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总关情 －－丁玲的爱情之旅 ●黄昌勇 　　现代著名女作家丁玲一生两度入狱、几番沉浮的坎坷经历 常令人扼腕唏嘘，而伴随作家一生，给她带来欢欣与愁苦、幸 福与磨难的四次婚恋情感历程也值得我们去追思…… 　　纯洁之爱，漂泊者的际遇 　　1921年隆冬，湘西常德。17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回来的 王剑虹，他们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和未来，在母亲的支 持和王剑虹的鼓励下，丁玲决定放弃即将获得的中学文凭，向 广阔的天外世界飞翔。第二年春天，她随王剑虹一起来到上海 进入由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现实和理想往往有一段距 离，丁玲与王剑虹不久就离校漂泊到南京。这时，他们结识了 共产党人瞿秋白，并在秋白劝说下，重返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 学系。秋白与剑虹很快相恋而结婚。不幸的是，王剑虹不久就 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去密友的伤痛、满盛着近两年来左冲右 突的伤痛和失望、苦闷和忧伤，离沪赴京，准备进入学习空气 较为浓厚的学府深造，时值1924年夏。 　　到北京后，丁玲与女友曹孟君一起住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 个补习学校里，准备投考美术学校。由于当时曹孟君与流寓北 京的文艺青年左恭恋爱，丁玲常随她一起到左恭所居住的公寓。 当胡也频与左恭成为熟人后，很自然地与丁玲相识了。他们相 识在1925年春天，丁玲后来投考艺术学校没有成功，就搬到西 城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住下。她曾到一个画家私人画室里 继续学习绘画，然而最终也没坚持下去，后又准备到法国寻找 职业，由于母亲和朋友都持反对态度，也未成行。在这毫无希 望的蛰居生活中，丁玲回想这几年来飘飘荡荡的生活，逝去的 朋友，远在湘西的母亲及早亡的弟弟，引起她无名的感伤和惆 怅，也常常一人独守静思、痴坐痛哭。就在此时，胡也频这个 极富热情正做着文学之梦的流浪青年正在向她的心灵走近。当 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一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 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托人送给了丁玲，表达自己的爱情。当时，正处在极为苦闷状 态中的丁玲不可能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几次交往之上。在无路 可走的情况下，丁玲于4月25日曾写信给鲁迅，陈述了自己的境 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 行的道路。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 是沈从文化名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 不堪，几乎绝望了。恰值这时王剑虹的父亲正准备回湖南，就 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处在失望和苦恼中的丁玲就在繁花似锦 的春天离开北京。 　　回到常德母亲的膝下，栖息在作为校舍的庙宇里，丁玲像 一个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用极其复杂的心情反省着几年 来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以及她曾有过的向社会的出击和进取、 颓丧和感怀。她痛觉愧对母亲的厚望，虽然回到了亲人的怀抱 有着诉不完的抑郁和忧伤，但一颗心却仍然彷徨在高山峡谷之 间，奔腾在长江大河之上，她仍要重鼓翅膀，奋力飞翔。 　　就在这寂寞而又温馨的夏季，有一天，突然听见大门咣咣 的响，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都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 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丁母惊诧这是哪里来的访问者；丁玲诧 异这个在北京刚刚见过几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为什么 远道来访。更使她们母女惊异的是，这个青年除一套随身换洗 裤褂外竟孑然一身，就连乘车而来的人力车费也是丁玲代为付 给的。 　　这个青年，就是已深深爱上了丁玲的胡也频。 　　原来在送去花束之后没有得到回音的胡也频已陷入了痛苦 的烦乱之中，当他得知丁玲不辞而别，南下常德的消息后，就 再也按捺不住一颗跳动而慌乱的心。他不顾一切，星夜兼程， 跨长江，渡沅水，风尘仆仆，追随着自己心爱人的踪影。 　　丁玲母女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勇敢、热烈、执拗而穷困的青 年。从这时，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 痛苦经历。湘西僻远的常德、空旷静寂的庙宇，消了都市的烦 闷和喧嚣，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的栖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 迤逦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相伴相随的脚印。静谧宁馨的 夏夜、群星闪烁的天空、淙淙流动的江水，都给年轻的诗人以 丰富的灵感和无限的遐思，他挥笔记下自己心灵的颤动，流溢 着自己对爱的热切渴慕和求生的苦恼痛楚。从这里，丁玲得到 了丝丝缕缕的慰藉，也看到一颗明亮热炙而又坚强执著的心灵， 也感到这一颗心由于长久的流浪所带来的刺痛。 　　共同的理想追求、对社会的鄙视，特别是两个相似的别乡 离井漂泊异地的感怀，使两颗心渐渐地融化在一起。常德，只 是他们暂避风浪的港湾，他们仍要飞向社会，走向洪涛阵阵的 人生旋流去搏击奋斗。这样，在1925年中秋，是红叶飘摇的季 节，北京香山碧云寺下又重见丁玲与也频相依相随的身影。 　　