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中美传媒在相互“妖魔化”吗？ 　　——中美主流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对话录 (肖欣欣 刘鉴强) 　　编者按：2000年12月12日，“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与会的有中 美两国主流媒体的资深编辑记者、新闻传播界的专家学者和政府传媒管理部门的 官员。围绕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和中美关系问题，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从这 里节选的发言记录中不难发现，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但正是这种不同新闻理念和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却能给我们以某些启示。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 　　这是我们第一次请美国记者来清华大学参加自由的学术讨论。美国主流媒体 和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界同行能一道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代表清华大学国际传 播研究中心和传播系表示热烈欢迎。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当然，我们最 重要的任务是进行中国新闻教育的改革。清华大学传播系特别强调培养“下一代” 新闻记者。在清华大学传播系新闻学课堂上，我们大量地引用《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精读和泛读教材。在我开设 的《现代媒体新闻写作》课上，我每次至少引用一篇。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写作课 上，我用了《纽约时报》关于河南盛传艾滋病的报道，在课堂上引起热烈的讨论。 我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新闻写作课上讲这篇报道。当我与学生讨论文章的写 作技巧时，我发现有几个同学对这篇报道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篇报道是“妖魔 化”河南省，而其中一名强烈反对这篇报道的同学正是河南人。这件事使我想起 了“妖魔化”这个词。大约4年前，是我第一次把这个词用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 但是，现在“妖魔化”这个词已经被泛滥地用于任何负面的、贬义的报道。最初， “妖魔化”一词指的是那些让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种族上和文化上产生厌恶和 仇恨中华民族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支持西藏和台 湾独立的言论、把中国人形容成屠杀少数民族的法西斯的报道等。但是，我从不 认为报道和揭露中国的腐败问题、艾滋病问题属于“妖魔化”。 　　大约3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类似的座谈，和一些美国记者探讨有关中 美媒体和中美关系的问题。当时，美国记者们不很赞同我的观点。他们说记者就 是记者，不必十分关注两国关系紧张与否，那是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事。 他们认为报道中美之间发生的新闻是记者的任务，维持两国关系则是外交部的任 务。我希望在今天的研论中大家能各抒己见，进行一次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John Pomfret）： 　　首先，我认为美国媒体决不是一个一元化的统一体，决不只有一种声音。因 此，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有失偏颇。在美国，即使是在同一个新闻机构里， 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对李文和的报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3家主要报纸——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分别进行了不同的报道，产 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我们报社，评论部和新闻部在对待如何报道中国这个问题上 常常是不一致的。这种分歧是自然天成的，这两个部门之间没有事先协商，事实 上我们也不会去协商。我好几次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电话，他们要求我遏制一 下《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看来，连我们自己的政府都没弄明白 这些评论不是我写的，我没有权力去指手划脚。我想李文和这件事之所以闹得这 么大，是因为美国人天性喜好热闹。在美国，能引起百家争鸣，能引起大辩论的 新闻就是好新闻，而好新闻才能提高报纸的销量，从而实现商业利益。这恰恰就 是这个行业的经济动力，这一点很重要。 　　其次，做了12年的驻外记者，我深刻感到美国媒体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力被过 分夸大了。这并不是说我们毫无影响力。实际上美国媒体不是一元的声音，它没 有能力也不愿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它的基本目的是向美国人民介绍瞬息万变的 世界，瞬息万变的中国。 　　最后，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媒体，我想说我们一直受到外交家们的指责，而 且中美双方的政府官员、商人、学者对我们都是怨声载道，指责我们专门给中美 关系制造矛盾。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和美国本身： 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是超级大国。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有起有伏， 也许新闻只是反映了双边关系的这种状况。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我们一直听到美国媒体说不要高估他们对政策的影响，不要高估他们对中美 关系的影响。可是我觉得也不能低估媒介对形象塑造和对公众的影响。平常接触 美国人，一说起中国，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认识模式。他们的概念是从哪儿来的 ？大部分是从媒体来的。我今天想从两家美国媒体对江泽民的采访，来分析两种 新闻观。 　　两家甚有影响的美国新闻机构最近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两次采访，有趣 地显示出美国媒介对中国报道的差异。