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轰动全国的《知青之歌》诞生奇闻 文/辛雨   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可想而知,它 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任毅原是 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的 时候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 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 批学生坐着卡车,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 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 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 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 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 “吉它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有一首歌他们 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祥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 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 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 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 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他这句话给 任毅的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 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他在歌 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 “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原来是有个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 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 我的第二故乡》。当时听了很为之感动,任毅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较 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4/4拍,使它 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过。   这首歌一完成,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 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 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 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 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 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 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 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 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 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 《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但是, 对任毅来说,不但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   不幸降临,全是因为这首歌   1969年8月份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 郑剑锋,因为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他们那个 班上的同学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于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 们这些下乡知青回城时的联络点。郑剑峰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 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 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并约他第二天 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他们躲在郑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 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 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 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都听呆了。一来他还是头一 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 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 地,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恶化到对立的地步。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 日子。   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都 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 西。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一个声音高叫着,插在军大 衣口袋中的手正紧勾着扳机。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地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 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随手套在头上。在都是拿枪的军人的 押送下,走出了房间大门。不过,这一走,却再也没回到农村,从而 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期。   他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的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裤 带、皮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真是天知道。   “签名”抓他的人出示了“逮捕征”。   “按上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那威严的声音,那无表情的 脸。   “进去!”任毅还没有弄清什么就被推了进去,随着就是关门、 上锁。   “啪”地一声,门上一个小窗打开了,把任毅吓了一跳,这小小 的窗几大概只有一寸宽三寸长,以后老犯人讲这是“老虎窗”,窗外 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转。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像停尸房一样的 地板上脚对脚地躺着十几个人,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反响。   带钉的皮鞋声渐渐地走远了,远了……牢房里的人都活了过来, 一个个地坐了起来。坐在大门边的一个人讲道:“你们挤一下,让一 个位置给他。”人们自觉地挤了一下,一个2尺宽的地方便空了下来。   于是,1970年2月19日深夜,西29号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的消 息便尽人皆知了。   就在这一间牢房里,他整整被禁锢了165个日日夜夜。一直到8月 3日,全省公判大会上宣布10年刑期后,他才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 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 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搞了任毅好几天, 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 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 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 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 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 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现在看来这些审讯以及他自己的 解释都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审讯过程却无比严肃正经。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 的“知青之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 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 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一共三次“陪绑”。当时“公判大会”气 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 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 招致杀身之祸。   使任毅难忘的是当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个省革委会副主任主 持公判大会,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 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立即执行”,只 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荼,麦克风里传出他开盖、 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 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真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 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隔三差五地将他提出去批斗就算是家 常便饭了,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任毅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 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 地巡回批斗。   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 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 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但是知青们的 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 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他一个。当判词读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有点不相 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   从那天起,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劳改犯生活,处境自然是十分严 酷,总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专政”的滋味任毅算是尝足 了。9年坐牢,仅仅是为了一首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谬的判决,而 当年他还为自己只被判10年徒刑而感到过庆幸。任毅是1979年平反出 狱的,后来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任毅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因此却得到了珍贵的爱情,那是在他 出狱后不久,有一次到一个老同学家里去玩,于是这位同学的妹妹——— 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 轻许多,却执意要和他结合在一起。于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东西之后, 还是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纯真感情。   (摘自《街道》1998年7月号。)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