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1911:红十字下龙虎斗   作者:雪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0e8a770100txck.html   【雪珥按:本文已发表于2011年9月5日《中国经营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发表时有删节。此处特别看出未删节原版,以飨诸位捧场。】   一位美女在媒体上掀起了对中国红十字会诚信的质疑,这是发生在1911年的 一件“小事”。   之所以是“小事”,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大了:辛亥革命 爆发,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红十字会的诚信问题,对于 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过于遥远了。   而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这件“小事”却直接关系到它的终身:诞生初期 的基因变异,令这个以崇高使命相标榜的机构,在日后的岁月中,极难摆脱血液 中先天而来的权争、内讧因子。   殷红的十字架,有时无非是名利的另一个战场而已。   美女发难   危机来自于一位美女的公开发难。   美女的名字叫做张竹君,广东番禺人,这一年35岁。作为革命党的一员,她 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连带着后世的歌颂史学将她形容为“身材高挑,鹅蛋脸, 高鼻梁,大眼睛,喜欢穿洋装,穿高跟鞋”,尽管这些都没错,尽管不少著名人 物曾为她神魂颠倒,但从今日能找到的老照片上看,张竹君实在难以称得上“美 女”的。   当然,“美女”之美,也有一些是容貌及照片难以体现了。   可以肯定的是,张竹君绝对无愧于“才女”的称号。作为上海滩知名的西医 大夫,张竹君刚刚创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赤十字会”,组织救护团到武汉前线救 死扶伤。这位拿手术刀的好手,也娴熟地拿起了笔,在《民立报》上刊登了一封 公开信《致沈仲礼书》,语气激烈、措辞尖刻,字里行间才华与霸气一并迸溅而 出。   她所攻击的沈仲礼,名为沈敦和,字仲礼,浙江鄞县人,彼时45岁。沈敦和 也是上海滩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就组织了相关机构,对战区的中 国百姓提供救助,被普遍看作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如 今,他也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同样宣称要到武汉 前线提供人道救援。没想到,刚开张就受到了张竹君劈头盖脸的猛烈攻击。   张竹君的话说得很重:“公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利久矣。今又欲将牛头马 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日俄之役,公忽异想天开,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 搜刮资财,即以我粤而论,汇至公处者二万金,而公未尝有一次报告。川鄂事起 (指辛亥武昌暴动),公又未尝遣一所谓红十字者往救同胞,比人不忍坐视,爰 约同人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将急赴战地。”信中,张竹君要求沈氏将全部账目公 诸于世,否则“当以吾粤所捐二万金,还诸吾粤,吾粤人必能自为之”。同时, 信中还指责沈敦和“善变”,始则“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未几而万国红十 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如今“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   通篇看下来,张竹君对沈敦和的指责,核心就是利用红十字搜刮资财。   这篇激烈的檄文,见报日期是10月26日,武昌暴动之后的16天。见报这天, 张竹君已经离开上海2天了,正率领着她的“赤十字会”救护团,开往武汉。在 武汉,起事的革命军与清军正在进行激战,双方死伤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 的时候。   “赤十字”公开抨击“红十字”,这国际红十字历史上怪异的一幕开演了。   汉字在颜色的表达上曾经十分精细,表示红色的字就有“绛、朱、赤、丹、 红”5种,红色的浓度逐渐降低。根据《说文》中的解释,“赤”本义是火的颜 色,而“红”则是“赤白色也”。在日常生活中,“赤”“红”基本通用,并不 讲究。从纯粹字义对应来说,西方的Red Cross,似乎应该翻译为“赤十字”更 为精准,这也是日本的标准翻译。作为中国近代化榜样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就 建立了“赤十字”机构,并延续至今。甲午战争后,中国朝野开始关注国际红十 字会运动,鼓吹者也是“赤”“红”混用,直到1904年建立红十字会组织,才正 式弃“赤”用“红”。   面对张竹君的攻击,沈敦和在2天后进行了回应。