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斗争发韧三十年祭 吴逸夫 三十年前的六月七日，《人民日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 议》为题公开刊登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拉开了中苏意识形态公开大论战 的序幕。 在中苏公开大论战之前，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各国共 产党、工人党会议。此后不久，苏联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继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从东欧到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又 使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扩大为横跨欧、亚、拉美三大洲的政治联盟。可惜，与此同 时，在这表面的“东风压倒西风”的一派大好形势之下，中苏两党开始发生所谓 意识形态的分歧，分歧由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中苏公开大论战后三十年后 的今天，社会主义阵营已完全分裂、瓦解而不复存在。可以说，国际共运由高潮 走向低潮的过程中，中苏两党大规模公开论战是关键的转折点。然而，中苏论战 的意义决不限于这一国际政治格局的根本转变。这一论战给与我们的启示和教育 是多方面的。 一、重温“反修”斗争 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苏共中央于一九六三年 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组织发表了一系 列评论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就是所谓著 名的“九评”，以下是它们的题目和发表日期： （一）苏共到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二）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四）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 （五）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两条不同战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六）和平共处的两种针锋相对的策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七）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 （九）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 日） 大致上说来，前四评分析苏共如何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面四评论 述中共如何坚持原则和苏共斗争，最后的第九评则是总结。今天年龄四十以上的 人，对这些评论的基本内容应该是记忆犹新的。不过毕竟年长日久，对其中的具 体词句有些模糊淡薄，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帮大家温习一下。 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据一评所说，起自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二是在公 开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强调了“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强 调“议会道路”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可能方式。 一评说，“苏共二十大是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道路所走的第一步。”“我 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观点 都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列主义的。特别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藉口而全盘否定 斯大林以及关于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原则性的严重错 误。”一评特别强调：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教导明目张胆的篡改，对十月革命道路普遍意义的否定。 ”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头子描绘成反对好战势力的人，而 不是把他们看作帝国主义好战势力的代表。”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无异是说美 国政府及其头子有可能不代表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有可能放弃战争和侵略政策 ，甚至有可能变成保卫和平的力量。”“二十大的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来 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其受到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袭，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叛徒都 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齐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占领 了布达佩斯的关键时刻，（苏共领导）一度打算采取投降政策而把社会主义的匈 牙利断送给反革命势力。.....我们坚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粉碎匈牙利 的反革命叛乱，坚决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由八十一个共产党出席的莫斯科会议，也是中苏两党论战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各国共产党在同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一次预 备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同中共代表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阿尔巴尼亚开始站在中 共一边。到了莫斯科会议上，冲突更加明显。