这就是《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 坦2000年5月7日和CBS“60分钟”栏目的华莱士于同年8月15日对江的采访。对两 位采访者所提问题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类美国新闻工作者在对待中国以及他们 的记者角色上的不同态度。一类比较现实，对待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 类则受对中国固有观念的驱使，仍未能摆脱陈旧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 　　首先，两位采访者都问到中国领导人的个人背景。鲁宾斯坦开门见山地就江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工程师背景发问：对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是如何 认识的？沿着这个思路，他后来追问江“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 中国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哪些好的新举措？”所以，他的诘问是为了了解 中国的科技战略。 　　相比之下，华莱士却以指责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来 挑战其个人背景，虽然他后来又说这是“改进中的独裁”。江当然对这种判语提 出反对，对此，华莱士坚持说，“在我看来，你好像是一个独裁者，极权者”， “有句美国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在 这里，对话的访谈性质转变成辩论。华莱士的访谈者角色也变换为审问者和法官。 我当然没有权力否认华莱士有和江泽民辩论的自由，但是我很想知道，CBS“60分 钟”栏目是以什么名义申请安排与中国国家主席的这次见面的，是采访呢，还是 辩论？如果他申请的是采访，那么华莱士利用这个机会把采访变成辩论，扮演法 官的角色，那就有悖于职业道德。 　　其次，作为有经验的记者，鲁宾斯坦和华莱士问的都是典型的难对付的问题， 都直指中国的体制。鲁宾斯坦想知道中国的年轻人是否“不能自由地参与同他们 的国际同行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且他们的出国旅行自由也受到限制”，中国的 教育体制是否“使得年轻人只是死记硬背前人发现的知识和文化”，这能否使中 国“在世界科学研究上领先”，“如何才能激发人们创造和创新”，江“对中国 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有何担忧”，“在促进中小学科学教育方面，应该支持什么 样的举措”，等等。 　　但华莱士的问题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当江泽民提到他在美国两党中都有 朋友时，华莱士插进来说，“所以你向两党都提供金钱竞选？”他还质问江：“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他们国家的领导，但你显然不相信由中国人民选出你们的 国家领导？”“为什么中国是一党国家？”“你们迫害了一个叫做‘法轮功’的 团体。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你们如此担心‘法轮功’，需要虐待、逮捕、杀害‘法 轮功’学员，这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政府是否迫害基督信徒？” 　　如果说鲁宾斯坦的问题是据实发问，那么华莱士的问题则缺乏根据，比如“ 你向两党都提供金钱竞选”。华莱士有什么证据证明江向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哪个 候选人提供过金钱？所以，我们说有两种强硬：负责的强硬和不负责的强硬。前 者，以鲁宾斯坦为代表，是为了更深地挖掘事实，追求真正的新闻。华莱士的言 论所代表的不负责的强硬，不是为了了解事实或交流，而是为了向被采访者挑衅， 给其抹黑。这些区别的确代表了美国媒介对中国报道的两种不同派别。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Erik Eckholm）： 　　你好像不太喜欢我的朋友华莱士。当然，即使是美国人也并非个个都喜欢华 莱士的风格。但是你的发言使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印象中中国政府对这次采访还 是挺满意的。一个像华莱士这样的人尖锐地质问：“你是不是个妖怪？”这在我 们美国新闻学中叫做“垒球”，比较容易打中的软式棒球。这等于给了江泽民一 个难得的机会来向美国人民阐释中国人的观点。实际上，每次江泽民来访问美国 时都会举行记者会，记者们什么都可以问，这种机会在中国很罕见。而江泽民很 懂得如何应付这种场面。美国人惊讶于他的活跃和机智，发现他并非如想像中的 乏味。其实，很多美国总统没他做得好。他们见记者前都得先把答案背好，否则 便不知该如何应对。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我理解是江泽民他们故意让节目做得比较尖锐，这样他们才容易为美国观众 所接受。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我觉得这个节目做得很成功。优秀的政治家是欢迎尖锐的提问的。克林顿总 统访问北京大学时，学生们问了他很多颇有敌意的问题，而他表现得很出色。其 实，那些问题我们早就想问他了，我们做记者的只要求得了满意的答案就不会故 意地咄咄逼人，而会比较有耐心，我们需要彼此体谅。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我认为有挑战性和有敌意是不一样的。北大的学生不过是问了些具有挑战性 的问题。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Erik Eckholm）： 　　的确，很多美国人都指责美国媒体有时候对政治家很不注意礼节。我们对此 也在辩论不休。尤其是尼克松总统时期，CBS的记者那些惹人恼火的提问连美国人 自己都觉得太过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林少文： 　　我基本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只要比较机智，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对付的。越 是挑衅的问题，越是能使回答问题的人体现个人的才智，回答好了会使提问的人 而不是回答的人感到尴尬。但是，有些矛盾是由误会引起的。比如“民主”对你 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不同的语言里这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在英语里，“民 主”指人民可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而在汉语里，“民主”的含义要广泛得多。 那么“独裁”呢？汉语和英语的含义也是不完全一致的。美国媒体是如何理解这 个词的呢？中国媒体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所以，我建议下一次座谈的题目可以改 成“中美媒体和中美关系”。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Erik Eckholm）： 　　在美国，新闻不仅指总统或者官员发表的讲话，而且还包括记者在新闻写作 中自己的判断，因此报纸才会各不相同。