丁玲和也频都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虽然生活 在清苦岁月里，爱情生活既有甜蜜的温柔，也有浪漫的诗意。 当时沉醉于爱河，饱饮爱的醇酒的胡也频只打算做中国的雪莱， 用自己多情的彩笔构筑起一座座美的世界，来献给他年轻的爱 人。而丁玲也沐浴在爱的温氲中，除了每日三餐，盐油米柴的 准备外，还有几部翻译小说也构成她生活的一部分。 　　要爱，首先必须生活。当他们生活难以为继，当他们眩惑 的情感涌浪平息之后，面前耸立的仍然如同从前一样的一个沉 闷窒息的北京古城和荒凉冷酷的人生事实。他们不得不从山上 搬下来，重又过起蛰居流寓的生活。此时，胡也频的作品小说 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已能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镌》上面 世。后来，靠着对文学执著的勤奋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一位 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北方寂寞的诗坛造成一种新的 趣味，在风格方面，被当时称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并且， 他以其横溢的才华，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费 收入很微薄，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 　　繁重的物质生存压迫并不能遮掩丁玲与也频爱情生活的光 彩，住在香山时，由于二人不善理财，常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 这时，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当一些衣物 以解燃眉之急。有时两人下山虽是为筹措伙食，但却常常走到 半路忘了这件事，因为关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 常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 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那时，丁玲有一女友杨 没累，与丈夫同居四五年，直到病逝，人还未曾有过夫妻生活， 别人都认为这不可理喻，丁玲却与人说，自己相信并认为这是 很平常的事。由此可见，“五四”时代女性对爱情的理想色彩 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事实上，这“很平常的故事”也就发 生在她与也频纯洁之爱之间，她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说：19 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 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 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 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 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 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 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 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 了保持自由的幻想。 　　丁玲说1928年，由于责任感的加强，对自由的幻灭，她才 决定与也频白首终身。事实上，在此前，由于第三者的出现， 她与也频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波折。 　　精神之爱：“湖畔”诗人的出现，在丁玲情感海洋上掀起 一股汹涌的激浪 　　求生的奋斗不能抹去他们纯洁之爱的光泽，但是大时代的 印痕却深深打烙在两人的心坎上。丁玲和也频蛰居在苦闷荒凉 的北京古城，面对南方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抑 郁和烦闷渐渐笼上他们生活的星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给丁玲以极大的震动，这时， 他们虽然想到南方，但已经迟了。丁玲恨死了北京!形式上她很 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她 精神上痛苦极了，她要拿起笔，诉说自己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 孤独灵魂的倔强和挣扎。事实上，几年来闲暇的生活中，她一 方面受胡也频的濡染，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滞居在北方的文艺 青年的影响(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鲁彦、凌叔华、庐隐、戴望 舒，当时他们都有过交往)；百样的人生的冷静观察，都使她心 灵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内心，写自己 以外的人和事，已是自然而然的了。 　　就这样，在1927年冬，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在 一大堆来稿中惊喜地发现一篇属名丁玲的小说，在12月份的《 小说月报》上，人们读到了丁玲创作的《梦珂》，第二年春， 同样是在头条位置上，又出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整个文坛震惊了，人们惊异这横空出世，才华横溢的文学新星， 到处打听这丁玲是谁?丁玲就这样在寂寞、苦闷中走向文坛，在 文学大千世界中寻找出自己的一个角落。胡也频极为爱护丁玲 的创作，他不但鼓励她，而且一个人承担着生活的负重，不致 使丁玲的创作心境受到影响。所以当丁玲的第一部小说结集出 版时，在后记中丁玲说：“不敢说是便把来献给我的频……但 为了他给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勇气，我愿做为了我另外的一部 分，在频的心上，是奢望盘据一个地位的。”