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是不是汉奸，谁说了算？ 搜狐星空聚焦 http://news.sohu.com/2004/01/08/59/news218155976.shtml 　　陈永贵，有人称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文革期间，从一个劳 模，而跃升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劳民伤财的“大寨”，也成 为共和国农业的圣殿。 　　他也是世界上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家副总理，一个在中央、省委、地委、 县委和大队都兼有重要职务的文革期间极富传奇色彩的公众人物。 　　对于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学家们有没有进行学术研究的 自由？有没有在学术标准的前提下发表看法的自由？ 　　1992年，历史学者吴思写出了《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书中指出， 抗日战争期间，陈永贵曾经“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 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2002年4月，北京青 年报开始连载此书。为此，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以“内容失实”将报社和文章作 者双双告上法庭。 　　这起笔墨官司，从北京西城区法院打到北京市中院，吴思和北京青年报提供 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其中包括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调查文件，经陈永 贵本人签字确认当伪代表问题确实存在）均不被法庭采信，官司一败再败。 　　陈永贵是不是汉奸？ 　　同时代的证人写的回忆录说了不算，他的儿子说了不算，中央文件说了也不 算，那么这个问题，该谁说了算？ 吴思的官司为何打不赢？ 　　原告在起诉书中称，“书中所述的大量情节与事实不符，许多情节是作者无 中生有、任意杜撰的。”起诉书中还举出了四个例子，其中最核心的是“此时陈 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 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别人不敢， 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 　　对此，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认为，《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的虚构 情节，构成了对陈永贵名誉的侵害，给陈永贵的家属造成了不良影响，精神上带 来了很大的痛苦。对此，要求作者和北京青年报登报致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人 民币10万元。 　　对于这个官司，开始吴思没放在心上，一审开庭时，连律师都没请。 　　一审时，吴思提出了几个自己认为比较“过硬”的证据： 　　一是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共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的组长谢振 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陈永贵曾经向他哭诉，自己参加过兴亚会，当过 伪代表，还曾经说“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二是当时写著名通讯《大寨之路》的作者之一、新华社记者范银怀写的一篇 回忆文章，他曾去山西昔阳县委组织部查档案，查到当时陈永贵的入党申请表， 在曾参加过何等反动组织一栏里，就填着“参加过兴亚会”。 　　三是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发表在《山西文史资料选辑》上的回忆文章《回忆 我的父亲陈永贵》里提到，他的父亲当过伪代表，但其落脚点是，在那种特殊的 情况下，这种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大家。（注：陈明珠是长子，告吴思和北青报的 是幼子陈明亮。为了告状，陈明亮让陈明珠出了一个证明，证明文章不是他写的。 可是他那篇回忆文章登在《山西文史资料选辑》里，谁谁口述，谁谁记录写得清 清楚楚。） 　　然而，对以上证据，法庭均以“非权威性文献记载”为由，拒绝采信。最后 裁定吴思和北京青年报败诉。 　　对此，吴思和北京青年报表示不服，并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980年年底，中共中央以[中发85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中组部《关于陈永 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证明陈永贵参加兴亚会问题和当伪代表问题确实 存在，但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陈永贵在调查结论的最后签字表示同意。 　　二审期间，北京青年报和吴思向北京中院提交了这份重要文件。并且，还提 交了《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宴请陈永贵》、《我的父亲陈永贵》、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文盲宰相陈永贵》、《谢振华征程录》、《陈 永贵过关记》、《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和思考》、《大 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等与此案相 关的人士所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吴思还提出，原判认定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非 权威性文献记载，无法律依据，应追加其他作者为被告。 但二审的宣判结果依然让吴思笑不起来。 　　2003年12月29日，北京中院驳回吴思、北京青年报的上诉，维持原判。理由 是：回忆性文章系作者根据本人及当事人的回忆，对历史事件的追记，未经考证， 非权威文献记载。吴思关于原判认定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非权威文献记载，无 法律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所要求追加其他作者为被告，无法律规定。 　　对于吴思、北京青年报提供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央文件[中发85号]，判决 书中虽有提及，但没有引以为据。 关于陈永贵是否汉奸的历史争论 　　陈永贵是否汉奸，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新华社高级记者范银怀在《“汉奸”陈永贵是如何过关的？》一文中，提到 了这样的史实： 　　陈永贵“1942年当了维持会代表，那年陈永贵27岁，他给日本办事，还与八 路军干部保持着联系，说明他很会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粮出了问题，宪兵队以 通匪罪将他逮捕，关入留置场。（陈永贵）怎样出狱的？陈永贵自己说是八路军 干部把他营救出来的，还有材料说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来的，从敌伪档案中 查出是“归顺释放”，后以‘兴亚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向‘宪兵队’大队长清水 送情报。” 　　在1946年至1947年山西昔阳“疾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陈永贵以一个“赤 贫”的“无产者”身份，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先锋。 　　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部队党委审查出席“九大”的 山西代表，谢振华当时是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 人。陈永贵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决定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他这段历史问 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 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 罪 ’。