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无知的李希光和无聊的“妖魔化”（之一） 平川 近日，美国媒体关于一条“中国鱼”的报道，将已沉寂多时的“妖魔化中国论” 再次引向前台。近期来，我曾几度试图动笔谈谈美国(包括其它西方国家)对世界 各国不公正报道的问题，但最终都是欲言又止。这原因除了自身的懒惰之外，更 主要的还是因为展开谈话的难度太大：在政治上，这个话题拖着无法斩断的，绵 延百年的历史尾巴；在学术上，它披着五颜六色而又时髦变换的理论铠甲，更舞 着十八般的研究方法的兵器；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任何人都很难跳出个人的政治 取向，文化界定与民族情感，去心平气和地讨论与聆听。 必须要说明的是，批判美国媒体不公正的报道和揭露美国媒体对某某的“妖魔 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理性的，可以在学术的根基上研究，调查， 指证。而后者则是感情化，文学化的，支持它的只是个人的情感判断，而不是理 性的科学分析。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本该写在中宣部长报告中的用词，却被我们一 流学府里的大学教授搬来弄去，并跨越世纪地被京城的媒体一再炒熟炒热，这足 以让我们任何一个不拒绝独立思考的人心存不安。 我感到无路可退，于是愿意用下面的文字与大家分享，与所有在中，美国两国政 治文化的冲突中感受冷暖的朋友分享。本着对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世界这一问题的 关注，几个月来我陆续查读了八十年代后，发表在欧美主流学术刊物上的四百多 篇论文，和另外十几本专著，它们都是直接涉及这一话题的。需要一提的是，在 所有作者中，出身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学人，与来自中日俄及第三世界的研究者， 人数各半。可以说，他们的发言有足够广泛的代表性。 我将写出的，不是学术上的文字，而是在分析学习了诸多学术研究后的感受。我 希望它能够直白且有趣地表达，粗简而精准的论说，能够为所有思考于美国媒体 与妖魔话这一问题的朋友，提供一些知识上的帮助。 第一题：李希光和他的“妖魔化” 李希光，北京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主任，该校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导师。 但这样一些头衔并没能向我们证明，李希光确是一个传播学方面的学者。很简单， 从清华网站提供的个人简历上看，除了那几本半政治说教半流行小说式的所谓专 著外，李希光不曾提供出任何一篇标准学术意义上的个人研究。而出身英语学习 的他，更不曾在海外有过学术研究上的只言片语。唯一有证可查的，是他曾在香 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新闻学年会上的英文发言。 是的，我们得到的资料显示，作为传播学教授的李希光，竟然没有经历过任何 系统的传播学研究的学习与训练。他唯一的相关教育背景只是社科院新闻所的两 年学习，而专业竟是英文采编。而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新闻教育，使我们怀疑是 不是真正能为李希光提供现代传播院系必修的几门基础课，如传播学理论，传播 学研究方法，媒体发展史等。缺少相关的学习与训练，是不是李希光在学术上 “顾左右而言它”的根本原因呢？ 是的，以上只是依照已有材料的推论与分析，任何一个新鲜且真实的反面证据都 可以将上述的话语推翻。但当我们把话题引入“妖魔化”这个概念时，李希光在 学术上的无知便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该是一年多前，清华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关于“妖魔化”的讨论会。 那次，李希光对他提出的“妖魔化”的概念作了较清晰的定义：妖魔化的报道不 是指天灾人祸式的及一般性批评报道。而是指那些，令人读后对中国(报括国家， 民族和社会)产生厌恶，憎恨或仇视态度的报道。 我要说的是，李希光关于“妖魔化”的定义，在学术上是个彻底的“伪概念”， 因为它违背了传播学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被李希光所界定的这个概念，如 果拿到任何一个传播学系的课堂上去，老师只能给零分。 半个多世纪来，成千上万的学者都曾对“媒体与受众关系”这一课题作过深入研 究。他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个媒体产品(包括电影，书集，新闻报 道等)都不可能对所有的受众产生同样的影响。普遍地讲，不同的人对同一媒体 产品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在读过一本书或 看过一篇报道后，他的得到的感受也常常是多重且矛盾的，而不是单一指向的。 这不只是传播学上的理论，其实更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就拿“中国鱼”的报道 来说，同样的一段文字，李洪宽看了心生不满，方舟子看后是哈哈一笑，中青报 记者看了怒火中烧，而塔斯社记者看了只会莫名其妙。如依照李希光给定的概念， 那么我们该问的是：以上四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哪一个该是我们评定“妖魔化” 的依据呢？ 有人会较真儿：广大读者中肯定会有一个主流的感受倾向，如果超过半数的人读 后有了“反华”的感受，那么该文章就可认定是“妖魔化”之作。但这样的一个 想法只不过是个抽象的推理罢了。因为，通过一手二手甚至多手传播渠道了解到 “中国鱼”报道的人可能多达千万，要想在如此众多且散布世界各地的受众中进 行量化的调查分析，在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是的，抽样调查也是一个研究方法，抓不住面上的大趋势，但可以把点上的问题 看清。找几百个人作问卷调查，这有技术上的可行性。但我们还不该忽视“媒体 与受众”研究中的另一个理论，即任何人任何一种情感和观点绝不是某一个媒体 产品决定的，而是来源于个人漫长的成长过程，是社会经历，教育熏陶，信息环 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再回到原题上，要想证明某个叫史密斯的人是因读了“中国鱼”的报道而产生了 “反华”态度，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我们必须先证明出史密斯在阅读次篇报 道之前是不“反华”的。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反华”读者，那么我们的 调查就显得毫无意义。因为无论怎样推证，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在史密斯的问题 上，“中国鱼”的报道并没能改变他的“反华”态度。而不是，该报道促使史密 斯“反华”。 其实，对媒体受众抽样调查式的研究前人已作了无数。即使是选样几十人的小研 究，也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某个单一的媒体产品能够对人们的看事态度带 来长期的且是改变方向性的影响。 对媒体信息的错读，假读，偏读，乱读甚至反读，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生活中发生。 读资本主义的书长大的马克思，最后要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旧教廷中长大的 马丁路德，掀动了重读运动；二十几年前，中国百姓被梁效，姚文元的文章填满 大脑，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第一时间走上街头，欢庆推翻“四人帮”。媒体信 息与受众间的复杂关系，似乎是个永远待解的课题，它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基本 映照。 一篇新闻报道对广大读者的思想会带来如何的影响，这在学术上是根本无法测量 的。既失学于传播理论，又无知于生活常识的李希光，就这样给了我们一个几近 白痴的“伪命题”。在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那些围绕“妖魔化”而生出的剑拔 弩张的争说，似乎就要化作一缕青烟随风而去了。 但我要说的是，揭丑李希光和他的“妖魔化”并不是此文的主要目的，我的任务 刚刚开始。 是的，要想对美国媒体对中国和世界的报道有个清晰的看法，那个妖魔化的概念 是用不得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改造一下，使它由“伪命题”变成“真命题”：我 们不再把读者的阅读感受当作出发点，而是单纯地以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作为依据。 就是说，报道中凡是涉及中国或它国的信息负面的内容，都在我们考查之列，如 天灾人祸，如社会动荡，如政治阴谋等等。不管读者怎样想，只要登的是不太好 听的话我们都可叫它“妖魔化”，不，更确切的叫法应是“妖魔话”。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找到了这个新的出发点而高兴，因为新的概念会领着我们走 向查究的正路：美国的媒体如何报道着中国和世界呢？我们下篇有述。 写于2002年七月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