就在1927年冬， 丁玲正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也频的文章也有了较 多的出路，稿费收入比以前增多。面对漫漫前路，他们没有别 的选择，只打算积蓄一些钱后到日本求学。要去日本，需先学 日语。这样，通过好友王三辛的介绍，冯雪峰来到他们居住的 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誉享文坛， 这时他还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独特 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将外面的大千世界带进这一 沉闷窒息的小屋，时正处在苦闷彷徨的丁玲来说，无异于是一 股清新的气流，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 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 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 的一些寂寞的情怀。 　　十几年之后，丁玲是这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 谈及当时的情形：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 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 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 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 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 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 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也 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 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 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是我所爱的，无论他离开多远，这个事实可永 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所以我 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 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对他都保守了 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 　　丁玲上述坦率地关于三人关系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风波 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雪峰的 退避和也频的谅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恪守， 而主要是不忍破坏几年来与胡也频建立的“坚固的情感联系”。 这种铭心刻骨的爱的不能实现，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复活之爱：胡也频血洒龙华后 　　三人风波平息之后，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由于当时革 命文学内部论争正盛，他们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文章上。不久 即与沈从文一起在萨波塞路２０４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 版文艺期刊，期望以文学的业绩构筑理想生活的大厦。这时， 由于受普罗文艺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的思想逐渐左倾。 　　１９２９年底，红黑出版社倒闭，为了还债，经过陆侃如、 冯沅君夫妇的介绍，胡也频于次年春即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２日， 离沪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本来，他们约好，一个人在济南教 书，一个人在上海写作。然而，这样的分离，年轻的妻子却安 不下心来，当天晚上丁玲便给也频写了信。次日夜又写了第二 封，未完，２４日中午、晚间续写。不久，又写了第三封。加 之当时远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两人分离，丁玲遂于一个月后 也赴山东。由于他们在济南高中宣传普罗文学、宣讲马克思主 义，招致国民党山东政府的通缉，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他们 逃回上海，并于５月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由于当时丁玲已有身孕，故没有参加实际活动，但她却用 自己的笔与“左联”取着同一步调，由于胡也频把精力主要用 在革命活动上，他们的稿费收入明显减少。１９３０年１１月 ８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林），出院后他们 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饭。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 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胡也频不幸被捕，“左联”和丁 玲本人经多方营救，终未成功，２月７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残 杀在上海龙华荒郊。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没有丝毫的畏惧， 她同沈从文一起将尚在褓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回湖南母亲处抚育， 只在家里呆了三天，旋即返回上海。