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胡乔木和我》（二） 于光远 著 6.建国后胡乔木主持中央宣传部的几年 我是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的。 在这之前有一个时期中央曾以中央宣传部 的名义发过文件，现在我记得的有一个号召干部 学习列宁《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文件。但是那时 中央宣传部只有部长陆定一，没有工作机关。 1948年夏天，中央宣传部在河北平山重新建立机 关。在建立机关时，除了把延安时期在中央宣传 部工作的张仲实找去工作，把王惠德和我也调去 了。张仲实、王惠德和我三个人直接在部长陆定 一的领导下工作，没有职务名称，后来我们开玩 笑说，我们的职务是“部员”。此外中宣部还代管 了一个“中共中央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是杨家 岭的图书馆，其中保存有毛泽东看过的书。在胡 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这些书辗转运到了河北 平山。负责这项运输工作的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侨 林坚。这时，部长陆定一和他的秘书朱振岳，同党 中央的领导人一起住在西柏坡。张、王、我和图书 馆则在西柏坡的邻村东柏坡。东西柏坡相隔只几 华里，步行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从一村走到另 一村。 在东柏坡我还兼中共中央图书馆的主任。任 命我这个职务的过程，我一点也不如道。后来我 猜想也许同胡乔木有些关系，因为他了解我在延 安曾做过中山图书馆主任。 1949年北平解放后，陆定一一个人先去了北 平，中央宣传部机关还在东柏坡。过了几个月，机 关也搬到北平，但是同陆定一不在一起。中宣部 机关在香山，陆定一在城里。中宣部机关住在香 山的那段时间内，陆定一忙于其他事情，没有上 过山。这时候毛泽东也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新华 社住在香山饭店，我想胡乔木应该也住在香山， 但是我还是没有见过胡乔木。 接下来中宣部机关搬到城里西四牌楼大红 罗厂胡同。陆定一仍在城内西四南大院胡同，离 大红罗厂很近，他也没有来过机关，有事我们去 找他。那时我和王惠德还是在写政治教材。我又 多了一个工作，中宣部成立了一个资料室，让我 带领这些青年人工作，其实是在培养他们。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天，我和中宣部机关还在西 四北大红罗厂，我们是从大红罗厂走了几公里路 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的。 住在大红罗厂的时候，有一件工作是胡乔木 而不是陆定一找我做的。那就是即将举行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的代表参加，因而需要成立若干个全国性的学术 团体。胡乔木要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人员的身份去做成立这些团体的工作。此前胡乔 木和我谈了一次活，告诉我这次要成立的团体有 新哲学学会、新经济学会、新历史学会、新政治学 会。成立这些学会的地点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 侧的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后来拆除了。在这座 大楼和另外一些建筑物拆除的地基上后来盖了 北京饭店新楼。在要我去做这个工作时，胡乔木 对我说，其中要成立的新政治学会实际上并不真 正是一个学术组织，而是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国 民党中以王昆仑为代表的“小民革”。因为民主党 派中已经有了“民革”，不好再安排另一个国民党 派系，因而只好成立这个新政治学会，好让王昆 仑有出席政协的资格。陈伯达是新经济学会的会 长。后来陈伯达就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 的身份在这个会议的大会上发言。我花了半个多 月的时间做了这个工作。 195O年中央宣传部搬进中南海，开始设立处 一级机构，我是政治教育处副处长，处长是由华 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磐石兼。张不到任，实际工作 由我负责。中宣部还成立了宣传处、文艺处、电影 处等。宣传处处长是陈克寒兼任，文艺处处长是 丁玲，电影处处长是江青，没有副处长。中央宣传 部的机构一下子就健全起来。这时候，中宣部不 再只有陆定一一个部长，胡乔木作为一个副部长 也搬进中南海了，陆定一住在中海的增福堂，胡 乔木住在增幅堂的喜福。 