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变好还是变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等等。即使在中国，西方记者也是如此， 因此中国政府对我们不是很满意。有人经常指责我们的报道总是负面的，他们问： “你们就不能作点儿正面报道吗？”通常很多的中国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并没 有全面地看待我们驻华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一篇关于外交政策或批评中国政府、 批评人权状况的文章就会被传来传去，中国外交部就会有所反应。而我们那些关 于中国婚礼习俗、胡同里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在公园组织合唱团这些很正面且富 有人情味的报道却被忽略了。很多中国人以及专家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对 中国的报道是多角度的。我希望你们在作分析的时候，要注意到报纸的各个部分， 如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我们的报道主题包括很多方面。我反对单纯用“正面” 或“负面”来考虑问题，也反对仅仅以“中国的朋友”或者“中国的敌人”来判 断一个记者。关键是这篇报道公正不公正，是否公正地描述事实、解释原因、体 现出中国老百姓和官员的观点。我很同意潘文的观点，媒体在两国的作用都被夸 大了，而我们彼此又怀有很深的成见。我要强调，我们的报道不是宣传品，不能 报喜不报忧。没有人会相信一切都是完美的，你们有的一些问题，美国也有，例 如犯罪、毒品……但是你们从来不向外国记者承认毒品问题，因为这有损于中国 的形象。但是承认中国有人吸毒就很丢脸吗？世界上许多国家像美国、英国、巴 西都不避讳这个问题，并且报道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承认“我 们的确有麻烦但是我们能好好处理”更有利于自己的形象，这才是正确的面对问 题的态度。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其实，对于《时代》周刊来说，这些年来有一些变化，报道的真实度不是由 纽约的编辑部来决定，现在我们更依赖于有经验的驻外记者。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殿求教授： 　　熊蕾女士说近两年来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比以前客观了，而这些报道大部分 来自驻中国的记者。这是不是因为驻中国的记者对中国了解得更多一点，更客观 一点？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我想和在座各位研究媒体的专家探讨一个问题。我认为美国媒体的驻外记者 的任务无非是采访和报道。例如驻华记者，我们采访政治、经济、商业以及社会 新闻，并且遵循着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觉得中国相对 其他国家受到了任何不公平的对待。你们不妨考察一下美国媒体与自己政府间的 矛盾，考察一下克林顿总统行为不端被媒体曝光的情形。不知道各位专家在研究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没有顺带对比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报道，看看有什么区 别？ 　　作为一名通讯社的记者，我不能决定我的报道会在哪里出现。但是有争议的 新闻的确有助于提高报纸的销量，同样，那些不引起争议的报道很快被人们遗忘。 当我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比如中国使馆被轰炸后北京爆发的示威游行，我写的 有关报道会发表在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假如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出版业的报道， 当然也会被发表在美国报纸上，但是没有很多人会注意它。媒体是商业行为，这 一点很重要。尽管我们必须忠实地报道新闻，但是编辑们要把新闻编辑成读者爱 看的报纸，发行商要把报纸卖出去，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中国政府官员都认为中 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常常通过电话，或者当面批评我们的报道。但是， 中国政府本身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应该给予我们通畅的消息渠道，让我们 可以接触作决策的官员。前几年，外交部设置了每周为我们提供新闻简报的国际 新闻中心。但是我们在那里得到的信息和官方公开发布的一模一样。外交部官员 或者其他官员在那里说的话在别处早已说过，在引用他们的讲话时，我们仍然不 能公开他们的名字。我们不明白政府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难 以正常开展。 　　国家外文局原局长林戊荪教授： 　　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看法，另一方面 美国记者也可以知道我们对他们所写报道的评价与反映。我认为他们在中国采访 的面窄了一些，他们也可能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我同意李希光教授的说话： 对中国的“妖魔化”是存在的。美国的记者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的 记者、老百姓和官员都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跟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差别有关系， 甚至跟林少文所说的语言的含义的差别也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和在华的 美国记者多接触，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想法，也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我认为这 种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多沟通。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 　　两个星期以前，我在香港访问，那里的一位台湾记者说，“在很多年以前， 台湾也存在被美国媒体‘妖魔化’这个问题”。问题是，媒体丑化和“妖魔化” 的性质是不同的。比如说台湾，美国媒体过去对它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批评的 同时，台湾继续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中国大陆在经过媒体的“妖魔化”之后， 特别经过像李文和这样的事件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不会增强，只会削弱。