她多次发表演讲，驳斥一 些反动小报关于“丁玲终日以泪洗面”的谣言，大声疾呼：“ 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 捏着一把火”，丁玲冒着危险，出版也频的遗著。她说：“悲 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 　　与也频数年的同甘共苦，使丁玲很快地走向革命的道路。 烈士的鲜血，则更进一步使她坚定起来。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 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 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 丁玲没有任何退怯，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把复仇的怒火，凝 注笔端，喷向敌人。 　　在胡也频牺牲后，雪峰来安抚过丁玲，随着丁玲参加《北 斗》编辑工作，她与雪峰又有了过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 情又复活了。丁玲在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１日和１９３２年１月 ５日曾写过两封信，向雪峰倾诉她的爱情和苦衷： 　　我不否认，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笔者注）的，不过 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 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 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 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 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 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到我们是一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 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看到你，使我不能离 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 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 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 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总之，后来不必多说它，虽说我 自己也是一天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容易太自 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 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 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 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 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 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写的是给雪峰，但只把痛 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没有将信递给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 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四十年代，在重庆的雪峰，写信给丁玲说他永远注视着她 的创作。事实上，雪峰以其理论家的敏锐和对丁玲及其创作的 特殊呵护每每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他都撰文给予极为中肯 而又实事求是的评品。 　　我们不讳言革命者个人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丁玲和雪峰这 种崇高的情怀，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准绳的态度足以令我 们深思和钦慕。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 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那时上饶集中营的军统特 务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从浙江义乌农村抓来的私塾先生模样的人— ——冯福春，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被中央派往上海 办事处任副主任的中共要人———丁玲几年没有见到的冯雪峰。 　　自然之爱：一个陌生男人向她走来 　　胡也频的牺牲，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没有轰毁，桅杆坚挺在 暴风雨中，生活之舟却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丁玲在致友人 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 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 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天，雪峰通知她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要 访问她。史沫特莱要她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先过来找丁玲，约好 见面的日子。