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   老舍是否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傅光明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 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 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 烈的政治倾向”等等,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 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诺奖情结。这当然无可厚非,也无可赘言。本文在此试图挖 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 以讹传讹?   “老舍差点获诺奖”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 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 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 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 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 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 20多 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 先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6年 8月 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 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 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 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 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 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 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 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 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 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 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 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 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 他 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 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 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 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销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 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 1966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 1968年。我想,第一,绝没有可能把 1966年“原 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 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 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研究“口述史”再好不 过的范例。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 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这使有关的 人都有了编故事的嫌疑   为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 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 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 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 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 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 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 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时,舒乙还向我讲述了另一个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 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 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 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   可见,关于老舍差点获诺奖并非空穴来风。对于这个说法的详情,曾有不止 一家报纸引述舒乙的话作过报道。此仅举一家报载原文:“舒乙说,中国作为文 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 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 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 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 层层筛选,最后剩下 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 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 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 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 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 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 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 1966年 8月 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 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 4个 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 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 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 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 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 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 先生获得了 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 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 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 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 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写过文章记述此事。她在文中写到: 1980年, 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 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 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 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 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 若 “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 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 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 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 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 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 一。 [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 2001年 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 2000年第 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 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 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 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 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不断浮出水面,他们的记忆各有不 同   为写此文,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 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很快, 2005年 5月 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 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 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 词”。为保持信的原貌,特摘引如下(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 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 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 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 1978年或 79年”,而是 1981年 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 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 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 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 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 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 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 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在当时的几种杂志里,我只选刊登创作和评论的买来看。主要是《文学界》、 《新潮》、《群像》、《文艺春秋》四种。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界》曾把几个 人的随笔、回忆性短文集中发表在一个类似轻松沙龙的栏目里边。记得执笔者中 有崛田善卫,也许还有其他人。总之,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便将这 本杂志藏入书斋。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个月号,此外,杂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记 忆的《文学界》,已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手头有事,且认为什么时候要看,随 时找出来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没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时间可以确定,记得这篇 文章,是刊登在杂志的 11月号或 12月号,也许还要再稍晚一点。总之没有把杂 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 1981年和舒乙先生、 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 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 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 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 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 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 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 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犹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 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 12月), 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 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 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 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的“历史叙述” 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 1978或 1979年,而藤 井记得是在 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 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 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 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 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的。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另一个让“口述者”似乎感 到了“尴尬”的人证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 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而且是诺奖评委里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明报月刊》在 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同时,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 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 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 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 第( Pau l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 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 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 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 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 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 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 他的名字被选入了 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 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 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 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 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 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 “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 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 驻日大使如是说)。看来那惟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 1966年或 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 2016年或 2018年老舍去 世 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 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 “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 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的有关事项守 口如瓶。”   换言之,如果历史的档案文献验证了口述传说,那至少这段叙述老舍差点获 诺奖的“口述史”便是真实的历史,并为“口述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旁证提 供了实际的现实依据;而如果相反,则这段“口述史”便仅仅是流传民间的稗官 野史,又反过来为只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但 无论如何,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   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   然而,在目前尚处于没有“考古挖掘”作为旁证的阶段,心存“疑古”也还 是说得过去的。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 1956年至 1957年间的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I am not CaoYu,I am Lao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 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编者的脚注:“瑞 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 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 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 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 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如此看来,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 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 1956年至 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 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 19号的应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这又让我想到了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历史》一书中所说,他认为, 19世 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 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 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 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 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 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像力和创造力。”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 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 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 难以区别”。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 的。”   然而,我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因为 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 述’。”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先以“老舍 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 在的 “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 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 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 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 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 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 ’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 中生有’,进行想像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 ‘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 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 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 完全放逐。”   可是,就老舍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也有可 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 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XYS20050917)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