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访《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没权没钱就是还有笔 2004年02月13日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没有权也没 有钱,就是还有笔”——专访《中国农民调查》作者 陈 桂棣、春桃   2003年岁末,第6期《当代》在头条的醒目位置推出一篇名为《中国农民调 查》的报告文学。这篇文章以安徽农村为着眼点,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 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涉及地 方基层、省市大员、中央领导百余人,采访农民上千户,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实 姓名。   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反响。加印十几万册的《当代》被抢购一空, 在安徽更是“洛阳纸贵”;书店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未删节本几次脱销; 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转载和评论文章。   2月9日,《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新闻周刊:为什么想到写“三农”题材的报告文学?   春桃:我老家在湖南,11岁才离开农村。陈桂棣也是9岁才进城的。亲戚都 在农村,我们逢年过节都回农村。写“三农”,也就是写我们自己的事。   新闻周刊:据说十年前,你们已经有了写农村的念头,为什么现在才动笔?   春桃:我们越来越发现,农村还是穷,九四、九五年我们拿到其中两个涉农 案的材料(丁作明案、王营村案),觉得非常震惊。农民负担太重了,就决定写。 只是当时时机还没有成熟。   新闻周刊:为什么说时机没有成熟?   春桃:如果光写农民负担,写农业问题,我们想,读者看了会对农村产生绝 望情绪。我们也不想纯粹“曝光”,不想仅仅把农民问题写得那么恶劣,也想写 相应的解决方法,给大家一点希望。   新闻周刊:书中曾写到,采访涉农案的记者遇到了“牢狱之灾”,在你们的 采访中,遇到类似危险了吗?   春桃:我们对乡镇干部都说,是来写社会改革的,但还是遇到一些跟踪盯梢。   新闻周刊:作为“城市里来的作家”,你们怎么能让农民交心,从而得到第 一手资料?   春桃: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我们到王营村采访时,找农民代 表谈,刚开始他们不想谈。认为政府都没解决,两个文人有办法吗?还有干部模 样的人在附近转悠,监视我们。我们干脆叫了辆车,把农民代表“拉”到县城里, 让他们住进我们住的宾馆,一起吃火锅、喝酒。他们特别感动。有谁这样对待过 他们?平时他们都是只差给别人下跪了,别人还是爱理不理的。农民就这样信任 了我们。   创作时,我们有搞不清楚的地方,就给他们打电话。还出差旅费让他们到合 肥来。   新闻周刊:书中也有关于官员的生活、工作细节描写,这些情节从何而来? 消息来源可靠吗?   春桃:一些农民、知情者、还有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来源应该可靠。我们手上还有其他资料。一些基本事实,就是按一些文件资料写 的。     “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新闻周刊:你们是否想过农民在描绘官员的时候,也会带着偏颇情绪?   春桃:农民很朴实,有些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一些谎话是根本编不出来的。 我们也争取能两面求证,但很多官员都拼命推脱。有些东西不需要采访,大家都 知道的。但我们对可写可不写的官员,就笔下留情。我们已经得罪不少人了。   新闻周刊:你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王营村上访八次,书中仅提到“四次”; “跪旗”四次,书中仅提到“一次”。既然你们在报告文学中力求真实,甚至保 留了所有人的真实姓名,为什么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又有“微调”?   春桃:只要把农民艰难的故事写出来,就可以了。也要顾及社会形象。再说, 那样写,我们的书能出得来、通得过吗?   陈桂棣:我们看到的远远比我们写的严重。我觉得文学写到这个程度,就很 难让城市人民理解了。现实的复杂原因,有时候不是作品能反映的。事后看,恰 恰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读者流泪了。这使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们接受了这些事实, 审视了这些事实。他们也会进一步去了解“三农政策”。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贡献, 也就在这里。   新闻周刊:书的最后,标示着“2001年10月动笔,2003年10月三稿”。除了 文字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们修改稿子?   春桃:分寸。怕某一点分寸把握不好,造成不必要的大麻烦。只要把自己的 立场表达出来,很多措辞尽量婉转些。   一开始我们写得太尖锐了点,在中央领导层关于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写得太多。 后来想想,也许我们太偏激了,他们还是愿意为民做实事的。就是中国太大, “三农”问题太复杂,他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最后一次修改,我们调整了角度。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在字里行间,书中还是流露了媚俗心态。对省以上领 导褒扬,对农民赞美,把责任主要归罪中层干部,这样的写法不是很客观。对此 你们怎么看?   春桃:那些高级干部我们要采访到,很难。只能就事论事。很多人因为目睹 了基层干部态度恶劣、粗暴、官僚,就认为社会坏透了。可就我们所知,确实有 很多高级干部,想改革,想办事,想把一个省一个国家搞好。但老百姓哪里知道 呢?没机会知道这些。   新闻周刊:有论点称,农民作为国家基石,国家不是可以、而是必须给他们 平等地位。这是农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施舍。但有些读者认为,对此,你们 文章中通篇欲言又止。   