这位身材适中、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 年，就是年仅２６岁的冯达。当他将丁玲接到摩西路与史沫特 莱娓娓而谈时，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 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 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 富于传奇色泽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 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 　　无论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 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 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 　　对于冯达，丁玲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 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 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 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 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 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 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 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 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 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 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 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 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 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 楼亭子间。这年１１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 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２０元房租，和楼 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２０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 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 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们东往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 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这时，丁玲已将儿子祖林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抚养，由于 他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２５元房租。生活 仍很清苦。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 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丁玲当时谈到自 己对“爱情”的感觉：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 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２５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 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 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 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 连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 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约稿、看稿、 选稿、讨论……在忙碌中感到充实了。她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 投入到刊物中去，自己也从“北斗”中得到启明——— 　　１９３２年３月，丁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０年 前丁玲辞母别乡，是希冀飞向广阔的天地自由地飞翔，她南北 奔走、挣扎、苦斗，经历和体验了种种人生的坎坷和幸酸，经 过１０年的探索和苦考，她终于投入了党的怀抱。 　　浩劫！在魍魉世界中的情感历程 　　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 　　丁玲在昆山路租界寓所失踪了。 　　上海滩被这条爆炸性的新闻搅得一片哗然。文化界、妇女 界一再发出呼救书，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宣言，宋庆龄、 蔡元培、杨杏佛为人权被践踏而提出强烈抗议，租界捕房也抗 议当局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胡适质问此事，上海市长 吴铁城只能复电坚决否认丁玲被捕的事实。