他在《申报》上发表公开 信,题为《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在信中,沈敦和首先回顾了自己与红十字 会的渊源,驳斥张竹君对他“善变”的指控:“鄙人之办红十字会,始于光绪二 十九年(1904)冬间俄日之战,其时战地华人遭池鱼之殃,企足以待援救,而中 国尚未同瑞士红十字总会缔盟,照‘日来弗条约’(即日内瓦条约)所载未能悬 挂红十字旗以施战地救护之法,不得已商之旅沪西人,公同办理,创设上海万国 红十字会,推举中西董事十二人,鄙人与其列,皆绅也。光绪三十年(1905)中 国政府允鄙人与各绅商之请,遣使臣张德彝至瑞士缔盟入会,由是中国得援用日 来弗条约设立正式之红十字会,为总董者鄙人与任逢辛、施子英两观察,皆绅也。 中国之有红十字会,于今八年,国家承认,全球承认,而始终不离乎绅办,本无 所掩,更何所谓变乎?”   对于利用红十字欺世盗名、搜刮钱财的指控,沈敦和辩解说:“鄙人办理慈 善事业,虽募款三百余万(相当于今日6亿多人民币),未尝经理银钱。财政历 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施则敬)主持,逐年账目俱在,所以不即造报销者,因 辽沈救护(指日俄战争)之后,即以余款建筑会所,及医院(即今日著名的华山 医院)学堂。年来缔造经营,尤为繁复,新瑞和洋行承造此项房屋,完工未久, 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女士 拭目俟之可也……”   从这段剖白中可以看出,沈敦和在否定自己搜刮钱财的同时,也同时承认了 并未及时向捐款者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   对于指控张竹君所指控的“红十字会”没派人到武汉前线救助,沈敦和辩驳 说:“武汉事起,鄙人搜集物品,添聘人员,劝募捐款,未尝有一日之息。初三 (10月24日)开会,初五(10月26日)成行,自问可告无罪。”   沈敦和当“总董”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风暴中,的确茫然失措, 而他自行新建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则在10月26日向武汉前线派出了 救护队,仅比张竹君“中国赤十字会”的救护队晚出发了2天。张竹君的指责似 乎有点过苛。   沈敦和被动之处在于,作为知名度极高的“红十字”代表人物,他在辛亥年 的每一步行动,都比张竹君要慢一拍。   早在10月18日、武昌暴动之后的第8天,张竹君就同时在《申报》和《民立 报》上刊登了《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组建救护团,并在次日正式成立了 “中国赤十字会”。而沈敦和要晚了6天(10月24日)才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 会万国董事会”,同一天,张竹君不仅率领她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从上海 启程开往武汉,而且还在当天报纸上发布《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广告》,组建第 二支救护团。这令张竹君赢得了舆论的极大好感,当天的《申报》上甚至刊登了 她的半身照片。次日,《申报》报道了张竹君的“赤十字会”出发的情景:“会 长张女士及男女医生,率同至怡和码头登瑞和轮船。首途行时,道旁观者皆惊为 未见,而西人皆肃然尊敬。”   以“应急反应”的速度来看,经营红十字“于今八年”的沈敦和,本该更有 经验、更为灵敏、更有效率,但却被张竹君比了下去。何况,在过去的8年中, 沈敦如及其“红十字会”也的确忽视了向捐款者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况。被张竹君 抢白嘲讽几句,实在也并不算冤枉。   问题是,这“赤”、“红”口水战,真是“争功”攀比这么简单吗?   暗度陈仓   人们后来才知道,在张竹君高效建立并开往武汉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 中,有4名并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 在太令人如雷贯耳了: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   国民党的革命史料中,毫不隐晦地承认:黄兴等人能够平安、迅速赶到武汉 前线,尤其是黄兴能够顺利接掌武汉的革命军军事指挥大权,必须归功于张竹君 利用“赤十字会”旗号的出色掩护。尽管根据 “国际惯例”,红十字会在敌对 双方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Neutrality),这样才能获得交战双方的安全承 诺,在战区获得相对自由的通行权。如果红十字会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情报搜 集、人员装备运输等支持,则毁坏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及信用。张竹君利用“中国 赤十字会”,主导和实施了作战一方主要将领的护送,这种“超常规”的做法绝 对违背了红十字的原则,实际上等同于参与了敌对的军事行动。当然,主流革命 史观中,革命者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而敌人则是不可逾越规则的。   问题在于,当张竹君站在道德高点,向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公开发难时, 她自己仓促组建的“中国赤十字会”,究竟是为了弘扬人道主义,还是为暴乱者 提供一个交通渠道?