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为人知的名字与鲜为人知的故事   “干校人”用他们特定的语言,以他们特有的心态,述说着过去 的经历。其诙谐、恬淡、嘲讽、批判,在流露出举重若轻意味的同时 让人不难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一份沉重。这里选录的若干片断摘自光 明日报出版社本月出版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 告白》。这是一部以干校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实录体专著。众多当事人 的回忆,不乏社会学、史料学方面的意义,是一代人血泪、生命与灵 魂的记录。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 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11月中旬,天已 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 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 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 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 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      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 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 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 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 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 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 “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不多久,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一起又搬来东岳,住在老乡家。老乡 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 来捆秫秸。      1971年初,干校搬到明港军营。专搞清查“5·16”的运动,盖的 房子、仓库都交给公社了。到明港已没有生产任务。运动搞得轰轰烈 烈。在军营,连长指导员们住一间小房,就是连部。算是宽敞的。大 部分“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 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 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 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 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 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 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 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余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那时过的几乎是禁欲式的生活。但人的七情六欲是无法监禁的。 有的单身男女不愿禁欲。外面高粱地,也是一个幽会点。      栾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革”中,时兴的是听报告,报告不计其数,但记得清的有那 么几次。1969年下半年,我们中科院跟别的单位到西郊白石桥“首体” 听谢富治的报告。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又是军人。 传达内容是林彪的“一号指令”。讲目前中苏形势紧张。苏联的导弹, 核弹很厉害。谢富治的原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导弹那个家伙还是很 厉害的!”说保护知识分子,要疏散下去,去“五·七干校”。   我们是排着队走的。记得是11月份。在学部大院集合,步行到北 京站。至今还有一个场面印象深刻。我们文学所跟经济所打前站,走 在前面。恰恰俞平伯跟他的夫人即他的大表姐排头。俞夫人我们没见 过。过去我们所给他家送东西去,俞夫人是不见人面的,只呆在帘子 后面。完全是旧式规矩。那一次走“五·七道路”,大表姐也走出来 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俞夫人的风采。“大表姐”是小脚,她走路 的步态如京剧舞台上的青衣,是大家闺秀的气质。军宣队的指导员老 李看见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头,可能想,怎能让资产阶级权威走 前面呢?于是,他让我走在前面。我们从学部排队走到北京站,还打 着旗帜。唱没唱歌我忘了。      吴世昌、吴晓铃、钱钟书也有一段故事。那时盖了平房,搬进宿 舍后,他们三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吴晓铃是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的权 威。他分管工具。吴先生管工具很细心,大锹、钉耙、锄头、砖刀等 一系列工具,他都用砖头擦得雪亮还用一个大本子编了号,像做资料 卡片似的,记录在册。吴世昌和钱钟书分管领报和发报。他们三个人 性格不一样。吴世昌很直爽,也好争辩,老跟何其芳、董来宾辩论, 不辩出对错是非,不肯罢休。   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吴世昌跟吴晓铃吵起来。吴晓铃有一个动 作,爱用手指点对方。吴世昌的文人气来了,说,你跟人说话这样, 你以为你那手比梅兰芳还好吗?吴晓铃一听,气得够呛,说不出话来。   钱先生正在看书,他是躲在蚊帐里看书。听二吴辩论,他在帐子 里说话了,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还好看,我看,你的嗓子 比梅兰芳的还好听!吴世昌的嗓子又尖又细,所以钱先生这么说。这 一下,又搞得吴世昌说不出话来。      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 很多是肆意胡来。比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 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 “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大旗, 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 形清朝官帽,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 他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 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国,在英国介绍 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 博士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 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 着《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 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 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 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他在 “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   三椅拼睡南窗下,   太阳棉袄暖烘烘。   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朱大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谢国桢写了不少考证性质的书,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但在干 校有一件事,却是无法考证的。因为他年岁大,晚上常去厕所。有一 次,他半夜起来,一试手电筒没电了。他看见桌子上恰好有两节电池, 于是就用了。