稍后，由楼适夷主 持、众多知名人士参加的营救委员会成立，国际友人巴比塞、 罗曼·罗兰、久古里等从美国，从法国，从世界各处发来声援 的快电……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原来，１３日晚冯达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走到 弄堂里，对着他们两人临着弄堂的窗口喊了两声，只见亭子间 里灯光摇晃、脚步声很杂乱，冯达知道情况有些异常，转身就 走，他发现后面已经跟上了“尾巴”，他换了几次车，不想还 甩不掉尾巴，这可能就是出了问题的信号，不能不小心。于是， 当晚他与丁玲约定，第二天１２点前都回家，如一人未回，另 一个就要立即离家，并转告组织和其他同志。第二天早晨８时 分手时，冯达还是决定去看那两个同志是否出事，否则他们的 组织关系就会丢掉。丁玲这一天正要到正风文学院一个文艺小 组开会，还绕道到穆木天、彭慧夫妇那里，特意告诉昨晚发生 的情况，让他们有所准备。１１点半，丁玲回到家中，冯达果 然未归，她预感到情况不妙，正在清理东西时，潘梓年来了， 他不慌不忙拿起桌上的《社会新闻》坐在沙发上看，丁玲反而 不好再催他走。潘梓年是丁玲入党的主持人，老成、稳重的外 表下显出长期的地下工作养成的机敏。丁玲已习惯于东藏西躲， 经常搬家的地下生活，他们就是在动荡不安、精神处在警戒状 态中求安静。１２点过了，丁玲应该离开住所的，可是，她仍 未催潘梓年离开。 　　一会儿，楼梯上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丁玲想到：不好 了。三个陌生人推门猛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为首的是已叛变投 敌的公安特务督察员马绍武，几分钟后，又进来两个人，其中 一个即是曾在《真话报》工作过、到过丁玲家的胡雷，丁玲仍 认得出他，胡雷见到丁玲，现出异样的神色，对丁玲点点头， 就被马绍武拉出去了。再过几分钟，又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个 就是冯达。丁玲猛地一惊，是他？难道是他出卖了同志和自己 的爱人？冯达一进门见丁玲和潘梓年也是猛地一惊，丁玲冷眼 看去，冯达失神地跌坐在床上。 　　丁玲就这样同潘梓年被国民党当局绑架了。当天，前来造 访的共产党人应修人，因拒捕与留守特务搏斗，被特务从窗子 推落昆山路惨死！ 　　当上海党组织和文艺界全力营救丁玲时，国民党已将她秘 密转移到南京，经过种种利诱和淫威，丁玲始终没有暴露自己 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也慑于国内外舆论界的压力，对丁玲 未敢下毒手，只得把她囚禁起来。 　　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长徐恩曾出现了，他对丁玲 采取了怀柔政策，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我与共党斗争的经 过》中说： 　　因为她没有担任过激烈的破坏活动，问题并不严重，同时 她有出色的写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后成为本党的有力的文化 工作者。将他们移送在一个同事家中居住，那是一所很大的中 国前朝大官员所住的，院落很多的房子，在这所房子里，她除 了失去对外行动的自由以外，饮食起居都是很舒适的。她夫妇 二人同住一间大书房，外面有个小院子，种了一些花草，他们 可以随便读书，谈天，或做其它他们所愿做的事，没有人干扰， 所有床铺被褥、衣服用品、书籍报刊、文具纸张以及丰盛的三 餐茶饭，应有尽有，都是免费招待，她自己说，在上海时的生 活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 　　由于后来丁玲母亲和儿子从湖南赶来，经同意，他们搬到 明瓦廊新居，每月给１００元生活费，但仍没有人身自由。且 要冯达到一个翻译机关翻译一些资料，月薪６０元，以补家用。 这件事，冯事先没跟丁玲商量，事后才告诉丁玲，他说： 　　我不该瞒你，但我不得不答应了。我希望你懂得我。我没 有办法保护你，但我总得想帮助你一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 我就帮助你实现这唯一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 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个条 件。 　　当时，国民党将丁玲与冯达囚禁在一起，丁玲一再要求分 开，都未能获准。她曾用最刻薄的言词去激怒冯达，但冯达只 是赌咒，他深知自己犯下了深重的罪行，不仅给自己的妻子带 来身陷囹圄之苦，而且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他承认自己犯了 罪，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他自首过。事实上， 冯达确实没有暴露其他同志。他去看《真理报》两位同志时， 被特务扭住，他竭力分辩仍不得脱身，他们说：“你既然是一 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只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 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事了。”冯达当时 盘算已经超过了１２时，而且家里也没有可疑的东西，不会出 事，所以就说出了住址。他实在没有想到丁玲此时仍未离开， 而且潘梓年也在坐。当丁玲欲悬梁自尽时，冯达把她救下来， 他哭着说，他不忍心看着丁玲这样。发誓说：“如果我现在还 要背着你，同他们一伙对付你，那我成了什么人！别的不说， 我们到底曾经有过一年多的夫妇关系。”当他到国民党翻译机 关办事遭到丁玲怒斥时，冯达下面一番辩解能看出他当时的绝 望和矛盾的心境： 　　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 不能拖累你。有什么办法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 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逃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 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我们 是注定要分开的。现在我身体很坏，肺部这半年经常疼痛，我 不一定活得很长，但我希望能看到你自由。 　　