史料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革命党内部对此的细节考量,但从这 一事件组织之精细、高效,完全可以推断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并且 在操作环节上十分完美的行动方案。   对于10月10日的武昌暴动,事后分享了主要胜利果实的革命党,其实没有任 何心理准备。枪炮声响彻武昌时,孙文正在美国的一家中餐馆里做“企台”、端 盘子,而黄兴则在香港养伤,并刚刚将护理他的女同志徐宗汉发展为革命伴侣。 听到武昌暴动的消息,黄兴十分兴奋,决定赶到武汉去,以防革命成果被他人抢 先摘取了。但是,无论上海、南京还是武汉,各沿江沿海口岸,依然掌控在清政 府手中。而黄兴本人则在半年前发动了广州黄花岗暴动,留下了同志们几十具尸 首(日后通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自己也被清政府严密捉拿,根本不可能 通过“敌占区”的层层封锁。张竹君提供的“赤十字会”通道成为最假的选择, 红色十字架能够成为杀敌的最佳武器。   一场大“运作”开始了,时间节点拿捏得恰到好处:   10月17日,黄兴等人离开香港,辗转赶往上海。次日,张竹君就在上海的报 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 蜀”以尽医生天职,“然兹事体大,非区区鄙人等数十人所能了,用是布告通国。 吾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不乏抱扶持同胞之愿者,愿相与戮力,以成斯举。”《申 报》称赞其“愿不避芳瘁亲赴战地以救同胞,其急公好义之心亦可敬己。”;   10月24日,黄兴等人抵达上海。当天,“中国赤十字会”的救护团就从上海 出发,开往武汉,同时开始公开征召“第二团”——没有资料显示,在“第二团” 中有多少使用了假身份的革命党人,但可以肯定,这么有效的一条安全通道,革 命党自然是不会浪费的;   在红十字旗帜和白大褂的掩护下,黄兴等人轻松地通过了政府设立的层层封 锁,在10月28日顺利地到达了武汉……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张竹君的“中国赤十字会”,其征召志愿者的各期 公告,都选择在《申报》和《民立报》上同时刊发,但是,其攻击沈敦和的那封 公开信,却只发表在《民立报》上。为什么?   当时,大清国全社会对慈善事业已经有相当的认知和支持,《申报》等报刊 对慈善机构刊登公告等,并不收取广告费。而张竹君的那封攻讦信,显然没有一 家报纸会当做公益广告无偿刊登的。莫非,《民立报》并不收取“版面费”,或 者只收少许?   而且,在《民立报》刊登了张竹君措辞强烈的攻讦信后,为公平和公正起见, 应该刊登沈敦和这一方的反馈,但是,《民立报》并没有这么做。沈敦和的回应 公开信,只发表在《申报》上。是沈敦和拒绝《民立报》的渠道,还是《民立报》 压根就没想到给沈敦和辩解的机会?   这些细节上的困惑,至今并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能够直接解答。我们在做各种 假设时,有三点前提条件是可以肯定的:   一、由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并非一家独立媒体,实际上是革命党的机 关报;   二、张竹君并非一般的社会慈善者,而是革命党人;   三、沈敦和虽然是著名的慈善家,却并非革命党人。   甚至,对于相差2天而先后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 董事会”,我们也可以肯定:张竹君的“赤十字会”,主要的、甚至惟一的目的, 就是为了掩护黄兴等革命党骨干开赴前线;而沈敦和的 “红十字会”,其目的 极为单纯,救死扶伤而已。   更为吊诡的是,张竹君在对沈敦和突然发难后,便没有了下文,除了沈敦和 那份迟到2天的辩解,这场“赤”、“红”口水战几乎迅速地烟消云散了。而张 竹君如果真是为了规范慈善事业,她本来已经点中了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的 死穴:善款使用黑箱运作。如果抓住这个问题继续深化,则完全可能令善款管理 的规范化更早成为公众关注焦点,这对树立“赤十字会”的形象绝对是个大好机 会。但是,张竹君却突然放弃了,如同其突然发难一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 片云彩,甚至连她的“赤十字会”也迅速解散,昙花一现。   对于这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张竹君的所有行为, 其本质并非一场人道救援行动,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为了人道救援,而是为了护 送革命党首脑们抵达前线。红十字的大旗、义正词严的公开诘问,都只是为了将 水搅浑,以便暗度陈仓。   果如此,则在这风云年代里已无山头可依的沈敦和及红十字,有幸当了一回 革命的台阶和道具。   政治纠葛   辛亥年的乱局中,高举着红十字大旗的,不仅是张竹君的“中国赤十字会”, 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还有许多家同类机构。而其中将旗帜举 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一国之内,并列着三家颇具知名 度的红十字会,这无疑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景观。   