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摘自《北大旧事》“代序”,三联书店出版,ISBN 7108010453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有售) 老北大的故事 陈平原 永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 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 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 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 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 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 小路上第一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 没关系,“无巧不成书”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 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 “校园风景线”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 “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 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 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 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 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    “北大老”与“老北大”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 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法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也有说是择婿的小 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 “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 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得走不动的; 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 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四十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 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 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 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 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 剑桥等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 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 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 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1948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 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 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 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 “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 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 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 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 “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 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 “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 “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 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 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 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 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 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 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重要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教 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 统书院大相径庭。至于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提醒读者, 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了无干系。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 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 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 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学”。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 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 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 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 (1902)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 1907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 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 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 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 此说不无道理。1905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 出任第一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不断追忆。 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 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 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 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 有?   此种轶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 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训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 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1917年蔡氏之莅校。不 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 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 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 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 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 侃等。据误被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 “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 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和北大》)。 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 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 姚永朴等人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 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 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1912— 1916),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 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 为由,准备停办北大,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 是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 1916年9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 的“红楼”。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西学 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 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 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 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 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 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 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 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 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 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1935年12月30日,刚刚结束一二 ·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 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 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 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 锢之祸。   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制约着 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对 于“党锢之祸”,史家评价不一,但将其作为统治者镇压学生运动的 开端,则不会有异议。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子 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因而成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过,历代虽有 严禁学生干政的禁令,太学生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 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 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 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 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锅”。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 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 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 《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Capital College,远不及以 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 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 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 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 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 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 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 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 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 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 “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 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 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 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 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 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 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 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 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浏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 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 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 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 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 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 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 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 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 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 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 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 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 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 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 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 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 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 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 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 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 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 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 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 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 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 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 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 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 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 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 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 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我赞同目前大 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 标。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 了校园内部的风波,校长必须承当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 威游行,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与,也 可以不参与;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 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 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 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 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 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 愿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 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 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唯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