１９３４年９月底，丁玲生下女儿蒋祖慧。此时医生检查， 冯达已是三期肺病，只能加强营养，卧床休息。此时冯达已久 不上班，而治病又得花钱，加上还有一双儿女，一家人生活陷 入窘境，可是这贫病交迫的家庭还摆脱不了被监视的阴影。事 实上，丁玲也有意让特务们知道她是在病人叫、婴儿哭的狼狈 生活中，成了一个不可能有大志的普通妇女。她借口冯达的病 需要新鲜空气，通过在北京相识的左恭搬到中山门外卫桥带有 篱笆的五间茅屋———苜蓿园居住。这里地处荒郊，犹如隐居， 丁玲时刻在想着，怎样利用时机、打通阻碍，逃出虎口。 　　长时期的囚禁，使特务们渐渐放松了对丁玲的监视。徐恩 曾后来回忆说： 　　……１９３５年春天，她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她的丈夫已 患了肺结核病，不能起床……我（徐）仍常去看她，但发觉她 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了。有一次我去看她，在谈笑中，她很随 便地谈到在北平的景物，言下之意很有欣慕之情，我明白她的 意思，于是鼓励她去玩一次，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秋 天到了，有一天，她买了些糖果、饼干到我家里送给我的孩子， 对我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我同意了。 第二天，她就舍弃了病倒已两年的丈夫，只身去上海，以后就 不再回来。后来听说她转到了西安。 　　丁玲在南京幽禁期间，长期以来要逃离的心情和打算，冯 达是能猜得出的，但他没有向特务泄露。丁玲离开南京时，虽 然对冯达不存一丝留恋，但仍希望这时因病卧床的他不要陷得 太深，越早回到广州老家越好。１９３８年，丁玲在西安曾收 到冯达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交的一封信，信中说广 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丁玲能为他介绍几位在港的 文化界朋友。丁玲当时将此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看过，没 有给予复信。其实，冯达后来去了重庆，并与一位广东女子结 婚，生了两个女儿，解放后，他曾与两个女儿在美国生活了一 个时期。 　　是冯达，使丁玲陷入南京三年幽囚的生活，同样是因为冯 达和这三余年的囚禁生涯使丁玲几十年后又遭到一次更为惨重 的人生浩劫！ 　　飞向延安，“西战团”：又一次青春的激情 　　徐恩曾回忆中说丁玲那次北上京城，其实是丁玲想借此找 到与党联系的一次尝试。他住在李达王会晤夫妇家里，后又拜 望了当年在上海慕尔鸣路和瞿秋白夫妇同住一幢楼的王一知。 通过王一知，丁玲拜访了与鲁迅有密切往来的《铁流》译者曹 靖华，并商定由曹写信给鲁迅求援。丁玲回到苜蓿园一个星期 后，有一天，张天翼突然来造访与丁玲比邻而居的姚蓬子（即 姚文元之父，此时已公开叛党）在与姚谈话时，张天翼瞅准机 会塞给丁玲一个纸团，丁玲急忙溜回房内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去接你，可与他商量。 　　字纸虽没有具名，可丁玲一眼就能看出这熟悉的笔墨出自 雪峰之手。真是喜从天降。几天后丁玲借口去上海看病在张天 翼外甥女带领下来到上海往进雪峰请胡风早已安排妥当的北四 川路俭德公寓。又过几天，雪峰来看丁玲。这已不是九年前教 他日文的老师，也不是当年与自己倾心钟情的带着浓郁浪漫情 思的诗人，而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陕北秘 密回上海工作的战士。他本来就带有农民式的纯朴，此时变得 更加冷峻坚毅了。 　　见到雪峰，丁玲顷刻间泪如泉涌，三年来一颗受难的灵魂 多么想向雪峰敞开、倾诉。雪峰背转身，沉默了许久之后激昂 地说：“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 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 一道一样受着罪。他同丁玲讲雪地风暴中的长征，讲鲁迅，讲 毛泽东…… 　　回到南京，丁玲争取公开出来的努力失败，她写信给雪峰， 不久就转来雪峰的信，要她重来上海。此时，丁玲已有计划地 将一双儿女送回湖南乡下。离开南京时，她将身边的钱全部留 给冯达，从友人借来车费到上海，与雪峰派来的人在车站接上 暗号后，丁玲即被安排到西藏路一品香旅馆，为远行延安做准 备。一天，雪峰带来宋庆龄听说丁玲逃离南京要赴延安而转送 过来的３５０块大洋，这使丁玲受到莫大的鼓舞。 　　１９３６年９月，在聂甘驽的陪同下，经过国民党重重关 卡的检查，丁玲到了西安，滞留一段时间后，于１１月又奔赴 红色根据地保安。 　　别了，南京；别了，苜蓿园，丁玲回到了人民的自由天地。 　　到保安后，丁玲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 她先被安排到陈赓部队，在战区大迂回中，她开阔了视野，内 心充满着一个新奇而敞亮的世界。就在与红军艰苦与共的军旅 途中，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不久，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丁玲奉命从前方回到延 安。毛泽东写信给红军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命丁玲为 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后又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 员。 　　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２年，丁玲一直从事文艺领导和党 的宣传工作。同时也创作了大量作品。 　　１９４２年春，丁玲与陈明结婚。陈明１９３３年在上海 墨伦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从事左翼戏剧运动和 学生运动，抗战前夕，他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１９３７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成立， 丁玲任团长，陈明任宣传股长，二人得以相识。陈明精明能干， 能演会唱的文艺天才给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延安后，两 人又一起参加了马列学院的学习。