后来,同宿舍那人曾问过,我的电池哪儿去了?他忙说, 在我这儿。不知谁把这事告诉了军宣队。军宣队硬让他站在屋子中间, 当着大家狠狠地批了他一顿,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坏,连电池都要 偷!”谢国桢朴实本分,是个书呆子,他根本说不出话来。大家也很 尴尬。等军宣队走了之后,我才说,其实谢老根本没偷,只是用了一 用嘛,所以有人问时他立即承认了。如果谢老先生考证“偷”字,我 想,对于他来说,已完全不是那个“偷”本身的意义了!   还有一位张政火良,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秦史专家。他 原是中华书局总编,后任北大教授。解放后调到历史所。在干校里, 平时他烧锅炉,能喝酒能吃肉。他狗肉吃得最多,每次去东岳赶集, 都要买狗肉。烧锅炉时,正好用他的小锅煮狗肉。      刘重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文学所的俞平伯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之一。在干校,一说这老头儿 就是毛主席谈《红楼梦》批评过的那个人,老乡立刻传开了。俞老一 出现,农村的小娃们在后边跟了一大堆,喊“打倒俞平伯”。俞老想, 这怎么办?他就买了很多糖,小娃们一喊,他就说,别喊了,我给你 们吃糖!然后把糖一撒。小娃们赶紧捡糖。这一下小娃们更喊得厉害, 想吃糖就喊。你说听过何西来讲的“高级老头儿高级糖”?对了,就 是这么来的!      张光年(文学理论家):   向阳湖大堤边有一个池塘,是周巍峙和陈白尘放鸭子的地方。陈 白尘“文革”前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后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 “文革”又把他弄回北京,一起随文化部去了咸宁。大堤是“围湖造 田”的主要工程,凝聚着数千干校“五·七战士”和数千民工的汗水。 我也为大堤铲过土,抬过土。在那些多雨的季节,傍晚从远处水田作 业摸黑回来经过大堤时,田埂和堤阶滑得很,不知摔过多少跤,弄得 一身污泥。我们同班的难友侯金镜,跟我一同住过老乡家。白天干活 不管多累,晚上他总要点燃小马灯,读列宁的《反杜林论》。他高度 近视,过堤阶时,有时要用两手爬过堤阶,或从泥阶上滑下来,他后 来被调到湖里放鸭子,再后来为菜园挑粪。湖边夏天奇热,有人把温 度计放在麦垛上,竟测出露天高达摄氏60℃!在一个酷暑天,金镜因 挑担过重,引起脑溢血,饮恨长逝于向阳湖畔!      吴祖光(剧作家):   干校的事,已经二十几年了。许多的细节想不起来了。但是掏厕 所,是记忆中忘不掉的。干校的露天厕所、室内厕所、深坑、浅坑, 不深不浅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过。   记得钟惦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 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 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 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 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 的是:清洁工人。      丁聪有一个故事,他说他忘不了。那是在干校建房时,他给砌砖 的拎白灰。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不知从哪里刮了一阵风,把他头上 戴的小草帽直直地吹走,在天上晃晃悠悠地飘着,飘了很高,然后坠 落下来,掉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心中暗想:是否我要摘右派帽子了? 丁聪把该忘的都忘掉了,只有这一顶帽子的事情没忘。      李凌(音乐家):   “黑帮”、牛鬼蛇神、“5·16”分子之外,就是一大批干部,全 都发配干校。江青派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来监督。我们审查对象干 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比如起粪坑,很大的粪坑,人都下去挖。虽然是 干粪,牛屎马粪,但也弄得满身满头的粪屑。《祖国大合唱》的作曲 金帆,年纪也老了,他掏粪经常弄得很脏。盖房推土,戴爱莲推着小 车,她身体并不很强,偏偏要给她的小车装得满满的,要装满四百斤! 平地上推车可以凑合,上小坡就要命。由于装得多,她上一个斜坡, 推了四次都没推上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说,我帮你推。上去帮她 推上了坡。在那个环境里,这种帮忙也是要让双方吃苦的呢。还有别 的人,也有看不过的,也帮她推一下。戴爱莲是从英国回来的,斗她 斗得最厉害。她去小卖部买了几块豆腐乳,想换换口味,被发现了, 居然就斗她,说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改,还想吃豆腐乳!斗完之后, 又在广播站广播,把这几块豆腐乳说成是“贼心不死”的证据。真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川(艺术家):   戴爱莲出生于北美,曾就学于伦敦。1947年从英国回到重庆。她 是人大代表。军代表说:“像你这样的人,还当芭蕾舞演员,当人大 代表,是糟践人!”戴爱莲中国话说得不好,每次批她时,都要先打 招呼,说不许笑。后来就把她的一些倒装句编成了集锦。买老母鸡是: “给我那个鸡妈妈!”被蚊子咬是:“蚊子,在我腿上开饭!”马戴 的脖套,她说是:“马的领带。”买天津包子是:“我要一个狗不理 的天津!”等等。军代表训斥她随时都可以,也训斥我们,根本不要 把我们当人。我们受到的人格侮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      王西彦(作家):   在下干校的人员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 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 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 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 的泥印子。   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 活儿,巴金脸孔就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 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被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 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 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 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床位,是在我 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 的工宣队师傅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 交换床位。有天晚上,我被声音惊醒了,原来巴金又做噩梦了,大声 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上。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 因为巴金常常做噩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 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黄宗英(作家):   闹不清为了什么诗人闻捷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有一次闻捷摇橹 驾船去镇上送东西。在镇上买了付大饼油条吃,回到干校竟就“买大 饼油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也扔不掉”。并宣 布纪律:任何人不能在本干校之外买东西吃。最后一次开大会批判闻 捷是批他“向革命队伍猖狂进攻”。原因是闻捷和戴厚英相爱了,而 且要结婚。这是四连尽人皆知的事,吃饭时,大家围桌站着(没座位, 有几张桌已经够好了),还向他们讨喜糖哩。也有人不赞成。可这是 人家两人之间的事呀,怎么闻捷就成了向革命队伍进攻了呢?!开完 批判大会后,我们被工宣队领着拉练去上海,大约步行几十公里,到 徐汇教堂门口解散。次日,在上海,市里开宣传部门的大会做什么大 报告,闻捷坐在我后边,我还回头问他笔记上的一个字,闻捷一切很 正常,晚上他就自杀了。据说,他自杀前很冷静,用碎布条把厨房门 缝全堵严实,使煤气不致熏着小女儿,也不致泄漏家门外。死后,又 开批判闻捷大会,批他死有余辜。一个人如此冷静去死,实在是心死 了,死前没半点迹象,真是很惨的。戴厚英哭得死去活来。她写了 《诗人之死》,在很久很久之后。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