从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艰难地扛着政治的十字架负重 前行。   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领土为战场,爆发日俄战争,中国政府 却被迫宣告中立,战区内成千上万中国民众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为此,1904年 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数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万国 红十字支会”(万国红会)。一周后,他们又正式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发源。沈敦和就是“万国红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管理 人。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战区出面,对这个“民间机构”也给予了 大力支持。“万国红会”在日俄战争中,为救助中国百姓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战后,“万国红会”本应解散,但应官方要求,为救助海参崴地区的华人华 侨,继续服务辖区。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等上奏请旨试办“中国红 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于1908年5月核定照准运营,取代了“万国红会”。 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6月正式更名为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并启用了新的关防(印章)。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标志着官方对红十字会管理的深度渗透。此 后,红十字会内部,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开始不断摩擦、争斗。   作为红十字会内部“民间”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实也算是“体制内”的官 员。他出身于宁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读政治和法律,毕业于剑桥大学。 回国后在各地辗转任职。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务局督办, 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识。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 任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一道,将山西大学堂建 设成为北方改革开放的思想教育基地。1904年成立万国红会后,李提摩太帮助沈 敦和获得了列强的支持,及日俄两个交战国的认可。1906年,沈敦和调任上海江 南水师学堂的提调,并担任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和“天足会”(反对妇女裹脚、 倡导放足的机构)的董事,以及淞沪铁路总办等职,是上海滩官商两界都能都得 转的“闻人”。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他作为“总董”,留在上海,负责为红十字 会筹款,而会长盛宣怀则常驻北京,负责与政府各部门的周旋——其实,红十字 会的会长职务,对于盛宣怀来说,不过是诸多兼职中一个极不起眼的职务。不久, 盛宣怀就出任邮传部尚书,主管大清国最为重要的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支 柱产业,根本无暇顾及红十字会的工作,沈敦和是红十字会的实际灵魂人物。   沈敦和相当反感官方对红十字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始终 贯穿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内部,这造成了内部官、商两界,及北京、上海两 地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离心。   武昌暴动发生后,“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处境尴尬,在交战区,一方是政府 军、一方是反叛者,而红十字会的业务,依法必须接受陆军部指导,是有基本政 治立场的,绝非国际红十字会标榜的中立。加上帝国政府被一连串的打击弄得发 懵,政治、军事上的反应还没到位,更谈不上人道救助之类的“不急之务”。这 其实就是被张竹君指责的“红十字会”反应迟钝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后下 决心另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沈敦和是撇开 了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另起炉灶,新的红十字会更为中立,而且应外 国人的介入,而能够在交战双方获得更为严肃的尊重和礼敬。