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10.dyndns.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李辉 杜高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10月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到北京工作，现为《人民日报》主任记者。已出版《萧乾传》、《胡风集团冤 案始末》、《思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等传记，出版《人生扫描》、《风雨 中的雕像》、《沧桑看云》等随笔集多种，199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李辉文集》 5卷。 　　杜高： 曾是“胡风集团”成员，退休前曾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现居 北京。 一 . 概况部分 　　李辉：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完整档案时，有什么样的感受？恐怕 不仅仅是吃惊，也不限于个人的痛感，是吗？ 　　杜高：的确如你说的这样。当我面对着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 档案材料时，既惊讶又沉痛，感情是复杂的。这本档案是50年代到70年代我个人 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24年， 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 的人生岁月的毁灭。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 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塑造成的"敌人"、"罪人"。档案里的 第一部分材料，是1955年5月发动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收集 和制造的各种材料，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和胡 风集团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1957年的反 右运动，这里的全部材料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11年6 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单位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在二十多年中，它对我的心 灵的压迫是沉重的，它使我的生命窒息。 　　当1979年春天宣布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 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为"不实之词"而得到"付之一炬，化为 灰烬"的历史终结。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李辉：假如撇开个人因素，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该如果看待它们呢？ 　　杜高：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些早在18年前就应该化为灰烬的历史档案，不但 还完整地留在人间，而且在18年后被当作文物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上， 终于被你这位具有敏锐文化眼光的青年研究家发现和购得，这真是一个奇迹。我 甚至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历史意志在有意地安排着这个奇迹似的。李辉先生，当你 得到了这批档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楼适夷的信》在1998年6月17日《新民晚报》 发表以后，不止使我感到震惊，而且使文艺界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们当作奇闻传布 开来。后来我又读到你写的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这批档案中的一 些材料为你描叙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确切可靠的依据。我每读到 你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时都不免引起万端感慨，心灵受到深刻的震撼。半个世纪过 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先后离世。不论是当 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 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分是非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 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当时的 意愿而反过来证明运动本身的荒谬和违反人性。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李 辉先生，你这一代人理应成为这份历史遗产的真正主人。它将使你们从一个巨大 的历史背景下看到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也将使你们从一个人的遭遇里认识一 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 人的痛苦记忆，同你们一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阅读这份档案。 　　李辉：这批档案截止到1969年你被释放回家。在深入讨论这些档案之前，我 想先请你谈谈你释放之后的经历，这样可能会帮助我加深对档案的认识。 　　杜高：1969年国庆节，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原地就业。一个 月后，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战备命令"，1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把我 们紧急遣送回原籍。这以后的10年，我流落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 工维持生活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也随着我转到了我家乡的派出所。 　　记得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来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由北京市公检法的 一名干部押送到长沙时，站台上已站着10多个戴着红袖章的荷枪女民兵，气氛相 当紧张。这使我立刻领悟到，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我们仍然是专政对象。 我们穿着一身劳改的黑棉袄，背着一个小被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 湖南的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作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被再送往 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理户口转 移手续。我就这样结束了整整11年6个月的囚禁生活，总算恢复了自由，回到社 会上来了。 　　我到家的时刻，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敲了敲门，喊了一声"妈"，我听见妈 妈在屋里说："惠伢子（我的小名）回来了。"门开了，妈什么也没有问，说：" 快吃饭吧。"她没有流露出惊讶，显得很平静，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11年前 的那个英俊青年，而是一个又黑又瘦，门牙脱落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她似乎天天 盼着这一刻，认为我早就应该回家了！ 　　我家久居长沙，街坊邻里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我的母亲是一位受 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我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我的监督并不严厉。当时我正 患着肺病，时常咯血，但又不敢让人们知道，既怕人们嫌弃我，又怕找不到活干， 不能维持生活。由于长期被监禁，我的思想和行动变得很迟钝，总觉得有人在监 视我和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中。居委会主任派我去挖防空洞，派 我到郊外挑沙子，派我到街道翻砂厂去抬铁水，我都一声不吭地去干。但他们很 快发现我的身体的确很糟，干不了，就不再派工了。 　　不久后我遇到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使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对"无产阶级专政" 恐惧万分。 　　1970年新年前后，我的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 乡后，要我到他那里小住恢复身体，我就到了南京。一天早晨，我妹妹买菜回来， 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 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 中我看到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 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是曾同我在一起劳教的右派。1962年5月，当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 多大饥饿年月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 河农场时，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同时编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 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在当时的右 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 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 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的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 他就悄悄把猪油涂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 还能挑得动粪桶。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 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 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 《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48年燕京大学英语 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 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 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 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 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党，这对他的 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 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 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 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 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 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 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 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 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60年以后"升级"送来教养的。他们 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 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1961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 日子，总可以看见有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 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 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 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 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 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 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 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 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 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 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 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 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 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 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象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面。连着几天， 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 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 了。 　　李辉：你说的这四个右派的遭遇，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案子后来平反了吗？ 文革后有没有新的说法？ 　　杜高：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蒙冤而死，并不一定每个冤案都会得到平反。时 间过去很久了，这四个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也无从打听到这个案子是 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辉：你在南京呆了多少时间？后来又到了哪里？ 　　杜高：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回长沙找工作。一个早晨，我在长沙 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教养的右派， 在街道上劳动。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白原、 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 活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告诉我一个 消息：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教养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这一次不再是劳教， 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 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所以我的档案里也就没有再增添新的材料了。 　　李辉：湖南文化界的右派们的处境如何？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杜高：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样拖着沉 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 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独一人，精 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 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消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 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 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 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她的生存能力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的本领，后 来在街道办起了一个教具工厂，当时最大的人生愿望是能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 年老后享受劳保。 ◇◇新语丝(www.xys.org)(xys10.dyndns.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