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报道才构成“妖魔化”？并不是所有的负面报 道都是“妖魔化”，关键是那些涉及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负面报道。 　　新华社高级记者严文斌： 　　前几年我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故意不去读中国的报纸。 结果逐渐发现美国的媒体说得有道理。等我回过头来再来看中国的报纸，发现还 是中国的报道更有道理。所以说，媒体不管对每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还是中美关系， 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平常见到的很多欧美人，如果是到过中国的，会对中国 非常友好，非常客观。因为他们不是通过媒体，而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认识中 国。这说明美国媒体的报道负面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 西藏问题等等。如果经常报道这些，就会对人形成很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欧洲 议员团来华访问，我与他们讨论“法轮功”问题时，发现很难与他们沟通。另外 一点，媒体要有卖点，要有吸引人刺激人的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媒体报 道的“妖魔化”。在这方面我们记者是有责任的。我想，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宣 传”和“美国偏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经常思考这一点，因为我所做的工 作就是向海外读者报道中国。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过去5年里，中国媒体有很大的进步，为我们的报道工作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 这是个很好的趋势。我希望看到中国媒体在报道上更加独立。最近中国媒体对美 国大选的报道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闻事实，有助于中国人民了解我们的选举 程序。但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的评论，我希望看到文章说：“瞧这个所谓的西方民 主是怎么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类似的评论文章在 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中国的媒体比较客观，但我也想看到一些主观的东西，比如， 有的人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多么生机勃勃，他们民主能解决矛盾，美国人多么 信任这种政治制度”；有的人说：“这也配叫做民主？他们竟然连自己的总统都 选不出来，还敢对别人的民主指手划脚。”我很希望见到这样的文章。中国的媒 体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希望你们的脚步迈得更大些。 　　另外，我想谈谈美国的新闻输出。电视网应该说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电视传播依靠的是画面，如果屏幕上没有画面，他们无法向受众进行传播。CNN的 观众不会满足于看着播音员的脸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新闻，他们要看到新闻画面。 比如，观众想看到“法轮功”教徒，看到他们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被逮捕。而在中 国拍摄到这些镜头是很困难的。方才李希光提到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道，我们的 记者也去了河南，可我们的采访却一直受到警方的阻挠，他们甚至没让电视台的 记者下火车。电视是依靠画面进行报道的，它越是难以拍摄到新闻，它对中国的 报道就越是难以保持公正。如果有比较通畅的信息渠道，进行客观报道就容易得 多。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新闻杂志不像报纸那么看重新闻报道，而更多的是报道社会事件。新闻杂志 里的评论比报纸要多，我们对新闻的报道方式也不太一样。媒体对新闻报道采取 的不同方式各有千秋。正因为如此，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是五花八门的。刚 才一些发言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你们对这几年美国媒体的报道似乎比以前要满意。 但是我们这些记者始终都在这里，没有改变。虽然现在驻华记者的汉语比15年前 要好得多，但是他们是不是就比较有经验和比较有资格了呢？我看未必。因为中 国也在变。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生乔沐： 　　如果说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话，那么美国对台湾，对泰国，对苏联 和日本都有过“妖魔化”。另外，不要夸大媒体的作用。说到“妖魔化”，最近 美国有人提出，中国也存在“妖魔化”美国的问题。从国际关系来看，最重要的 不是媒体如何报道，而是国家利益。再说媒体也是在变化的，例如1993年中国申 奥的时候，美国媒体是极力反对的。可最近以来，美国媒体的态度变了，有一家 大报还用一整版来客观报道中国申奥。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你是在比较我们对中国前后两次申奥的报道。其实，中国只是现在比1993年 更具有申办奥运的实力而已，并不是我们的报道方式有了什么变化，变化的是中 国。我们的报道只不过反映了中国的变化。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关于“妖魔化”的问题，我不同意乔沐的观点。不能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也 进行了“妖魔化”，就说“妖魔化”中国是对的。再说中国对美国“妖魔化”的 问题。中国的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总体上是很客观的，你看这次美国大选，中国媒 体报道的基本上是事实，而很少有引导性的东西。至于科技、体育和生活方面的 报道，那就更客观了。科恩所说的中国“妖魔化”美国问题，所指的只不过是《 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美国威胁世界和平，这也是事实，因为美国 在世界各地有大量驻军，军售和军费开支数目大得惊人。报道这些怎么就成了“ 妖魔化”美国呢？ 　　国家外文局原局长林戊荪： 　　我们必须弄清楚，批评不是“妖魔化”。这是不同的概念。 　　《中国日报》评论部主任谭宏凯： 　　关于那篇文章，我想说明一下。这篇文章还是很讲道理的，至于说引人注目， 是因为标题做得太醒目了。其实这个标题不是中方人员做的，而是外国专家做的。 很多人也许会猜测文章的背景，其实没有什么背景。