显然,这是稳重妥 当之策。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建后2天(10月26日),盛宣怀因推行铁路 国有政策而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并被朝野当作激发保路运动和武昌暴动的罪魁, 遭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其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也同时被免,一些议员 甚至要求政府处决盛宣怀(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自此,“大清 帝国红十字会”实际已经瘫痪,直到19天之后(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务 部尚书吕海寰接任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继续当总董,而在任命状中,中央已经 不动声色地将“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对沈敦和“独 立”行为的让步和追认,也是为自己所留的退路,体现了危机下的与时俱进新思 维。   与政府和沈敦和这边的复杂局面相比,张竹君为革命需要组建“中国赤十字 会”,就简捷便当许多。   而在这战火纷飞的非常时刻,善良的民众并不在乎“赤”、“红”之间的区 别,他们对这些机构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无论“红十字”还是“赤十字”,其 成立典礼都吸引了500-700人之多的参与者到会捧场,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的人十 分踊跃。   “赤”、“红”的两位掌门人,从政治立场而言,沈敦和可算中立,符合红 十字的定位,而张竹君则是坚定的、并且是已负盛名的革命者。   张竹君之所以能成为出色的医生,根源在于幼时因患“脑筋病”,半身麻木, 而经广东番禺博济医院的美国医生治愈,因此,立志学医,并功成名就。行医之 外,她还经常登台布道,宣扬基督教义,并“指论时事、慷慨国艰”。张竹君的 独立思考及知行合一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国事的见解上,甚至也表示在对基督 教本身的批判上,她认为“今日在中国之所谓牧师者,皆犹中国之八股角色也, 绝罕提倡泰西格致、政法之学,以益中国者。吾辈处此竞争极烈之世,非皆由专 门实学,以担任社会公众之义务,而徒日日为灵魂永生之说,将何益哉?”   张竹君在广东极富盛名,尤善交际,一时间地方绅商名流、学界志士多奔走 其门,其中有胡汉民、马君武、卢少歧、宋通儒、程子仪、周自齐、王亦鹤、张 蒿云等人。马君武对她十分仰慕,发动了猛烈的爱情攻势,用法文给她写情书, 最终还是被立志独身的张竹君拒绝。而卢少歧、马君武为争夺张的青睐,互相视 为情敌,被胡汉民谑称为“驴马争獐”。   1902年,应梁启超之邀,马君武为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写了 《女士张竹君传》一文,对张竹君大加赞赏,称她是“中国之女豪杰”,文末附 诗二首,有“莫怪初逢便倾倒,英雄巾帼古来难”和“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 州树一军”之句,轰动一时。上海、天津等地的中文报刊纷纷转载,张竹君成为 媒体热衷报道的风云人物。《大公报》甚至说,北京有一位女教师感染了时疫, 但看了《女报》上刊登的张竹君传之后,跃身起坐,说:“中国竟有此女丈夫哉, 我辈庸庸可以观可以兴矣!”,“病遂霍然”。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 南洋富商陈耕基的女儿、后来成为汪精卫妻子的陈壁君,也慕名赶来瞻仰张竹君 的风采。张竹君在广东行医,平时皆是男装,出入乘坐大轿,据说因为围观人多, 她总是拿本书假装阅读,遮住自己的脸,但轿子颠簸,其实无法读书,因此,当 时广州人发明了一句歇后语“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   后来,张竹君转到上海发展,依然风生水起,在著名政治家伍廷芳、上海富 豪李平书及犹太大富商哈同夫人罗迦棱等支持下,开办医院,兴办女学,继续从 事社会公益事业,被称为“妇女界的梁启超”。   此时,她的闺中好友徐佩萱,因丈夫病故,去南洋亲戚家散心,加入了同盟 会,改名为徐宗汉,到上海开了一家画店,作为同盟会的联络站。张竹君也因此 与革命党关系密切。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徐宗汉在香港照顾黄兴,日未久, 情已深,两人结为夫妻。   张竹君的社交网络,为她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仅 仅经过2天的动员,她就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在南市上海医院召开了成立典礼。 上海滩闻人李平书、杨千里、陈继武等纷纷到场,发表演说,而董事会更是群星 灿烂,令人侧目。报纸上称赞张竹君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 格耳(尔)之再见”。这种风头,是循规蹈矩的沈敦和所难以企及的。   