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 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 ‘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 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 周去送两次情报。’” 　　其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全国各地掀起轰轰烈烈 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谢振华在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上报给周恩来总理后，周 总理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后来， 谢振华在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又当面向他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 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影响到陈永贵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央委员，在 1973年在“十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上陈永 贵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来，谢振华背上了“整陈永贵黑材料”的黑锅。 王洪文说：“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问题……谁搞的，关 起来。”谢振华遭到批斗。 　　陈永贵与谢振华的恩怨，引起六十九军部分领导的争执。最后，中央政治局 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向六十九军领导传达毛泽东声音：“陈永贵历 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一声“主席知道了”，谁都不吭气了。 　　受“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牵连，有29人非法审查，6人住进“土监狱”， 17人进清查学习班的，3人被勒令“讲清楚”。阳泉市公安副局长王贵玉被整得 终身致残。 大寨：一个神话的破灭 　　“大寨”这个名字，在文革期间，闪耀着耀眼的光环。陈永贵从这里平步青 云，从一个文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 大寨人当年战天斗地时吃的粗面饼，如今成了供游人品尝的特产。 　　在大寨的“全盛时代”，每天会有几万人到这里“参观朝圣”，这里曾经是 共和国农业的圣殿。据统计，15年间，有将近1000万人参观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农业学大寨”持续了15年之久，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之一。 　　1955年，陈永贵40岁的时候，在大寨搞起了高级社，任社长。著名的“三战 狼窝掌”故事就发生在此后。狼窝掌历来是给大寨造祸的地方：杂草、野狼、洪 灾。1955年冬，大寨人开始向狼窝掌开战。经过两次失败，在陈永贵的领导下， 大寨人发挥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将狼窝掌改造成了良 田。陈永贵之前的大寨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仅在这次改田中就开出了1800多方石 头。据说，他一生开的石头可以从大寨到北京摆个来回。 　　1963年，大寨遭特大洪灾，陈永贵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 灾夺丰收。也正是因为这次抗灾，使大寨声名远播。次年1月，陈永贵在人民大 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开始“造神运动”。 同年12月26日，陈永贵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 大寨”的号召。 　　至此，大寨成为了一面旗帜。 　　1969年4月，陈永贵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在九大作大会发言。次年8月， 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3年9月， 陈永贵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当 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致开幕词。“农业学大寨”的 运动进入高潮。 　　这种“用政治手段统一领导农业生产”的模式，在文革结束后，即遭到各方 的批评和质疑。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 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 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 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听说后，气得大骂胡耀 邦是“胡乱邦”。 　　十一届三中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 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 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 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 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 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 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这时有一家挺有影响的报纸算了一笔帐：国家在大寨搞山区农业机械化试点， 拨款50万元，再加上其它一些照顾的费用，用大寨历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总数一 除，结果是大寨每交售一斤粮，国家要倒贴两毛二分六。对于这笔颇让大寨人伤 心的“账”，陈永贵愤怒至极。 　　至此，对长达15年的“农业学大寨”农业政策的反思和批判开始了。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 的蠢事了》。以此为标志，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 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1981年开始，陈永贵举家迁入北京赋闲，直至1986 年去世。 　　事实证明，大寨经验指导不了全国的农业实践。大寨属山西昔阳县，昔阳本 是个穷县，但大寨一成为全国样版，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 油大马路，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味道。昔阳城里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 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可以吃到全国各地 的山珍海味。凡此，不知道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树 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编后语 　　陈永贵到底是不是汉奸？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陈永贵这个符号般的人物，这个“大寨 精神”代言人的仕宦沉浮，反映出那个时代所独具的“样板戏”的特征。虽然， “陈永贵一生的消耗，不及某些人桌上一把牌；陈永贵一生吃的，抵不上某些人 请客一桌酒”，中国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美德在他的身上，也有着鲜明的体 现。 　　陈永贵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对于悲剧的成因，后辈的学者们，拥有 进行研究、评说的权力。 　　吴思的败诉，给出了一个现实中的深刻难题：如果一个学者掌握了这么多证 据，写出来的文章还被判定为不真实，而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所有的记者和历 史学者还能写什么？ 　　法律，不仅仅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应该保护学术研究的自由。 （本期专题撰文：国华 特别鸣谢《中国改革》杂志社供稿） (XYS20040109)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