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媒 体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其实媒体的报道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中国的报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小，但是，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对政策的影响 要大得多。 　　新华社记者黄燕： 　　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我认识很多美国人，我发现，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 时候，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但是，当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时，我们立刻像 成了敌对双方一样。我们一直在学习美国人的优点，比如我们正从美国人那里学 会用一种更易为人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批评。但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正在调换位置， 我们逐渐学会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而美国媒体却好像不是这样。前两天我注意 到故宫里新开设了一个星巴克咖啡店，于是就让北京分社的记者写了篇稿子。在 发这篇稿子之前，我们的记者也有争论：如果故宫里能够卖咖啡，那么麦当劳为 什么不行？肯德基为什么不行？如果这样下去？故宫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尽管如 此，我还是只把事实报道了出去，并注意了平衡，只想把这件事摆出来让大家知 道，而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进去。过了不久，我就看到了美联社的相关报道。 如果我事先没有采访过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相信了你们的报道。但我发现很多问 题被你们误解了。在你们的报道中，事情变成了中国阻止一个美国来的咖啡店在 故宫里开张。从这件事让我看到了美国媒体的偏见。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我想我们不应该彼此冷漠，但是面对工作我们应该排除私人感情，保持公正 的心态。我不准备回应您对美联社这篇报道的批评，因为我还没看过。一般来说， 我们的报道是遵循一定的原则的，其中之一就是客观。尽管我们都知道绝对的客 观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要尽量接近客观。刚才你们提到批评和“妖魔化” 的区分。的确，批评是有益的，尤其对记者来说，我们报道人民关心的事实，我 们很可能在报道中出现错误。批评帮助我们时刻注意改正错误。我采访时常常听 到人们说，你们对中国友好或者不友好。这些是他们的价值判断，但我在工作中 必须完全避免这些价值判断。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我的看法和韩村乐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客观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希望 我的文章是主观的。如果你读过我在《时代》周刊上的所有文章，你应该能了解 我对中国的看法。当我们收集素材时，必须以客观为标准；当我们下结论时就应 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与不同的观点讨论，假如这些观点很有道理，我们就 接受这个观点，作出结论。文章是否客观公正不能成为判断文章好坏的唯一根据。 纯粹的客观是难以实现的，所谓的客观总是难免有主观色彩。我的文章里有我的 主观看法，但前提是收集资料的过程是客观的，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公正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林少文： 　　当美国媒体选择对中国的报道时，我们指责他们有选择性。但是，什么样的 新闻具有新闻价值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我们报道中国的进步，他们也报 道但很少；我们报道中国好的方面，他们也报道但也很少；而中国坏的方面正是 他们的所谓有争议的刺激性的新闻却很多，这些新闻能提高报纸的销量。这就带 来了选择性的问题，带来了新闻价值的问题。我们不是很理解美国媒体的选择标 准。美国媒体是不是太受消费者的影响了呢？同时你们又在影响着你们的消费者。 于是你们不断地去迎合热衷于中国负面报道的读者。你们引导着市场，反过来市 场又引导着你们。如果我们的确是对负面报道过分敏感，那么你们就应该在报道 中稍微注意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对今天的主题感兴趣的原因，我准备做一期题为 《我们是否互相“妖魔化”》的节目。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媒体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媒体在塑造形 象和引导舆论方面的作用。比如对魏京生的报道，一开始，你们把他塑造成民主 英雄，现在，在美国媒体上，他又什么都不是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蕾： 　　有的发言提到富有争议性的新闻能提高报纸销量。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尽管 媒体也是企业，但是我们的运作应该建立在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对我来说这就是 客观和公正。记者不能为追求争议性和刺激性而写作，必须考虑到报道在读者中 造成的影响。但是，美中关系并不被媒体所左右，决定它的是国家利益。不过， 媒体还是能制造一种环境，记者可以在其中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记者，我们有这个责任。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听起来好像我们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一心想着发耸人听闻的报道，没有什么 责任感。其实，只要了解稍微深入一些，你会发现我们都很喜欢在这里工作，我 们和中国人相处得很好。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职业道德，公平地说，我们是有 所不同。一些中国记者和新闻官员常常私下里跟我说，中国的媒体是政府或者说 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记者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利益。而我们的理念不是这样的，虽 然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也希望美中关系保持良好的态势，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美 中友好而进行报道的。