据一评中说，苏联的错误观点遭到 反对而没有写进会议声明中，这些观点包括：“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使资本主义 的总危机达到了新的阶段”；“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日益增长”；“低估现代修正 主义的危险”；“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小集团和派别活动”，中共认为这实际上要 求各兄弟党听从它的指挥棒，废除各党之间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少数的做 法代替协商一致原则。 中苏两党的冲突公开暴露于世，则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 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公 开地单方面谴责一个兄弟党不利于团结，不是严肃的马列主义态度。”这是中国 的一般群众第一次在报上看到中苏两党的分歧。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新纲领，非常有限地提及了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民 主。对此，中共也作了最严厉的批评。一评指出，这一纲领“使二十大后苏共领 导所推行的错误路线进一步系统化，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和 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纲领粗暴地篡改马列主义的精髓，即马列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宣称在苏联无产阶级 专政已不再必要，苏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并提出了‘全民国 家’和‘全民党’的荒谬理论……它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并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代替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纲领反对仍然 生活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起来革命，反对已经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总之，这是一 个保存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当年中苏两党决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关于南斯拉夫。三评中说：“一九五四 年，赫鲁晓夫提议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时，我们同意把它当做一个社会主义兄 弟国家，目的是希望它回到社会主义道路，并进一步考察铁托集团将如何演变。 即使在当时，我们对铁托集团就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南斯拉夫的领导已经 在同帝国主义勾结的道路上走得相当远了，它们很可能拒绝我们的努力而不愿回 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们的预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铁托集团拒绝在一 九五八年提出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已经一 步步得到实现。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力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 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马列主义政党对铁托叛徒集团应有的态度是彻底揭露 和坚决打击。”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铁托集团翻案，这证明他们 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零年的声明，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效劳。” 看了这些义正言辞的批判，人们对后来中共为反对苏联而建立起来广泛的“ 国际统一战线”自然不会感到意外，但是谁能想到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竟 然就是中共当年口口声声指责苏共向其投降的“铁托集团”及“美帝国主义”呢 ？谁能预料到后来中共和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远比苏联当年同它们的关系密 切、友好得多呢？风云激荡的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竟然是如此地出乎意料 。除了中国和美国、南斯拉夫关系的戏剧性转变外，还有一度作为“欧洲一盏社 会主义灯塔”和中国坚定盟友的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反目，中国自称为其“大后 方”的“反美前哨”越南同中国间残酷的边境战争，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柬埔寨波 而波特杀人政权昙花一现的成功和覆灭，最后就是东欧的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其 中，还包括苏联为当年的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而向匈牙利人民道歉，而匈牙利也 为当年被苏联处决的纳吉举行国葬恢复名誉……。 在历史的事实面前，一评到九评中这些论点的可笑、荒谬是如此明显。事实 上，中共后来自己也恐怕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十三大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对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九评》竟不置一词加以检讨，大概是因为提起来实在 太难为情。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坚决反对和多方牵制，赫鲁晓夫 的改革在内外交困中，终于流产失败。赫鲁晓夫开创的苏联民主改革，在停滞三 十年后，才由一批被称为“二十大的儿女”一辈政治家，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重新承担了起来。这场历史的改革竟会一延就延迟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二、个人因素：斯大林和毛泽东 苏共二十大的主题之一是批判斯大林。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说，“斯大林 在其一生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这些错误是第二位的 。”