那时周扬、张际春等都还没有到中宣部，可 是除胡乔木外，徐特立、陈伯达这两位副部长也 在部内露面了。不过徐特立并没有搬进中南海， 而且极少见他来中宣部。而陈伯达也搬进了中海 西岸的迎春堂，开会的时候有时来坐坐，好像串 门似的。各处有的住在靠近中南海西门怀仁堂旁 的庆云堂，有的住在靠近中海西岸的迎春堂。庆 云堂很大，有好几进，除政治教育处还有别的处 也在那里。后来增设了一些处，人事有些变动。我 现在写的是1950年初搬进中南海时的情形。 同时部内工作也正规化了，建立了部的办公 会议制度。1950年搬进中南海之前，中宣部的工 作是很不正规的，搬进中南海后，进行了第一次 整顿。有些机构没有搬进中南海，如编译处在大 红罗厂时是中宣部的机构，由曹葆华在那里负 责，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就在这个机构中工作， 它不在中央宣传部本部的组织机构之内。我兼管 的图书馆也没有搬进中南海，而我兼管的资料室 的工作人员就成为政治教育处的工作人员搬进 庆云堂。总之，这时候的中央宣传部成了一个颇 具规模、工作正规的党中央的机构。 就在这时候发生一桩至今我仍然不清楚由 来的事情，那就是宣布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 的名义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开头大家还不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实际中出现的现象很特 别。 陆定一仍担任正部长，他的正部长的名义没 有变，他还在部里工作，但部的会议不由他主持 而由胡乔木主持。开会时胡乔木坐在长方形会议 桌一头的主持者的位置上，陆定一同我们这些处 长们坐在两侧或者与胡乔木相对的长方形会议 桌的另一头。会议开始时胡乔木提出要讨论的问 题，做出提示，大家讨论，最后由胡乔木作结论， 或者分配到会的人做些什么工作。而陆定一每次 开会都到，坐在一边，从不发言，这种情况已经很 特别，更特别的是陆定一这位正部长的工作也由 胡乔木分配。胡乔木在会上常常用这样的口气对 陆定一说：“定一同志，这件工作就由你担任好不 好？”陆定一的态度照例是不吭声，点一点头就算 是接受了胡乔木分配的工作任务。比如有一次胡 乔木提出让陆定一分工管党的宗教政策，征求陆 定一的意见：“定一同志，你认为是否可以？”陆定 一不吭声，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这是个大题目， 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做的。陆定一就认真地去进 行。这样的情景，令参加会议的我们各处的工作 人员都觉得很奇怪。但是谁也不便问这是怎么回 事。胡乔木不讲，陆定一也从来不讲，而且一直到 最后也没有讲。后来我有问他们俩人的机会，但 也没有问，因此至今我仍然不知。当然也有些传 闻，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没有根据，我也不在这里 写了。 我还接触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正在喜福 堂胡乔木那里工作，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 记钱俊瑞来向胡乔木汇报工作。（教育部部长是 由党外人士马叙伦挂名。）钱向胡汇报到北京大 学没有校长，校务委员会汤用彤本来是过渡性质 的，他离开后还没有适当的人来做校长，说这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时胡乔木讲，可以让陆 定一同志去。钱问：“可以吗？”胡乔木说：“可以考 虑。”我坐在一边听他们这一谈话内容，很是惊 讶。一个副部长，同下属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议 论研究正部长的工作调动问题，是很不寻常的事 情。 前几年，陆定一逝世后，在一个座谈会上，我 遇到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我问他是否知道胡乔木 想让他的父亲去北大当校长的事情。陆德说确有 这回事，而且胡乔木还为这事找过陆定一，征求 陆定一是否愿意去北大。陆定一很不高兴，回答 是：“我的工作由党中央分配”，没有再说第二句 话。 陆、乔间的尖锐矛盾是中宣部工作人员所 共知的事。两人之间是从来不说话的。陆定一背 后从来不提胡乔木的名字。那时我是中央宣传部 机关支部委员，陆定一夫人就曾以对我们机关党 支部工作提意见的方式，表达了对胡乔木许多的 不满。陆定一在一边还是一句话不说。 在这一时期，我实际上是在胡乔木领导下的 中央宣传部工作。 在胡乔木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那段时间 里，我记得有几件工作是我经手办的。一件事 是把陶孟和主持的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央研究 院的社会研究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 究所，调狄超白去担任所长。