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 使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爱情。陈明已经结婚并有一子，为什么 离开自己的妻儿同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丁玲结婚当时在延安就遭 到议论。然而丁玲总得结婚成家过日子，她与陈明在生活的道 路上相亲相爱，共同经受了抗战烽火的考验，迎来了新中国的 诞生。 　　浩劫！！患难与共春秋几十载 　　１９４９年，丁玲回到北京，当选为作协副主席并任新创 刊的《文艺报》主编，陈明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１９５２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 大林文学奖二等奖，这为丁玲赢得世界声誉。 　　然而，当历史的风暴掀起时，丁玲再次陷入了人生更为惨 重的浩劫。 　　１９５５年，中国作协召开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的 反党活动”，丁玲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 　　１９５７年，在延安由陈云、张际春签名的关于丁玲南京 三年历史的审查结论被推翻，丁玲被定为“叛徒”、“右派”、 “反党分子”开除出党。由于周总理的指示，丁玲全国文联委 员和作协理事没有撤销。 　　１９５８年，由于为丁玲申辩，陈明受到北京电影制片厂 的处分：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农场监督劳动。 在王震的关怀下，丁玲与陈明一起到北大荒。 　　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丁玲被关进“牛棚”。 　　１９７０年，丁玲与陈明被逮捕押回北京关进“秦城监狱 ”。 　　１９７５年，丁玲、陈明获释后，被安置到山西长治附近 的嶂头村。 　　１９７９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 　　北大荒十年的人间风雪，“秦城监狱”中的备受磨难，几 十年浩劫中的聚散离合，丁玲与陈明情感生活受到最严峻的考 验。患难与共的生活，使昔日延安英姿勃发的文艺战士而今已 成霜染鬓发的老人；相濡以沫的深情，使两位老人更加珍惜这 难得的光阴。 　　丁玲与陈明的爱情生活没有大波大澜，他们在战争年代里 共同战斗，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相互关爱，在命运最残酷的挑 战中并肩携手，体味着人生的荣辱与甘苦。一位诗人曾这样写 到陈明与丁玲晚年的生活： 　　陈明温存、体贴，像护士一样准时要丁玲服药、喝水、休 息，用亲昵的语调说着严厉的管制性的话语，管得她乐呵呵的 很舒服。有时谈笑之间她无所顾忌时，他就“呃呃”的干咳两 声说：“少说一点，少说一点———”她就会跟人说：“你看， 我的指导员来了哇！”丁玲对同志对下级总是热情关怀的，而 丈夫对她的温存、体贴，对她这有丈夫气概的妻子，又天性地 需要。他们互为依存的日月就是爱。妻子在这么生活的惯性中， 渐渐对丈夫有了很强的，近乎惰性的依赖性，显出这位杰出的 女作家的丈夫气概中，犹存女儿气的弱点，也成了她难以更改 的生存方式。丁玲熬过了那么多苦日子，没有陈明是不可想象 的。 　　从中我们能听到丁玲与陈明从“西战团”青春的热情到人 间浩劫中几十年情感世界的激越鸣奏。 　　丁玲晚年在病重时，曾托自己的朋友和学生李纳和张风珠 在她死后为陈明再找个老伴，陈明对她说：“我谁也不找，这 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是抚慰，更是真情的流露。 　　情感不老：生者对死者的忆念 　　风风雨雨几十年。 　　复出后的丁玲，抚今思昔，更加忆念青年时代的人生情怀。 她在陈明的陪同下特意南下寻访胡也频当年的踪迹，萨波赛路 ２０４号、龙华……都有他们洒下的情感和热泪、奋斗和战叫， 她多次撰文忆念青春时代的伴侣和爱人，当她知道与也频当年 最好的朋友、“京派”小说大家沈从文对也频的人生选择有所 误解时，就挺身护卫、撰文驳正。 　　七十年代末，当丁玲获悉雪峰含冤死去时，以无比沉痛的 心情，深挚地撰文《悼雪峰》，寄托对这位曾走进自己情感生 活并如同自己一样历经风霜雨雪的伟大革命同志的怀念和哀思。 　　１９８４年８月，中组部为丁玲彻底平反颁发了１９８４ 第九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两年后，丁 玲走完了自己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 　　北大荒人把缀有“丁玲不死”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她的 遗体上。 　　丁玲死了。她可知道，远隔重重山水，万里之遥还有一位 老人在深情地念叨着她。他，就是冯达。 　　冯达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只身到了台北，在郊区“花 园新城”独居。他临近山地排湾的居所，面对清溪、绿树葱郁， 白云在窗前缭绕。周围的邻居都说他是一位与世无争，对人和 和气气的好老头。台大医院为他诊病几十年的李源德教授说冯 达是死过几十次的人了，每次让他准备后事，每次又都奇迹般 地活过来了。他自己说：“大概是泥土的气味把我留住了吧！ ” 　　他后来从香港购到丁玲的回忆录，看后说：“写的完全是 事实。”两岸开禁后，他又高兴，又发愁，常常念及丁玲母亲、 丁玲及女儿祖慧这三代人。一位他楼下常来照顾他的基督徒说， 在冯达去逝半年前，他常常在她送饭要离开时叫住她，问她： “你要听我讲我恋爱的故事么？”只可惜这位基督的子孙并不 知晓这故事中的另一位主角就是名扬海内外的丁玲。 　　１９９０年５月的一天，冯达早晨去洗手间摔了一跤就再 也没有起来，台大医院李源德教授想从他身上再一次看到生命 的奇迹，不想８月２４日，冯达离开了人世。他死后，遵嘱遗 体捐给医院，没有任何丧仪。他给友人的手迹中写有：“俗语 说‘人生如梦’。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指丁玲—— —笔者注）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实在是伟大得很。” 　　风风雨雨几十年，只有陈明一人留在身后。 　　几十年风风雨雨，陈明为丁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有热爱丁玲的人都会感谢他。 《大地 》(199812) 第84期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