赫鲁晓夫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斯大林捍卫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心头的阴影，实为“反修”斗争 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王若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探索 》复刊一一一至一一三期）。 如果根据这些断定毛泽年真是为了捍卫斯大林的声望，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事实上，毛泽东和斯大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其一，斯大林一向怀疑毛泽的 农民意识，在中共的派系斗争中对他持排斥态度；解放战争期间，斯大林曾主张 中共和国民党妥协成立联合政府或划长江为界而治，反对中共解放全中国。对这 些历史老帐，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见到斯大 林，据毛当时的俄语翻译师哲回忆，毛见到斯大林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 受打击排斥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知道毛想让他认错，马上把话题岔 开顾左右而言他。以后毛一直想在斯大林面前一吐衷肠，倾吐胸中的怨气而始终 不得机会。其二，毛迫切希望自己充当国际共运的最高领袖，他一直怀着同斯大 林一比高低的强烈欲望，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贬低斯大林无疑对于提高毛自己地 位有直接的好处。因此，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的政治报告出来之初，毛泽东是高兴的。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苏共二十大作了充分的肯定 。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很快敏感地意识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这对于毛建立和强化自己个人崇拜，从理论上长远地看，是根本上不利的。因此 毛泽东决定转而采取另一种抬高自己的策略：阻止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捍卫斯大 林“伟大领袖”的名分，然后把自己定位成比斯大林“更伟大”的领袖。 毛一直坚持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在晚年也多次说到后人能对自己三七开 自己就满意了。但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平心而论，毛的历史地位恐怕还不如斯大 林。其一，苏联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中国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 家，理应少犯些错误，特别是同样类型的错误。但毛泽东的错误并没有少犯， 不但性质是同类的，并且在程度上更加变本加厉，如中国“大跃进”比之苏联的 经济失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比之苏联的“肃反”。其二，以个人私生活道 德而言，斯大林并无严重出路，而毛的个人生活完全是个十足的封建皇帝，对外 却不断提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彻底“斗私批修”，十足的一个口是心 非的伪君子。 作为“反修”斗争发展高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和主 要任务之一就也是“揪出党内的赫鲁晓夫”。很明显，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 的最大罪恶就是他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批判了个人崇拜。因此毛发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可说就是防止有人今后否定他，特别是他知道自己 发动的“大跃进”闯了饿死数千万人民的大祸，就更加担心后人否认自己。但是 ，“机关算盘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毛为了掩盖自己的“大跃进”等错误 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又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越是不择手段地去维护 自己的历史地位，结果他的历史地位跌得越低。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写下“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词句，作为一个青年人有 此雄心壮志，当然无可非议且十分可嘉。但作为一个领袖政治家，如果把个人的 历史地位看得太重，乃至于不择手段地去维护个人的历史的巨大悲剧。毛泽东怀 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雄心走出韶山，最终落得个“粪土当年救世主”的结局 （这或许是太感情化的评价，但当我想起大江南北十来年的插队经历中耳闻目睹 的，关于中国农民自公社化以后的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中，一直在半饥饿状态中 可怜地生存的事实，以及‘大跃进’年代又活活饿死三千多万父老的事实时，我 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历史给予后人的教训是非常深刻而严峻的。 三、群体意识基础：“世界革命根据地”和“新华夏中心主义” 但是，仅仅挖掘“反修”发动者的个人动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 相当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如果毛泽东没有巧妙地利用社会基础，这场运动显然也 是不会如此声势浩荡而旷日持久的。当时每发表一评，通过中央广播电台那义正 词严、气壮山河的诵读，深深地感动、激动了多少人；听完广播之后通宵达旦的 欢呼庆祝，第二天的全国性的停课、停工大游行，整个民族风蘼地着了魔。我们 回忆起这些景象，就可以知道整个民族进行反省的必要性。 一评到九评中的什么信息如此激动人心呢？是其中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 转移到中国”的“新华夏中心主义”（刘青峰《文化革命中的新华夏中心主义》 ，《二十一世纪》第十五期）。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代表了“天道”， 那么苏联作为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理所当然地占有社会主义阵 营的中心领导地位。