陈桂棣:我觉得我们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农村问题必须综合解决。作为一 个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思考这些问题呢?但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就不能不把 我们收集到的在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和农业、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奉献给读者。态 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只能供别人思考。     “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     新闻周刊:在城乡二元化体制明显的情况下,你们认为城市人怎么看农村?   春桃:城市人从媒体中了解农村,对农民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而且有些人 的“城市中心论”很强,认为农民命该如此。(城市人)对农民有歧视有同情, 但都不了解真正的农村。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如果让他们了解到农民 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的生存状态,可以促使他们为农民做点事。   也希望决策层看了这些东西,有些启发。   新闻周刊:你认为,城市人看了《调查》后,是否开始对“三农”问题有了 反思?   春桃:书的反响意想不到得好。本来我们觉得世界太冷漠了,可没想到,看 过这本书的百分八十的人都热烈地支持我们。有些人称我们“当代的鲁迅”,有 的人叫我们“农民的代言人”,还有的人叫我们成立一个“农协会”——评价太 高了。一些党政官员,虽然没有公开站出来,但我们相信,他们也是非常激动的。 有一个官员还跑到我家来,对我们说:“我们从政的,也有一批人血不是凉的。” 有个老作家给我们打电话,他是解放前参军的,一直在北京。他说,“那本书从 头到尾都布满我的泪痕。我觉得愧对农民了”。   新闻周刊:你们所写的农民对这本书反映如何?   春桃:农民的反映是最慢的。直到前几天,书中小张庄农民知道有这本书了, 派了两个代表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跑到合肥来买。本来就集资想买50 本,可 太穷了,只买10本。还想敲锣打鼓给我们送锦旗。他们对我们真是感恩戴德,觉 得把事情披露出去,他们的处境就会改变了,我们帮了他们大忙。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你们的书“恰逢其时”,你有同感吗?   陈桂棣:这是他们事后的看法。   (随后,春桃走到抽屉前拿出一包烟,抽了起来。她说,为了生养孩子,她 四年没抽烟了。但最近压力太大,又“复辟”了)   新闻周刊: 压力来自哪方面?   春桃:对立面吧。我们写了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多事情,而且都是批评, 有些领导非常不高兴。现在临泉县县委书记已经把我们告上法院,说我们侵犯他 们名誉权。   新闻周刊:你们害怕吗?   春桃: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着什么,这让我们担心。我 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卖得好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 的书”     新闻周刊:你们长达三年的调查采访,是否有资金支持?   春桃:没有支持资金。我们做这个题材,本身就比较敏感。别人还怕被牵连, 怎么可能支持我们呢?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后来用了不下五万块。   5万块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几乎是所有积蓄了。我们家就他一个人有固定工 资。我长达九年没有工作,都是自由撰稿。你不知道,平时我们生活是很简朴的。 我没几件衣服。我的儿子快四岁了,没吃过肯德基、果冻。我丈夫一副老花镜, 60块钱,就觉得很贵了。一位朋友买了两千块钱的眼镜,我们觉得很吃惊,竟然 有那么贵的眼镜!   有一段时间,我们太没钱了,我就帮《家庭》、《知音》写稿,那里稿费高, 支撑了我们一段时间。   新闻周刊:你们想到过书会卖得这么火吗?   春桃: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的 书。   新闻周刊:那你们为什么会自费、冒着风险进行调查呢?   春桃:随着采访深入,真的感觉到一种责任感。有些农民已经无处呼告,既 然我们调查了,就不能不为他们说些什么。作为农民自身,我们也有一种要为自 己人做善事的本能。   我想不明白,以前故事书里那种匡扶正义的英雄哪里去了。我们俩不是,没 有权也没有钱,就是还有笔。   新闻周刊:作为母亲,你愿意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也是一个农民吗?   春桃: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样的文化程度,即便他在农村,也能会 被培养成大学生。好吧,就算真的成了农民,也是优秀的农民。 ■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国家一级作家,发表过告文学《淮河的警告》、 《悲剧的诞生》等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发表过《失忆的龙河口》 及《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     二人均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后,产生极大反响。引发社会上关于“三农”问 题的种种反思与讨论。一个网友在看完此书后,留言说:“无视9亿农民艰难的 生存状态,是媒体的耻辱,作家艺术家的耻辱,也是任何一个曾经受惠于农民的 巨大牺牲的普通公民的耻辱。这本书的分量,就在于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份病理学 报告,涉及9亿个沉默的生命。在冷酷的真实面前,任何文学想象力都是苍白 的。” (XYS2004021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