这件事我按照他 的意见办了。在这次改组工作中不考虑给社会 学这一学科的研究以什么位置，这是他的意 见，我照办了。对这一点他和我都是要负责 的。毛泽东似乎也有不承认社会学研究的主 张，当时胡乔木对我说过。“文革”后恢复社会 学研究，胡乔木和我都是积极主张的，但是那 时他和我都没有好好地回忆和反省当初的那 段历史。我始终不明白胡乔木同陆定一的关系 为什么搞得如此僵。 第二件事是要我兼管一下中国科学院的工 作，这个意见是胡乔木提出来的。我主持的政治 教育处本身没有这样一方面的工作任务的。他 对我说，党也应该去领导自然科学工作，你是学 自然科学的，你在延安也热心自然科学研究会的 工作。这个与中国科学院联系的工作就由你这个 处去进行吧。为此，1951年暑假前我就到清华去， 打算选一名大学毕业生到我这个处来。我选人的 办法就是要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支部开个应届毕 业生（限于党员）的座谈会。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党 要不要领导自然科学工作这样一个大题目让他 们讨论。当时艾知生开了名单，在他主持下挑了 五六个学生开了这个会议（参加会议的学生并不 知道我的目的）。我根据会上发言的水平选定了 何祚庥，调他到中宣部政治教育处做联系中国科 学院党组的工作。这是后来中央宣传部中一直有 管理科学工作机构的开始。我认为胡乔木的这个 主意是很好的。 还有一件涉及陈伯达的事。1945年我在延安 时，看到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他写的一篇 《近代中国地租概说》。我觉得他没有读懂《资本 论》里的地租论，就写信去批评他。他同我见面 谈话非常客气，承认自己《资本论》没有学好，说 我对他提出批评是对他最大的教育和鞭策，此 事终生难忘。但他把文章编在一起出书时却一 字不改，使我一下子——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 接触——看出他的虚伪性。后来到中宣部发现 于惠德和我有同样的看法（田家英也有这个看 法）。就在1951年胡乔木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 时，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陈伯达八大会上做长篇发言。那一天我和王惠 德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听见陈伯达在会上又 讲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小学生”之类的话 时，王惠德对我说：“听，又来了，‘小小老百姓’、 ‘小学生’都来了，真虚伪。”王惠德说话的声音 不大，却被坐在我们前一排的陈伯达的秘书听 见了，回去报告了陈伯达。在报告中这位秘书把 王惠德对我讲的话错说成是我对王惠德讲的 话。陈伯达听了之后非常生气。由于陈伯达不管 中央宣传部机关的日常工作，他就对胡乔木说 我们部里的于光远应该好好管一管。结果胡乔 木没有按照陈伯达的要求做。胡乔木根本没有 对我说什么。看来胡乔木对陈伯达也有看法，不 想管这个事情。 在这段时期印象深的就是这三件事情。在这 三件事之外，还会有别的事情。总之在这一段时 间我没有发现胡乔木有什么让我不满意的事情。 在那个时期对他有一点感觉——但不能说有 什么意见，那就是对让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 （叶永烈在写江青的历史时说她在“文革”前不过 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错了，1951年她就是电 影处的正处长，只是这个处很小，除她之外只有 两名干事：钟惦斐、叶遥和一个办事员）。江青在 延安和在中宣部都给我一个“贵妇人”的印象。我 觉得胡乔木对江青有一种特别客气的表现，使我 不那么舒服，不过我说不出有什么意见，只能说 有一点感觉而已。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我对胡乔木有比较好的 印象，比在延安青委时期要好得多。我觉得他对 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方面的事情比较了解， 我和他讨论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吃力，容易沟 通，有时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启发。那时候 我倒是承认他是自己的领导，我觉得从1941年到 1951年的十年中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了许多。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