一评到九评，明确地宣称苏联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则。而中共为了维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正统性和纯洁性，正在进 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这样，中共就自然取代苏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天道 的代表，而中国也就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反修”斗争，就是这样地迎合了中 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精结！ 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这种新华夏中心主义也日趋具体。一九六五年九 月三日，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一文中，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推广到全世界范围。该文说，“今 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样，就把 中国革命定位为世界革命的雏形、缩影和预演。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毛认为“文化革命”是“反修 防修”的好办法。该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公报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帝国 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 主义的新阶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传达中共 最高决策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沿 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声称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正式把中 国称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九六八年，中国对外 无偿援助费用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二，几乎等同于当年占财政总支出 百分之六点二五的全国教育经费。这个数字是很不寻常的，考虑到当时有幸接受 中国援助的国家和政治组织数量至少（必须是被中国承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及“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毛派组织）和中国的国家规模，这个数字就更加惊人了。 例如当时阿尔巴尼亚，以人均接受中国外援的数目来看，全国人民不需工作就可 以享受到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当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阿尔巴尼亚老百 姓并未直接享受到此种援助的实惠。但各国的“毛派”组织，由于其成员人数极 少，确实是被完全地被这些援助养起来的。凡此种种，表明毛泽东的中共，对于 自己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的，还的确是当真去作的。 后来林彪在《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则进一步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还多次称毛泽东是“ 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天才。” 这样，跟着一个旷世伟人从事前所未有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实业，中国人的 华夏中心情结就得到了空前的满足。无疑地，这种“从事空前伟大实业”的心态 ，是一种幸福的、令人陶醉的心态。中国大陆从去年年初开始兴起的“文革歌曲 热”，其社会、心理的原因固然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回忆和陶醉于当年那种“ 跟着伟大领袖”“从事伟大实业”的飘飘然感情，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大陆 文革歌曲热的事实提醒我们，对当事者个人的错误进行清算，相对来说，总还是 比较容易的，（尽管我们今天对毛泽东个人错误的清算实际不仅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可说并未曾认真地展开，还远不及当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程度。但可 以相信这仅是个时间问题。）而对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的反省，却要艰 难得多，这一点有必要加以反复强调。 “华夏中心”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 确立了“诸夏用夷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大原则，这可以说是华夏 中心论的雏形。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华夏中心主义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政府”，华夏中心主义是大一统的文化基础。无疑地，华夏 中心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统一，有着无可置疑的价值，但是它对于 现代世界中平等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却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是中国人备受耻辱，华夏中心情结受到空 前打击、压抑的时代。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展开，使久遭压抑的华夏中心主 义以更极端的形式得以复活。华夏中心主义实在是个很顽固的东西。今天，“反 修”时代的新华夏中心主义虽然已经消亡了，但是，随着当前中国大陆经济的飞 越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某种形势改头换面的“新华夏主义”是否会在出现呢 ？这是值得我们留心的。不过，心理学告诉我们，极端畸形的自大狂，往往是孤 立和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后的产物。中国当前的经济成就，是和开放和引进外资 、外来技术分不开的，这使得我们可以相信，将来虽然会有别种形势的新华夏主 义出来，但不至于采取太极端的形式和成为大气候。