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我家 □遇罗文 (摘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7500427379 本书可以说是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作者遇罗文为著 名发明家,文革初期,为宣传其胞兄、人权思想家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而创办 《中学文革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79年平反回京,从事 发明创造工作。近年研制的高压水切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书讲述的就是遇罗 文、遇罗克一家人,为了宣传《出身论》及其人权思想,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遭 受的巨大磨难。书中准确而洗练的文笔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展示一幅广阔深沉 的历史画卷。这本典型的、浸着血泪的活历史,也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的重要 参考材料。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工农家庭出身的 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 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 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 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而 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此开 了先声。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 演出了。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社 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 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 在其内。自已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 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 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 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 荡。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 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好事难于问津,甚 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 “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1966年8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有感于 “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 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 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又问是不是 “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 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 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工 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 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 “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萧 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 1989年第5期)更残忍的,还要给“洗” 头,就是用浓碱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 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 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 1999年 3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8月23日,北京市崇文区揽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 不堪忍受虐待的“房产主”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 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 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把“房产主”全家活活打 死。   就在这人类的丑闻接连不断,“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9月15日,林彪在毛 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 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 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 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 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86 年 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谁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街 道、居委会提供。谢富治在 1966年 8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就说:“群众 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 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 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阶 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更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六中、一中成立的骇人听闻的“劳改队”。那里专门关押 出身“黑七类”的无辜学生,每天他们都被施以惨绝人寰的肉刑。罗克知道这些事后 万分气愤,把它写进了两篇文章,登在《中学文革报》第二期上予以揭露。   这两个学校只不过是个典型。没有打死人的学校是少数。宋要武所在的师大女附 中的红卫兵竟逼着她们的校长当着她们的面去上吊。社会上各个角落毫无人性地残害 “阶级敌人”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北京吉祥剧院,成了当时最大的施虐集中营。凡是各学校“红卫兵”抓到的“牛 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到那里。到了那儿,几乎没有 生还的希望。每天都用卡车往火葬场送死人。   哥哥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能说的青年,到我家讲了那里的恐怖。他说,要 不是为了搭救他弟弟,要了命也不敢进那个魔窟。幸亏他嘴皮子利索,跟“红卫兵” 们攀起了“阶级兄弟”,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五代以上都是“红五类”,他的弟弟因此 “本质”是好的,是一场误会。他弟弟被释放了。据他说,如果晚一步,人就被打死 了。   哥哥每次听到这些人类的丑闻,心情总是非常沉痛。他说:“应该把这些事都记 下来。编个集子,留给后人看看,知道现在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绝不是一朝一夕 形成的。”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 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地 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种 “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子 女如何欺侮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类”子 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斗 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精神 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出身 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家 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在 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一 项。   出身,在“文革”中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游荡;所谓不好的出身,像枷锁,禁 锢着亿万青年的手脚,使他们从生下来就饱尝着人间的不平等。没有前途,没有幸 福,没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尽管有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依然难免祸从天降, 甚至死于非命!罗克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去纠正愚昧的偏见,揭穿阴险 的诡计,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 噩耗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 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告诉 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了馅 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们 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娃 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的 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时 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然 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家费 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分值几分到一毛几。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又 有一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 布,经她自己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 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弱 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一点儿的缘故吧。   1970年 3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 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 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 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 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哥 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而是 “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 20个人处死了 19个,留下了哥 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幽 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达、 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前。我 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已是什么 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咽着 坚快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