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郭路生在杏花村 戈小丽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 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 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 “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 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 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 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 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 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 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毛主席号 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 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 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 高干、臭老九 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 们结 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 卷全 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 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 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 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 了。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 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 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 上歇工时让我们唱 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 《山歌向 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 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 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 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 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 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郭路生通常选一些 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 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 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 们的感情。我 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 调抑 扬顿挫,念到轻处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 诗句 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 音放大而不失 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 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 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 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 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 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 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 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 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 后的北京。   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 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 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 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 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实际情景是车下车下哭成一团。有的 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 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 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 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 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 哭昏了,被 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 , 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 手,可是 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 他们“最后的北京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 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 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 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 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 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 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 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 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 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 《新情歌对唱》。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 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身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 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小姑娘坐在怒放 的桃花树上,脸比 桃花艳。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 富民间味 道的诗歌。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 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郭路生写诗 的路子很 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 土诗,而且都能写 得韵味十足。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 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 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 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 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 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 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 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 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郭 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 集》能早日出版, 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 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 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 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 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 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 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 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 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 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 好似看到那些 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头角、阴险毒 辣。 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 魂颠 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 事,而且每次变 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 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 她的手说:“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 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 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 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 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 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 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 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 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 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 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我们他找对象的标 准:“一要出身好,出身 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 漂亮,长得不漂 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郭路 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 事 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 们讲他曾扮 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 是生活艰苦,而是受 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 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 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 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 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焦援朝的 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 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 ,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 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 事。郭路生红了脸,说 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 摇头感叹道: “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 全逗 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我想杏花村每个人 记忆 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 而迷茫;念到 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 前方,眼里充满热情。 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 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 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 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 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 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 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 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 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 化的地方,敬重有文 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 诗歌很快传 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 杏 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 生。到现 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 年,迎着细雨,踏着 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 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 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 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 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 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 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 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 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手”江青手中。幸好 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 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 闻,但足可 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 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 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 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 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 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 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 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嗜,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 骨;同时又会想到 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 拖回一条 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 挠,我总告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 叫《老人 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 础,先去英国留学, 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又来美国苦读,拿到美国商业管理硕士, 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 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 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 ,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 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 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 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 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 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 。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 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 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 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 么幽默。我们都未报 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 马上说: “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 也去了。 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 愿》,把自己的感情 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 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 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 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 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 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 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晃已是 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 “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 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 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 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 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 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 (戈小丽:系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