在武汉前线,“赤十字”、“红十字”两家机构的救护队,都忙得不可开交, 而张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开刀时为毒气侵入,发热臂肿”。值得注意 的是,张竹君在前线,依然动用红十字的特权,为革命党提供便利。11月27日, 政府军经猛烈攻击后,夺取汉阳,封锁长江,黄兴急需逃离汉阳,撤到武昌去。 在这紧急关头,就是张竹君动用了人道救援专用的渡船,将黄兴夫妇等人护送到 了武昌,再次为革命而牺牲了红十字的基本原则。   12 月14 日,张竹君率领救护团一部分队员先期回沪,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 与新闻界的互动十分顺畅、娴熟,各报纷纷连载她有关前线战况和伤病救助的演 讲。吊诡的是,她除了大谈前线的情况外,再也没有提起对于沈敦和的“中国红 十字会”的任何指责。   问题继续   “赤”、“红”之争并非辛亥年的孤立现象,战乱之中,红十字大旗如同护 身符一般,到处飘扬、随意飘扬: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 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等,以及与时俱进换上 了红十字大旗的各种传统慈善团体,与各地层出不穷的都督们一般,如雨后春笋 到处涌现。   这具鲜红的十字架,突然成为新时代的人气产品,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 已经多少掌握了国际惯例的各派枪杆子,都给予佩戴红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 至特权,扛着红十字大旗,不仅能更为安全地在战区通行,避免受到双方士兵的 骚扰和侵袭,甚至还能在交通、税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处。兵荒马乱中,还有 什么比这个更能吸引人的呢?   几年后(1918),在美国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中, 发现红十字的滥用遍及中国:如在成都,一有风吹草动,整条街道都会挂满红十 字会旗帜;而在万县,商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悬挂红十字会旗,并出售会 旗与其他红会标识,赚取大量钱财;甚至有军队以红十字会作掩护进行战斗突袭。   一时之间,加入红十字会成为最为时髦及划算的投资。沈敦和的“红十字会” 对上海之外的民众放开申请后,表格及会费蜂拥而来,红十字会一时成为各种利 益集团关注的对象,也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斗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内甚至发生了 红十字会会员住宅遭到炸弹袭击的事件。对于红十字会的大力发展会员,有读者 甚至投书《申报》,呼吁沈敦和 “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   至于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搜刮钱财,更是防不胜防。红十字会多次登报澄清, 自己“并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户募捐,亦无分赴内地及围场、车站逢人敛款情事” ,敬告人们不要上当,同时要求会员“格遵会章,束身自爱,严守中立……幸勿 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人会诸君所得佩章、凭照,幸勿顶替借用。”   至于交战双方的特工人员,甚至军人,将红十字作为掩护,也成为刺探军情、 发动偷袭的好办法。   这些都令这具来自西方的红色十字架,面临着中国特色的艰巨考验。   混乱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关注。张竹君率先退出了这场游戏,1912 年4 月27 日,她在上海集会,宣布“中国赤十字会”完成了使命,主动退出。   半年后(10月30日),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红会组织统一大会在上海 汇中旅馆开幕,整顿中国地面上凌乱树立的红色十字架。副总统黎元洪、外交、 内务、海军、陆军四部,奉天都督赵尔巽、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会,均派 代表到会。   沈敦和在大会上说,国内红会名目繁多、参差不齐的状况与国际通例不符, “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苟不谋统一,必至各自为政, 办法分歧,既无团结之精神,即无巩固之基础,对内对外,能力薄弱”。   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红十字会在组织形式上很快地统一起来,但是,其 内部粗陋的管理、不息的内讧,却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在1930年代,中国红十 字会内部,为了领导班子的改选,还在“大打出手”,甚至出现了暴力威胁的恶 性事件,官方与媒体的调查都显示居然有黑道插手其中。   一个有着极大利益、而无严密制约的机构,即便它高高举着十字架,试图建 立自己的贞操,也依然成为利益角逐的战场。至少,在清末民初的红十字大旗下, 并未诞生纯粹和高尚…… (XYS20110906)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