由此可见，开放政策不仅于 经济、技术上对中国大陆有好处，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具有极其深 远的良性潜移默化作用。 另一方面，当年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中心论”，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其丰富精力、创造力和理想追求得不到正常落实状况下的反常渲泄， 可说是穷极无聊的表现。如今中国大陆社会日趋多元化，青年人的精力和想象力 也有了较多的发展渠道，如发财、成名成家（这些在改革前的中国大陆都是‘反 修’批判的重要对象），这也是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料极端的新华夏主义不至于再 次大肆泛滥。我们所进一步希望的是，尽早彻底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令人民之 丰富创造力得以更自由的多元发挥、实现，这才能有效放置任何一种异化的极端 思想泛滥成灾。 四、“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和新愚民主义 中共当年指控“苏修”的主要罪行之一，是“苏修”向“美帝国主义”和“ 老牌修正主义”南斯拉夫讨好、投降。但后来又声称苏联搞“霸权主义”。投降 主义和霸权主义显然是没有共通之处的。事实上中共建立的“反修国际统一战线 ”中，就包括了美国和南斯拉夫。这就证明了当时的“反修”斗争有口是心非不 便告人的背后另一面。自然，作为国际和外交战略，从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 ，这样也许有其合理和机智的一面。这样的国际政治游戏，有必要通过全民的政 治学习把全体人民拖进去陪“玩”吗？ 同斯大林时代的“肃反”等政治运动主要由克格勃执行不同，毛泽东的更热 衷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或许有进步的一面，克格勃是杀人不眨眼的，而“文 化革命”中“群众专政”虽然时有迫害至死的情况，但一般说来，直接处死的案 例相对来说仍属反常和少见。毛泽东说过，人头不是韭菜，割了不能再长，所以 他对于杀人，总的来说比斯大林慎重得多。但毛泽东的这种仁慈没有超出“妇人 之仁”。此外，他之所以少杀人，还出于“留作反面教材”“化毒草为肥料”， 随时拿出来作活靶的阴沉谋算的。就受迫害者的痛苦程度而言，毛对于政敌所施 加的慢性折磨，恐怕超过斯大林对政敌的一抢解脱。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 习运动”，其负面社会效果更是不可忽视的。当人们对因为给苏联专家提点意见 就被打成“右派”还记忆犹新，好不容易才“想通”接受了苏联代表绝对正确的 概念时，突然展开对苏联的批判，思想上要转过来有点困难的。但毕竟“反修理 论”迎合了群众潜在的“华夏中心”情结，较多诉诸感情，还较容易为群众接受 。如果说群众为理解“反修理论”付出的精力还比较有限的话，那么，在伴随着 “反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 ，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那些无所不包的庞杂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 ，就是无法计算的了。 事实上，载负毛泽东思想的“雄文四卷”，大多是政策文件和军事电令。这 些历史资料，对于有关的政治学者或历史研究者，自然有极大的研读价值。但要 命令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一起来反复地长期地研读，实在是对社会智力资源的 粗暴滥用。被迫多读多想的结果，必然产生许多这样那样形形色色的想法、体会 。其中有的得到官方首肯，于是作为典型褒扬（但由于官方的政策变化多端，往 往这次运动中的标兵，到了下一次运动就成了批判对象了）。有的理解不合时宜 ，受批评还在其次，弄不好还会被当做“故意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处理。 仅落入这一文字狱中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笔者记得当年在工厂里学习他老人家 “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豪言壮语，工人老大粗不甚理解，于是一个 技术员具体解释道，“现在美国的宇航员不是已经登上了月球吗？苏联的核潜艇 不是已经在五大洋海底游来游去了吗？只要科技上去，登月、下洋都是可以实现 的。”也许是工人门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具体而有启发，也许是登月、下洋对于一 些人还是挺新鲜的事情，于是这段话就传开去了。这个技术员随即就被戴上“恶 毒歪曲毛主席诗词，为美帝、苏修评功摆好”的帽子送到北京第九监狱去进一步 脱产深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了。 当然大多数人是不能也不敢去作“创造性的理解、诠释”，强迫他们成年累 月地坐在冷板凳上学习，除了无端空耗时间之外，就是深深体会到有权就有理这 种权力拜物教的可畏强大，许多人因此变得世故圆滑、玩世不恭，另一些则因此 养成满口革命原则而满肚子争权夺利算计的双重人格。败坏社会风气、民族道德 甚者，莫过于此也！ 某些特别认真地把掌握领袖思想当做人生主要价值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几 乎是全部的精力，其结果往往是悲剧的。例如八九民运领袖周舵的母亲：“一个 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充满理想的积极女性，纯粹由于冤狱，“文化革命”中 在监狱里都过了漫长的五年半岁月。在那里，她的一头乌发变为百发，不仅肉体 ，连思想也得到了彻底改造，终于“理解”和彻底接受了伟大领袖“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她衷心感谢对她的“挽救”，成了“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诚拥护者。她感到虽然吃了苦，但认识了真理，这样就得 到了心理平衡。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文革”理论的被抛弃，她完全蔫了、 懵了，可悲地感到自己所吃的一切苦头，都完全白吃了，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 ，这成了她最终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九 一年八月号《明报》）。像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因为当年过于认真地把 学习领袖思想而如今悔恨不及的人却是随处可见，他们当年把握毛泽东思想当做 要务，不论是出于想掌握真理的真诚愿望，还是出于适应社会以图生存、以谋发 展的个人动机，如今都在为自己在市场经济中一无所长、难以谋生而深深悔恨当 年的虚度年华。 是否有人真学好了毛泽东思想呢？一度被公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标兵的两个 人：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说啥俺干啥”的雷锋，学习领袖思想的 结果是失去自己的思想。