你们常常谈论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我们感到难以 理解，媒体怎么可能在受政府官员领导的情况下再去监督他们呢？美国人关于媒 体功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杨锐： 　　我想在座各位没有能够非常自信地说自己是绝对公正的，不可能有。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客观公正。我们至少都有个人的成见，当然还有对新闻的炒作，商业 利益，意识形态利益，个人的兴趣，老板的趣味爱好，等等。所以我希望美国的 同行们不要对自己的客观公正过分自信，好像自己做得很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不要低估了中国同行对你们做法的判断。我的看法可能比较尖锐，但是我非常自 信我谈的都是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程曼丽教授： 　　我们有一份杂志———《国际新闻界》，我们在致力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同 时，更多地关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所以我非常赞赏这样的交流，它使 我们能够互相沟通，互相学习。我认为，刚才有人提到的美国媒体对其他国家的 非议确实存在，如对加拿大和意大利。但与对中国的报道相比，程度还是有所不 同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总是围绕西藏和台湾大做文章。我在想，中 国这么大，有那么悠久灿烂的文明，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报道的事情很 多，为什么你们却很少报道呢？传播学中有议程设置理论，将一件新闻放在头条 还是放在二条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问美国的朋友们，你们在处理新闻的时 候，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样的取舍？ 　　国务院新闻办国际局局长顾耀铭： 　　刚才《华盛顿邮报》的潘文先生讲到不要高估媒体的作用，对此我不能同意， 你们太谦虚了。尤其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两份报纸，对美国的政 策，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大。你们的报道和社论在美国的舆论中 起着领头羊的作用。这几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发生了几个变化：一是数 量上的增多；二是重点有变化。过去的重点是政治，而报道的范围比较狭隘，往 往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这几年范围大了，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第三，态度上比过去较为客观了。客观并不意味着没有批评，我们并不是要你们 只说中国好话。你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事情进行批评，只要讲得有道理，对 改进工作有好处，我们是欢迎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比过去更加开放了， 给你们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比如这次江主席接受华莱士采访，在采访之前， 江主席让我们告诉他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这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对于外国 记者的态度有了变化，你们的态度自然也有了变化。第二，发展中美关系，对中 国有益，对美国也有益。在这几年的中美关系发展中，你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 你们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第三，美国读者的兴趣也促使你们的报道更加客观。很 多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中国原来跟你们报道的不一样。这样的反映我们听 到很多，包括一些美国议员。美国的记者不怕总统，但怕老板。对总统可以骂， 但一旦得罪老板，饭碗就保不住了。为了争夺市场，美国的报纸老板很在乎读者 的反应。有些报社只要有三封来信批评一篇文章，就要把这些信登出来。这就迫 使记者在写报道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读者会怎么认为。如果会引起读者反感的事， 你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现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美国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都认为你们负面的报 道太多了。为什么呢？一，中国还不够开放，给你们提供的采访自由度还不够。 我们将会逐步开放，给你们提供更多的新闻发布和采访的机会。二，意识形态的 差别。你们从小受的是反共教育，因此一提“共产”这个词你们就想到独裁和残 忍，中国共产党要给人民办好事，你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同时你们也分不清中国 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区别，往往认为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还有一点， 美国人往往自高自大，认为你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你们对待发展中国家 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不会设身处地地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曾 问过一个美国记者：“说心里话，你对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印象？”他说：“我们 可怜你们。”他的话代表了一些美国人的心态。如果你们带着这种心态来报道中 国，在你们的报道中自然会流露出一种歧视。正因为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你们对 中国的负面报道还是很多。当然我们不是怕批评，我们承认有不好的地方，不然 就不需要改革了。但对这些问题怎么看？我认为应该更客观一些，要从中国历史 发展的角度去观察，而不是用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去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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