
海从事“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呢？以往的文章、著作中，都只说是
毛主席、周总理关心的结果，包括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是语焉不详。
最近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顾潮女士的专著《历劫
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一书，才对其中一些细节得以明了。作为顾颉刚先生之女顾潮，已出
版了《顾颉刚年谱》、《顾颉刚传》，这次又以第一手的资料撰写了
这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传记。

　　据顾潮女士提供的资料，1971年4月，北京召开出版会议，由于毛
泽东主席对于历史的偏爱，姚文元便在会上提出了二十四史的标点工
作。在“文革”以前，只有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
书》、《三国志》得以标点出版，4月2日，姚文元在致周恩来总理的
信中，提出此时应继续完成其他未标点的史书，以“作为研究批判历
史的一种资料”。当日周总理即在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
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
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4月
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顾颉刚先生所在单位）军宣队领导到顾颉刚
先生家中向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随即顾先生便根据自己所了解的
情况开列了工作名单，但他不知其中有几位已在“文革”中去世，如
陈寅恪、蒙文通。29日，顾先生出席“廿四史”及《清史稿》标点印
行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他的计划书及中华书局的计划，决定抽调人
员集中到北京、上海两地，组成两个标点组，各承担若干部，分头进
行。每史都指定一个负责通读复阅，以统一体例。各史校点完毕，由
顾先生总其成，审查定稿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5月中旬，毛泽东批准了这次会议所拟定的工作计划。由于有这一
尚方宝剑，中华局局便从全国各地抽调了许多史学界名流，如唐长孺、
翁独健、王仲荦、白寿彝、郑天挺、邓广铭、吴泽、罗尔纲、陈述、
王毓铨、孙毓堂、张政、启功、周振甫、阴法鲁等，参加了这一工
作。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在客观上
便保护了这些学界名流免遭批斗与专政的厄运，因为有些学者就是从
“牛棚”、“五七干校”中借调来的。因当时顾颉刚先生已年近八旬，
再加上体弱多病，以后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校点工作，
实际上是白寿彝负责，并成立了点校组，由白寿彝任组长，赵守俨、
吴树平任副组长，唐长孺、翁独健、陈述、王毓铨等各史专家分工合
作完成的。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校点，从1971年5月开始，经北京、
上海两地80多位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于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
1978年全部出版。

中华读书报199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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