另一个“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可靠的接班人”，“ 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林彪，结果学成了一个两面派、阴谋家。林彪被毛泽东当 做接班人精心培养，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件可说是天下第一。同样学习条件特 好的还有江青，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年，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最多的机会沐浴 伟大导师的雨露阳光，结果也是学成个反革命（至少中共官方这么说，也许是冤 枉的，她自己至死不承认反对自己的丈夫毛泽东）。可见学好我们伟大革命导师 的思想是多么困难了。现在中共领导人中有人敢声明自己已经完全学好、理解、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吗？ 最令人感到糊涂的是毛泽东本人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竟发动了一场 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据中共官方的一个说法是主要是混淆了敌我（邓小平本人就被毛泽东一 度错当做敌人）。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就赫然写着，“谁是我们的朋 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见连毛泽东本人也没能 学好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官方解释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主观 愿望是好的，不过是没有搞清什么是修正主义而已。“没有搞清”有两层意思。 一是“不知修正主义为何无”，那么号召全体人民批判一个自己有不知为何物的 东西，至少是极其不严肃的。“没有搞清”的另一层意思是“错把另一个东西当 修正主义”，那么，毛泽动显然是把开社会主义阵营民主进步改革之先声的苏共 二十大纲领当做修正主义去讨伐的，所以毛的“反修”，实质上就是“反改革” 就是“反（历史潮流之所）动”。毛泽东心目中具体的“修正主义分子”，皆为 彭德怀、刘少奇这些能够或比较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他 的“反修”，实质上又是“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关心人民疾苦”，这样的动机， 也可算正确、善良吗？我们切不要被漂亮的表面和词句迷惑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 。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毛泽东真的相信他的那套“反修”、“文革”理论， 那还情有可原，犹如希特勒之相信种族主义，至少他本人是真相信的。但毛的“ 反修”和“文革”主要是出于维护个人迷信的个人动机，事实上他自己未必苏联 真的是在向帝国主义投降以及刘少奇等是“内奸、工贼”的指诉。将自己也未必 相信、无可理瑜的歪理强行灌输给人民，这就像逼着别人想通“二加二是五”一 样，或如秦二世时奸相赵高指鹿为马后逼着群僚一起首肯一样，是非常险恶的， 不过现在指鹿为马的不是第二把手，而是最高领袖自己了。赵高的指鹿为马当然 还是政治权术，他还没有走到要普天之下的老百姓也跟着指鹿为马的程度。而毛 泽东号召“八亿人民都要作批判家”，他的指鹿为马却是进一步扩大到全民范围 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谓“陪斗”一着，这是对专政对象或潜在的专政对象 的一种精神虐待和恐吓。其实那个时代中八亿人民都在“陪斗”，陪着中共上层 权力斗争而展开一场全民的内斗。五四时代的进步文人曾把封建礼教社会称为“ 人吃人的大宴席”，“反修”、“文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仅是宴席，而且成了 一个“大戏台”，全体人民被迫一起作假演戏。古罗马的贵族以观看奴隶角斗而 取乐，二十世纪的自比凯撒的毛泽东则以挑动全民内斗为能事。这实在是对人民 的史无前例的大愚弄！ 五、二十年一场“反修”剧，千秋万代反思课 无疑地，毛泽东本人要对“反修”的“文化大革命”负相当的责任。“文化 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权力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任何思想，不管它原来多么 好多么伟大，一旦被定为一尊，就必然成为压制新说的势力，并且又由于自我封 闭的宗派主义，必然使其自身也同时走向僵化、教条。中共七大的确立毛泽东思 想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实在是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极权主义的政教合一，是一种极端的一元论。看来，中华民族要从大一统观 念、一元论中彻底解放出来，必须来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百家争 鸣”复兴运动。自从儒家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法定意识形态以来，中国的思想 文化学术就失去了蓬勃的生命力。 固然，儒家若主要作为一种个人伦理修养的理论，自有相当可取之处。然而 ，就治国而言，它的高唱“天下为公”高调，实在还比不上主张产权明确、为“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辩护的杨子学说。它的将等级次序神圣化和束缚个性的消 极面，也可以藉主张兼爱、博爱的墨家以及主张个性解放、返朴归真的老庄道家 加以平衡。唯有“百家以争鸣，多元而平衡”的动态开放文化，才是防止任何一 种极端思想泛滥成灾、主宰一切的根本文化保证。在这方面，在我国“百家争鸣 ”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是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开发出来古为今用的。 “反修”时代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年左右，然而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苦难 却在我们心头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口！有道是“二十年一场‘反修’剧，千家万 户长恨歌”。但是，仅仅抚摸那些个人的痛苦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对民族的 浩劫作深刻而久远的反思。所谓“久远”，一方面是指在未来的久远岁月中，我 们需要不断地反思；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需要对这场浩劫的根源作历史的久远反 溯。我们唯有深刻地作痛定思痛的反思，才能避免“反修”、“文革”这样的历 史悲剧再次重演！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